旧作存档：中国神话的识读革命（上）

旧作存档：中国神话的识读革命（上）(2006-01-16 15:24:07)   分类：学术探索  中国神话的识读革命（上） 在中国成都的旷野，一个人骑着青色牛踽踽独行，手里握着驭牛的杖竿。有个农人看见他，就很惊异。他问：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人答道：我从那里来。他用竿指了西方。我到那里去。他用竿又指了指西方。农人看见那人衰老的面庞上有一种圣者的表情，就肃然起敬，问道：你是谁?那人说：我是使徒和运送消息的人，而现在我要回去了。他说。我是最后的人。路要阻断，天与地要隔绝，话语要变乱。我是最后的，你也是最后的。说完，他动身离去。这个人名叫做李耳。 李耳，或者老聃、李聃和老子，他的西归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包含着人类列邦、诸国和万民之间的全部亲密性。我们注意到，在他身后，关隘的门被沉重地闭合了，而后，是秦始皇的宏大墙垣的崛起，东方城堡童话般显现，放射着不可思议的阴郁光辉。这是火焰焚烧竹简和字词所发出的光亮，而在这光亮之后，历史永恒地缄默着，消失在用灰烬和尸体构筑成的黑暗里。字词、语言、帛片、竹简，这些事物的大规模死亡，导致了全部的无知时代的开始。 这是人类地理消息的最沉痛的逃逝。在古代埃及法老的纯金权杖下，在尼布甲尼撒的典雅花园里，在摩亨佐达罗祭司的阔大庙宇中，征服者倾听着信使和学者的报告，发出惊异的笑声。他们从消息里抓住了世界，这就是全部快乐的喷泉。然而征服者的愿望不止于此。他还要垄断它们，也就是像垄断全部珠宝和信念那样，垄断关于世界的消息。这些消息曾经那么丰盛，远远超出了技术和我们的估计。 《山海经》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它表明，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世界地理和文明格局的基本知识。从这部典籍里，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袋鼠“夔”的模糊轮廓，看到非洲大陆上由黑皮肤居民构成的“劳民国”和“枭阳国”，看到“积冰”的北极，被“烛阴”效应所笼罩，沉入永恒的白昼与黑夜；也可以看到美洲大陆上“扶桑国”的灿烂景象，看到“日出之地”的神明、国王及其百姓的幢幢身影。　 然而，使我们惊异的还在于这部古老图书的破碎性：它被肢解成一大堆地理碎片，充满了大量的残损和空缺，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好几部帛书上撕下的碎片，一些富于耐心的汉代学者仔细加以拼缀的结果。毫无疑问，它们是从独裁者及其仆役的手指缝里侥幸遗落的花瓣，零散地报导了来自世界各地文明的香气。 这是古地理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对它的研究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原始的训诂阶段。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它的被残害性。一方面，它被君王的独裁意志所残害，而另一方面，它又被拼缀者──汉代儒学家所残害，后者在拼图游戏中补缀了汉朝的意识形态，结果使这些前朝碎片的意义变得更加难以识读。还原过程中的这种篡改扩大了已有的灾难。 西方世界能够避免这样一种损失么?古代希腊尽管没有像《山海经》那样完整宏大的地理知识，但它发展出了荷马的史诗传统，以及希帕库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clemy)的数学传统。荷马描述了奥德赛在北极所看到的长昼和长夜的非凡景象，而后，阿克那西曼首次用比例尺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希腊处于它的中心，四周是欧洲和西亚，而海洋环绕着这些大陆。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则详尽地描述了地图以外的事物：新的海岸线的标定，冲积平原的成因、温度与风产生的关系，地理格局的对称性，等等。与此同时，柏拉图成了第一个发表地球是圆的论断的大师，他声称这一圆的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许多天体环绕它进行圆周运动。这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神学姿态，它使我们看到了理念世界的高度完美与和谐。 亚里士多德推进了柏拉图的教导，企图用科学主义精神与之和解，并更热衷于谈论世界构成的基质(四大元素)及其观察事实。通过他的范式，他逻辑地推测了赤道的高热和一个南温带的存在。这些知识及其构成知识的神学科学范式，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庞大东征军队携带到了东方，经过巴比伦和波斯波利斯、横穿波斯帝国和阿富汗，一直送抵印度河口。在那个地点，大帝的军队背叛了他，拒绝继续向东方的世界边缘行进。而后，这个马其顿国王黯然神伤地返回了西方(前324年)，而他的世界地理图册却永恒地留了下来，这些古怪的羊皮，成为嬴政所焚烧的诸多旁说邪道之书中最不可思议的部份。 由于亚历山大远征计划的中止，东方与西方彼此认识的又一个机会被置弃了。此后，我们看到的是同时发生于世界两边的历史地理学的无可挽回的衰败。伟大的、曾经照耀着上古英雄行进道路的光焰持久地黯淡下去，人类回到了黑暗的摸索时代，靠着虚妄的种族自我中心概念和幻象图式去支撑种族的存在的信念。只有少数寺院的阴暗贮藏室里收留了上古智力生活的残剩碎片。 这种黑夜景象曾经使汉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度的惊慌、骇怕和痛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追问显然没有被记录在简帛上，却回响于汉代和魏晋人的全部精神生涯之中。而后，在一个民族复兴的新背景里，他们开始了识读由盗墓者提供的先秦文本的文化复兴运动。卷入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既包括以郑玄为代表的儒生集团，也包括像司马迁这样的世袭官吏，既有机智的经院哲学家，也有谨严的语言学家，他们企图通过“注释”来还原先秦典籍的意义。并由此作为跳板，向种族的源头和开端飞跃。 我们看到的无疑是一种被痛苦的信念所支撑的书写活动。它是枯燥、单调、漫长、细致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就像一种儿童猜谜游戏，你可能耗费全部宝贵的生命，却一无所获；你也可能在困窘贫苦的劳作中发现镶嵌于竹简和帛书之中的真理。这又像是一场字词的博弈：从无序的断简残编中找到线索，重新编订它们，补缀脱讹的字词，揭发它们的语义，并最终重建它们的秩序。 皇帝审视着这些。他的家族及其大臣起初有些狐疑，最后则趋向于支持它，因为一种关于祖先世系的有力描述不仅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而且有助于确立他对于人民的永恒的统治地位。这样，西汉的文化复兴运动很快就由一场民间运动转换成了官方运动。董仲舒与汉武帝刘彻的和解是这种转换的标志。从表面上看它不过是儒学在中国的终极胜利，而它实际上却意味着一个由皇帝和知识分子共同设立的文化识读模式的确立：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先秦和先秦以前历史的识读被钦定了，它们必须依照(遵守)下列四项基本原则： 　　(1)坚持把黄帝作为种族和世界的唯一起源；
　　(2)坚持把中国中部作为世界的中心；
　　(3)坚持把神灵当作帝王世系中的真实的历史人物；
　　(4)坚持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描述古代帝王的政治地理格局。 这些法则由于战国时期帝王族谱《帝系》和《五帝德》的发现与整理而得到最后的申明。司马迁，一个因言语闪失而被汉武帝去势的男子，成了第一个运用这些法则写作历史著作的人，而他的《史记》的第一部份《帝王世纪》，则是法则指导下的第一卷纪传体史典。越过仇恨、恐惧与颤抖，他谈去势了的肉体和灵魂，在帝王的辉煌历史中得到了安宁。另一个去势者蔡伦，东汉王朝的宫廷太监，聚精会神地用一堆植物纤维制成了纸张，它们可以用来书写法则和法则化的历史。 在这方面，去势者的功绩是令人嗟叹的。对肉体的手术强化了人在皈依性和赞美性方面的特徵。汉朝的皇帝和欧洲教会的红衣主教们都洞悉了这点。红衣主教为唱诗班的歌手们去势，结果不仅保留了他们甜美的歌喉与音色，也强化了他们的赞美愿望和皈依心情。从此，由于书写者和书写技术的双重进步，古代历史的景象重新变得明朗而无可置疑起来。     官方历史学家、灵便的书写工具，加上后来出现的印刷术，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是避免上古历史地理湮灭的基础。一部符合法则并包含全部上古世界消息的典籍被修纂出来，然后就刻成木版，印刷成大量的拷贝，然后分贮于各地方政府、寺庙或官吏文士的私人图书馆里，这样它们就获得了统计学上的优势：在历经焰焚、水患、蠹蛀或时间的腐蚀之后，总有其中的一部残留下来，成为未来君主和人民标定其在历史地理坐标系中的位置的指南。 这就是汉以后历史消息具有良好的传承性的原因。汉武帝及其他的儒士臣僚，使他们的继承者懂得，放弃秦始皇的粗暴做法，把处理历史的方法从湮灭转向阐释，这是一种更明智和有效的做法。阐释可以消解字词的固有意义，而赋予它我希望它那样的意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机智的湮灭和焚烧么──用君王的历史法则的阴险火焰，去涂抹(修改、编撰和取消)历史本文中的事实与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汉朝正是普遍发生阐释学革命的时代，阐释大师们秉命而生，说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们的姿态、声音和语句，成为他们之后两千年中所有临摹者的范本。 沿着刘彻和汉儒所设定的训诂方向，历史学家们坚定地爬行着，用多种细节去充填古老传说的粗疏框架。例如，使炎帝参与到种族创生的历史中来，并以此来解释种族的南方支派的涌现，而在近代和现代，“中国中心”法则也得到了修正，但人们仍然坚持中国曾经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一条新的法则被普遍运用，这就是关于中国文明的纯粹土著性的原则，它要反驳一切中国文明起源或受惠于外部世界的学说，特别是在它的起源问题上，伦理学和自尊意识顽强地支配着那些饱受伤害的心情，它们要为捍卫刘彻法则和虚构的姓氏而战斗。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疑古学派”在二十世纪的崛起，顾颉刚、卫聚贤和谭介甫的著述，代表了背离法则的反叛倾向，他们对由汉儒确认的上古典籍的可靠性的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钦定历史图式的怀疑，充满了非凡的勇气。面对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人们想要说出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大作用，无异于哥白尼或布鲁诺想要向教会说出“太阳中心”的伟大事实。而他们说出了这个，然后在嘲笑和失意中弃世而去，顾颉刚是这方面的例证，而使我们诧异的是，甚至像鲁迅这样的反叛者都参与到对顾的讥诮运动中去。在一篇有关禹治水的小说中，他甚至被描绘成一个“鸟头先生”，并带有“口吃”的猥琐毛病。但顾颉刚所受的攻击却使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口吃，但他却试图说出真理。 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凶险图景中，可以明显看到意识形态对于历史考辨学的僭替，它切断了我们与上古历史事实的联系，并且坚持把一种由古代帝王及其仆役合作伪造的历史强加给我们，此外，它还要消灭一切企图说出真相的个体。正是这样的压力塑造了“口吃者”，他们必须克服内在的惧怕和忧伤，断续、难以连贯和不可阻挡地挤出灵魂的声音。口吃就是话语讲述的困难性，就是语句产生过程的间断性，它一方面导源于存在的紧张、境遇的逼迫和灵魂的颤抖，一方面导源于话语本身的内在障碍，这是发生于话语主体级位上的事故，它与意识形态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是一件舌边的用具，而且有它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方式。它是一个活物。 一个普通的人总是生活于现世话语的国度里，这就是当下使用的语言系统及其意义识读规则，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边界。然而我们总是谈各种心情(怀旧心情、好奇心情或学术心情)和制度(教育制度、情感制度与道德制度)推出这个边界。它们有力地推出我们，把我们放逐到古世话语的领地。这是与当下生活无关的世界，也就是与我们的生存苦痛无关的世界，由那些完全不能识读的话语风景所构成，它们──在历史中存有过并已退出历史的价值单位(字词、句子和语法规则)──有力地包围着我们，观察和审视我们，而最终则敌意地缄默着，拒绝向我们出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一切进入古世话语世界的人们，都是异乡客和流浪者，过着他所陌生的话语生涯以及注定要从这个价值荒原里找出隐匿的意义。 我所说的正是一种话语识读的过程。它显示了现世话语与古世话语的和解，识读者(我们)充当了这种和解的斡旋人和中介。然而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我更喜欢这样的表述，即话语识读恰恰是我们与历史和解的基本形态。识读，有时也被称作阐释、翻译或转换，它企图找出两个时间段落(过去与现在)的同构和对应的方面，识读者辛勤地构筑着这样的时间隧道，指望着一个联结两种话语世界的奇迹、逃亡的奇迹和离弃现世皈入古世的奇迹。 不错，与其说和解是一次对我们的在所的扩张，不如说是一次令人忧伤的逃亡，它要求我们查询和找回一切现世生活所匮乏的事物。因此，识读的最初操作对象是文字，它是话语的皮肤和逃亡的门扇。死亡的文字从打开了的墓道深处窥伺我们，并且总是保持着傲慢的沉默。 这是针对逃亡者的最初的拒斥。从这个难点中跃出了那些著名的智力探险者，对他们的事业的缅怀，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奢侈，而且与我们面临的生存苦难毫无干系。例如，甲骨文的发现和识读的功绩应当归之于几个清代王室成员或贵族(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正是他们从被农民和药商称为“龙骨”的商周兽骨上发现了这种死亡文字，并通过识读辨认出它们的意义。他们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向古世话语的逃亡，他们的灵魂必须栖息在过去的话语制度中才能得到安息。然而他们却无法处理肉身，也就是无法使肉身追随灵魂的步伐。 这时，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悲痛的人的分歧。罗振玉激烈要求着肉身的在所的退归，即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把现世话语变回到古世话语上去。他在日本和中国东北坚定地营造着由被废黜的皇帝主持的小型帝国，这种帝国使他实现了灵魂与肉身的双重逃亡。然而王国维拒绝这样的方式。这个人拥有比罗振玉更痛切的悲伤，因为他了解事物的真相，了解肉身话语和灵魂话语的永恒分裂，了解他的灵魂可以离弃他所痛恨的现世，而他的肉身却必须长久地耽留下去。他的解决方法是死亡，也就是从燕京大学的湖岸向水的深处奋然一跃。 这样的结局已经超出了话语的技术领域，它是话语意识形态所出示的一种令人惊骇的景象。毫无疑问，古世话语并不是识读过程的终端，而是一个类似于打开中国套盒的漫长序列。越过古世话语的纹饰、图案、文字、语词、句子和规则的盒子，一个更内在和意识形态的盒子浮现了，以消逝于时间之河中的全部历史的名义，恳求、引诱和命令我们把它打开。 全部的疑虑和苦闷都在这个临界点上积聚着。这也就是关于潘多拉之盒的巨大疑惑：在我打开它之后，它将伤害我么?从希腊神话中可以获知，由于普罗米修斯把火焰交给了人类，宙斯企图假借潘多拉之手去惩戒人类。这个纯真的女人并不了解真相。她把自己嫁给了普罗米修斯家族的一个成员，并且快乐地打开了那只来自宙斯的阴险的盒子，如同普罗米修斯打开天庭的火焰。然而，潘多拉没有看到任何明亮的事物，恰恰相反，从这个美丽的盒子深处涌现出了人类的全部罪恶、疾病和苦难。（未完待续）
本文插图：（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