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人死里逃生窥视到石油工业的秘密（组图）

美国石油公司工人拉里·普雷克在尼日利亚遭到绑架。这次噩梦般的经历让他窥视到石油工业的肮脏秘密。

拉里·普雷克正准备去睡觉，突然听到枪声。普雷克工作的油驳船夏安号此时正停在距离尼日利亚海岸6英里地方。他是为休斯顿石油燃气公司全球工业(GlobalIndustries)工作的钻探工人。刚上完晚班，吃了一顿难吃的非洲式晚餐，情绪恶劣。一开始，“砰砰砰”的声音听上去不太真切，后来，子弹在金属船上反射四溅，子弹穿透金属板的声音越来越大，毫无疑问，他们遭到袭击了。

普雷克看上去不像传统的海上石油工人。他37岁，瘦削，瘦长的手臂，满头银发。他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油船上度过，并自修了两项大学文凭。他勤奋、有幽默感，长着一张年轻的面孔，是一位天生的领导。

普雷克走进控制室，发现工头凯文·菲勒和工人麦克·罗塞尔、克里斯·盖伊正蹲在窗户下。他们似乎被吓得瘫痪了。普雷克抓起无线电，开始呼叫。他早就默记下安全条例，开始按部就班地步步执行。

“我们遇袭了，”他通知附近的后勤补给船。他们是帮助普雷克和他的手下为谢夫隆公司铺设石油管道的。“弃锚开航，弃锚开航！“

图：普雷克与一名俄罗斯记者交谈。这名记者在写一篇关于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报道时无意中碰到被扣押的几名人质。

海上黑漆漆一片，普雷克看不清控制塔外的情形。没有人注意到3艘快艇在夜色掩护下靠近驳船，全副武装的男子爬上船。在枪声和爆炸声音中他恍惚听到了脚步声。他想要发射信号弹，但害怕打开窗户就会被人击毙。

普雷克默念着安全守则第二步，开始呼叫护航的武装警卫船。刚有人回答，一群提着突击步枪的尼日利亚人撞开门，冲进控制室。

枪手戴着红色、白色和黑色的头套，穿着迷彩军裤，赤裸上身，胸膛上挂着子弹，包围了4名美国人。有人用枪口戳普雷克的脑袋，命令他面朝下，趴在地上。另一人朝他的胸口猛揍了一拳。

“趴下、趴下，”普雷克听到一个低沉的嗓音说，“我们要找你们的船长。谁是船长？”

普雷克不愿出卖任何人，告诉他们说船长应该在甲板上。来人推着他和控制室里其他几人走下梯子，朝救生筏走去，子弹还在四周呼啸。但周围看不到一名船员。

夏安号上有11名保安，3人在反击时负伤。据船员后来告诉普雷克，其他保安把枪扔进水里，脱下制服，退到船舱内，和大约240名船员封住了舱口。

只有普雷克、罗塞尔、菲勒和盖伊留在了上面。

几分钟后，枪手变得不耐烦起来。“船长他妈的在哪？”他们一遍一遍地嚎。而普雷克在想，“警卫船去哪里了？”为拖延时间，普雷克说船长应该很快就到。他们又等了一会儿，袭击者开始在船上搜索战利品：香烟、弹药、望远镜等等。普雷克不知道警卫船停在1.5英里之外，几乎两小时后才赶到。

“我们找不到船长，”一个粗鲁的声音说，“我们要带你们走。”他们把4名美国人押到船尾，推着他们上了袭击者的快艇。普雷克和菲勒在一艘船上，罗塞尔和盖伊被扔进另一艘船。快艇绕驳船又开了几圈，匪徒们朝船体狂扫子弹。然后，驾船扬长而去。普雷克祈祷后勤船上的保安不会向他们开枪。追逐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匪徒停止射击，朝岸边驶去时，普雷克长长出了一口气。

快艇离开开阔的海面，拐进一个河口，朝内陆驶去。15名尼日利亚人分别乘坐3艘18英尺长的玻璃纤维快艇。每艘艇的末尾挂着两个巨大的275马力引擎。

“也许我该跳船，”普雷克在心里盘算着。但他不能丢下自己的同伴。于是他安静地坐着，猜测自己会被带去哪里。

快艇沿着漂浮着油污的水道进入丛林。引擎的轰鸣掩盖了几乎一切声响。一名男子拿着手电筒站在船头喊口令，指挥方向。一名匪徒递给普雷克一包香烟。另一个匪徒忙着清理自己步枪，取出空弹壳丢进一个柴油桶。偶尔，船停下来，驾驶员装满油箱，又继续上路。有时快艇故障，他们就静静地漂浮在水上看着匪徒修船。

黎明前，快艇在一个临时码头停下。普雷克第一次听到丛林发出的声音。鸟叫声、蜥蜴和昆虫发出的声音。然后，他听到了击鼓声，一下子联想到电影《金刚》。他茫然地看着村民跳舞、大喊大叫、朝空中开枪。

匪徒押着普雷克等4人走进营地。一个看上去像是巫医的家伙朝他们脸上喷水。绑匪们示意他们坐到一张长木凳上。审讯开始。“名字？职位？为什么来尼日利亚抢走我们的工作？”

自从2007年5月7日被绑架之日起，普雷克一直在猜测绑匪可能属于一个叫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的反叛武装。对于MEND，他是既存有希望又害怕。多年来，MEND一直在绑架外国石油工人，以此作为对付政府的砝码。传闻腐败官员把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吞进私人腰包，而这些钱本该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修建学校，为人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MEND是一个残忍的专业组织，但被它扣押的人质大多安全获释。

随着审讯继续，普雷克意识到，绑架他的人并非MEND成员。这些人说他们是“尼日尔三角洲自由战士”成员。头领叫艾格贝玛·奥尼。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只是想要钱，每个人质要价100万美元。普雷克知道自己的公司绝不会支付如此昂贵的赎金。他闭上眼睛，心想，“这里大概就是我的坟墓。”

从出生之日起，普雷克就和石油结下不解之缘。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他的家乡海湾镇建有美国最大的炼油厂。他的祖父是一名有着传奇色彩的海上钻探工。他的父亲参加过最艰难的北海石油钻探工作。高中毕业后，普雷克继承家族传统，进入石油行业。

19岁至25岁期间，他一直在海上钻塔上工作，去过印度洋、南美和马来西亚，在尼日利亚工作过4年。1995年的一天，他在工作时伤了背，不得不上岸。那时他已经结婚。妻子克莱特是他休假时在家乡酒吧认识的。结婚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阿莱西亚出世。看到丈夫因伤下火线，克莱特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当普雷克在海上时，她就像警察的妻子一样忐忑不安，害怕半夜接到电话说丈夫出事了。

不同于多数海上石油工人，普雷克并没有太多怀念大海。他很擅长摆弄机械，回家后在当地大学修了一个电子学文凭，然后又去马萨诸塞州一所专科学校学习移动通信，学会如何在豪华进口车上安装无线电设备。凭借这些知识，不久他就在得州找到一份工作，开始新生活。9·11后，美国经济萎缩，人们再不愿意把钱花在昂贵的汽车无线电上。普雷克的收入锐减。为了养家糊口(克莱特又生了一个女儿，杰黛)他甚至开始兼职送比萨饼。

2006年末，普雷克因为无法偿还抵押贷款，房子即将被拍卖，被逼无奈，他决定回石油公司工作。

“一天，他回到家，对我说，‘宝贝，我别无选择，我不想回去，但是必须这样做’”克莱克说，“多年来，他第一次流泪。”

2007年3月，普雷克开始为夏安号工作，他很清楚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他知道尼日尔三角洲经常有外国人被绑架。过去几十年来，腐败的官员一直在鲸吞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这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

上世纪60年代末，尼日利亚内战结束后，政府控制了该国的石油收入，故意让尼日尔三角洲地区保持落后状态———没有道路、电力、干净水和工作———希望以这种方式扼杀革命，结果适得其反，当地人饱尝苦难，复仇主义盛行。

“腐败官员贪得无厌，”休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凯琳·克里曼说，“他们任由石油公司无视环保规则。土地、水、空气都被严重污染，当地人甚至无法以传统方式维生。被毁坏土地再也种不出庄稼。”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指数》，尼日利亚在世界最腐败国家中排名121，在非洲排名22。2008年情况比2007年(普雷克被绑架那年)有所改善。相比之下，因为海盗而臭名远扬的索马里2008年在全球最腐败国家中排名180，在非洲排名47。

根据追踪尼日利亚安全事件的网站OyibosOnline统计，迄今为止，已有62名外国人在尼日利亚遭到绑架。2008年，81人被绑架；2007年172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海上攻击、劫持炸毁输油管道等恐怖事件。

“你大概听说过血钻石？”普雷克说，“在尼日利亚，他们叫石油为‘血石油’，因为它造成了如此多的死亡和恐怖。“他们盗窃绑架，甚至杀害自己的血亲，对他们而言，生命是廉价的。”

部落和反叛武装组织劫持石油公司工人。因为政府依靠这些公司开采石油，把资源换成钱。绑架者公开声称，他们的目标是“阻止石油出口，终结腐败”，迫使政府投资开发落后的三角洲地区。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绑匪的动机各种各样，有的只是为了获取基本生活物品，有的是真的贪得无厌。当地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反叛武装自己造成的。他们炸毁输油管道，袭击抢修管道的工人。他们还会切断管道，劫走石油，在黑市上出卖，换取武器弹药。

最严重的问题是，石油公司将恐怖活动代价、赎金、营救人质开销算入成本，导致反叛武装的破坏活动永远无法达到目的。真正的受害者只有被绑架人质和他们的家人。

第一晚，4个美国人被关在一间简陋的小茅屋内。屋子里有一张桌子，一张长椅，一台连接发电机的风扇。一个电灯泡挂在天花板上，整夜亮着。

绑匪全部离开后，几名人质才惊慌起来。他们知道，尼日利亚军队害怕深入丛林。他们好比被困在一座孤岛上。普雷克思来想去，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们没救了。”第一天晚上，普雷克睡了不足1个小时。绑匪在地上扔了几个薄薄的泡沫床垫。他睡在菲勒旁边。

第二天，5月8日，星期二。早晨5点，普雷克在鼓声和枪声中醒来。一名男子打开门，把人质带到旁边的房屋。让他们坐在4把塑料椅上。这变成了每天不变的流程。

那天晚上，克莱特一直心神不宁。她和普雷克约定每天晚上通过Skype(网络电话)通话，但她因为去体育馆接女儿回家晚了。终于有时间上网，又总是连接不上。正忐忑不安的时候，电话响了。她冲下楼，还未来得及接电话，自动应答机启动了。

“我没有听清打电话人的名字，”克莱特回忆说，“他只说，他是和拉里同公司的某某。我的心一下子沉到最低点。”

克莱特拿起电话，那人告诉他，普雷克的驳船被袭击。普雷克失踪，还不清楚他是否被绑架。

“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克莱特说，“我朝他喊说，‘你们最好找到他，把他送回来！你们最好祈祷。如果他死了，我会把你们的公司告到破产！“

她转身挂断电话，发现两个女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她们听到了每一句话。“爸爸死了吗？”5岁的杰黛问。“不，宝贝，”克莱特说，“他只是被坏人带走了。我们会把他救回来。”

克莱特是个不说废话的女人，声音尖得可以切玻璃。她气得不行，立刻打电话把消息通报给所有认识的人———家人、朋友、邻居。然而，最让她生气的是自己。她后悔放普雷克回去石油公司。他们每天晚上通过Skype交谈，知道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普雷克工作的地区已经发生过好几起绑架事件。克莱特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第二天下午。普雷克意外地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还活着，但是不知道身在何处。克莱特感到一些安慰，但她知道最困难的还在后面。

晚上，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来到克莱特家，给电话装上窃听器和跟踪装置，并告诉克莱特，如果普雷克再打电话，立刻通知他们。

克莱特说，当全球工业得知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后很不高兴。公司代表告诉她，如果普雷克或绑匪再次和她联系，应该先通知公司，然后再告诉调查局。公司官员说，他们不希望任何人干扰他们的营救工作。

“我觉得很矛盾，”克莱特说，“但联邦调查局的人对我解释说，我丈夫现在是一名美国人质，而他被劫持是全球工业公司造成的，我应该能够明白自己应该忠诚的对象。于是，每次拉里打电话，我首先通知调查局。”

全球工业的官员还阻止克莱特和其他3名被绑架者的妻子联系，威胁说，如果她试图单独和绑匪谈判就切断她家的电话线，他们同样不允许她和媒体交谈。只有CNN播报了一条简短消息，说4名美国人在尼日利亚海岸被绑架。

这一切压力让克莱特身心俱疲。她把孩子交给母亲和妹妹照看，自己日夜待在客厅里，守着电话，不吃不喝，体重掉了20磅。普雷克偶尔来电话。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没有任何进展。母亲节那天，她收到一束鲜花，是普雷克在被绑架前在网上订购的。

从早到晚，普雷克的绑架者们整天穿着一条裤衩，喝酒、抽大麻、朝天乱放枪。他们把大麻叶装在50磅的米袋里。到了中午，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把抽剩的大麻混在发酵椰子汁里，继续狂灌，直到倒地不省人事。在醉倒之前，总会有一两个人不知为什么打起来，拿着弯刀和大棒在那里互砍。

在闷热的下午，普雷克坐在绑匪安排的塑料椅子上，无聊至极。绑匪们有的打牌，有的围在一个小电视前看那放了千百遍的《兰博》和让·克劳德·范达姆主演的烂动作片。突然，普雷克意识到，这些人不是在娱乐，是在学习。他们以为电影里演的是真的。他们问普雷克影片里到底死了多少人。他不得不苦口婆心跟他们解释说，那是好莱坞瞎编的。

饮用水是瓶装的。但是食物还不够塞牙缝。一天早晨，村民把一只鸡扔进锅里，煮了一天，过了头，晚上吃的时候鸡肉老得像橡皮。另外一次，他们挖了一个坑，杀了一头有病的山羊。其他多数时候是罐头猪肉和金枪鱼，加上一点儿甜味米饭。晚餐时间是下午4点，吃东西的时候苍蝇成群。后来普雷克说服绑匪把晚餐时间推迟。他宁肯吃东西陪伴周围的是蚊子而不是苍蝇。

睡觉前，为了凉快，普雷克脱下厚重的牛仔裤。至今他身上还有许多红色的斑点，全是蚊子留下的纪念。

一些村民在被污染的河了洗澡。普雷克不敢下水。他的左腿脚踝上被蜘蛛咬了，伤口已经化脓。他可不敢在被村民当作公共厕所的河里洗澡。他把肥皂涂在腋下，厚着脸皮让人抱怨他满身恶臭。他也不敢用绑匪提供的刀片刮胡子，害怕感染艾滋病。最后，他的胡子长得遮住了嘴巴。

晚上，4个美国人开始讨论逃跑计划，设想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有人提议普雷克用藏在鞋子里的小刀干掉一个守卫，再夺了他的枪。“然后呢？”普雷克问，“假设我们占领了营地，终归是要出去的，假如在河上和他们撞上怎么办？我们不认识出去的路。再说了，他们在河边一路都安排了哨卡。”

普雷克开始给绑匪取绰号。比如“老板麦克”、“武器专家本”、“爆破专家巴巴。”许多绑匪告诉他，他们的梦想是去美国当职业罪犯。他们想抢劫银行，一夜暴富。本·拉登是他们共同的偶像。当普雷克说，基地领导人策划的9·11袭击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但这些人对此毫不在乎，觉得能和美国对着干就是英雄。

一段时间后，普雷克认识了“厨师桑尼”。他负责人质的水、食物和香烟。桑尼说，他的梦想是去美国开一家餐厅。普雷克开始同情他的绑架者。虽然绑架绝对不值得提倡，但他可以理解这些人这样干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石油为尼日利亚换回源源不断的钞票，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却依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尼日尔三角洲自由战士组织头领叫艾格贝玛·奥尼。他告诉普雷克，他是某个部落的王子，曾在石油公司的驳船上担任工程师。他想用人质做政治杠杆。但很快，普雷克就意识到，奥尼只是少数派。多数人只想要钱。每当奥尼离开营地的时候，冲突就会激化。这时，绑匪就会让普雷克给全球工业、他妻子和尼日利亚政客打电话，索要赎金。

“告诉他们把钱送来！”绑匪对普雷克吼，“如果拿不到钱，明天我们就杀了你！”

绑匪用枪口戳普雷克的脖子，不停地威胁。一个大块头反复说，要切下普雷克的小指头，送给他的雇主看，说明他们不是闹着玩的，然后，一阵狂笑。负责制造炸弹的家伙对他说，他绝不可能活着出去。他已经做好了一枚特别炸弹，就等着送他去天堂。

绑匪在丛林深处清理出一片空地，放了张长椅子。每当听到异常声响，他们就抓起人质，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赶进林中空地。直到声响结束。一段时间后，普雷克他们也学乖了，听到响动就自己跑进树林去等着。绑匪威胁说，如果有人敢来救他们。他们会先杀了人质，再和那些人拼个你死我活。

谈判似乎停滞不前。普雷克和环球工业联系的一个号码突然就打不通了。当他拨通公司主机后，接线员总是听不到他的声音，然后开始诅咒骂人，拒绝转接分机。绑匪又让普雷克给尼日利亚总统打电话，但总统秘书根本不想和他们打交道。每次东拉西扯扯半天，预支话费就没了。绑匪不高兴了，有一次在普雷克打电话时，突然在他背后点燃一枚炸弹，炸飞了电话的天线。普雷克先惊后怒，旋风一样坐回自己的塑料椅子，拒绝说话。

“这就像在和小孩玩过家家游戏。”普雷克觉得郁闷无比。

在老家，克莱特同样沮丧。

“我觉得自己快疯了，因为这事情一拖再拖”她说，“我总在想，‘真不想醒来，在房里等一天电话……我觉得绝望。好像自己也成了人质。”

日子一天天过去，普雷克的情绪开始剧烈波动。有时候，他看似很平静，坐在塑料椅子上，来回转动结婚戒指，一坐好几个小时，想像着从前一家人打保龄球的样子。唯一让他觉得安慰的是，他已经立了一份遗嘱，如果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能得到妥善照料。人质们在心理上相依为命。普雷克崩溃时，其他人就安慰他。有个同伴受不了哭了，引起绑匪一通嘲笑。普雷克站起来说，“他就是流泪了也照样是个男人。”

有时候，普雷克觉得绝望透顶，有拼命的冲动。他觉得，即使绑匪不杀他，他也会死在别人的手里。他厌倦了绑匪虚假的威胁。“我绝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待上6个月，”他告诉绑匪，“你干脆杀了我得了。他握着藏起来的小刀，好像握着救命稻草。他对活着出去已经不抱希望，而是想，“上帝，给我个启示，让我知道该什么时候上路。在去天堂之前，我得先把几个坏蛋送进地狱。”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在谈判期间，MEND发现尼日尔三角洲自由战士绑架了几个美国人，并要求巨额赎金。这让他们非常不满。MEND相信劫持人质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是对付腐败政府的砝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决定给这一小撮投机分子一个教训。

2007年5月27日，星期天，MEND导演了一起营救行动。当MEND的快艇靠近岸边时，普雷克的绑匪开始嚎叫、开枪。有人抓住人质，推着他们走向河边，显然是要拿他们当挡箭牌。绑匪对着普雷克的耳朵说，如果他们被MEND杀死，那不能埋怨他们。

普雷克躲闪着，试图从阵地中央冲出去。这时，MEND的船开始撤退。他们看清了形势，害怕误伤人质，没有开一枪一炮又突然离去。

普雷克和其他3名人质跑回他们的房间，把门反锁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身高6英尺，名叫让-保罗的大汉踢开房门，用枪口指着他们。普雷克觉得自己死定了。突然，一群村民猛扑向让-保罗，抢下他的武器。被MEND盯上后，人质从砝码变成了麻烦。许多村民像让-保罗一样急于摆脱他们。

骚乱停止后，绑匪允许人质使用电话。普雷克先给父母打了电话，然后又向克莱特道别。“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况不妙，”他平静地对妻子说。克莱特在那边已经泣不成声，“我回家的希望很小。照顾好孩子。我永远爱你们。”

第二天早上，MEND成员和附近村子的长者拜访了绑匪的营地，他们和艾格贝玛·奥尼谈了一天。桑尼对普雷克说，“也许你今天就能回去。他们谈得挺认真。”普雷克拒绝相信这个消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但是，当晚，人质们被告知，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艾格贝玛·奥尼陪人质坐船来到附近村子。在那里，普雷克目睹大笔钞票易手。奥尼抓起普雷克的手，放到一位长者的手里。长者拄着拐杖，穿白色长袍。“你现在属于我了，”长者说，“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

离开奥尼和他的自由战士，人质和MEND成员上了另一条船，向MEND营地驶去。普雷克不确定他已经自由了，但还盼望着新营地至少会好过一些。他们沿着河道七弯八拐地走了6个多小时。偶尔，驾驶员提醒普雷克不要吸烟，水里的石油太多。MEND成员不停嘲笑自由战士，叫他们“小屁孩”、“小狗”。

最后，快艇在MEND的村子停下来。正如21天前进入自由战士的营地前一样，也有个巫医模样的人朝他们脸上洒水。普雷克被领进一间堆放着火箭筒和AK-47的大房间，被告知，明天一早会有直升机来接他。

那天晚上，普雷克辗转难眠。黎明过去，到了中午，还是不见直升机影子。“也许晚一点，”一名MEND士兵说。等了半天仍然不见飞机。普雷克想，这大概又是绑匪的谎言，他又被骗了。晚上6点，普雷克和另外3名人质被送到一艘船上。

船在水上静静地行驶。运河变得越来越宽，超过100英尺。在河中央，驾驶员突然关掉引擎。普雷克张望四周，心想，“就现在，他们要杀了我们，就地抛尸。”普雷克看见驾驶员一只手慢慢伸进衣兜。他伸手准备取出小刀。这时，那人掏出一台手机，对着话筒说“我们接到他们了。”

再次回过神来，普雷克正从船上下来。船停靠在瓦里附近的一个码头。瓦里是尼日尔三角洲的一个主要城市。一辆政府牌照的车子把普雷克送交到全球工业代表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手里。然后，他坐上飞往拉各斯的飞机，再转飞伦敦，接受一位热带病专家的体检。

被绑架22天后，普雷克、菲勒、罗塞尔和盖伊终于获释。

克莱克刚带孩子从麦当劳回家，突然听到电话铃响。是全球工业的人。“我们找回他了。”电话里的声音说。第二天，克莱特飞抵伦敦。

由于古怪的英国保险法，普雷克和其他3人无法进入热带病医院。他们在一家诊所接受了检查。除了被蜘蛛咬的伤口有点儿严重，普雷克没有其他大毛病。有两人不幸染上了肠道寄生虫。但普雷克可以立刻回家了。过去48小时，他一半时间在飞机上，然后被医生戳来戳去，还要接受记者采访，被公司代表威胁不准到处乱说话。现在他只想回家看妻子和女儿。

回到老家，普雷克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普通生活。有几个月他拒绝谈论绑架经历，整晚做噩梦。半夜醒来吓得满身大汗。他去看了几位心理医生，似乎没有太大帮助，又主动去精神病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时间似乎是唯一的良药。2008年末，他接受手术修复了被绑匪枪托敲坏的颈椎骨。

他决定再不回石油公司工作。

有很长一段时间，普雷克整天在互联网上搜索艾格贝玛·奥尼和MEND的新闻，但是毫无所获。

今年年初，尼日利亚总统奥马鲁·亚拉杜瓦大赦叛军武装。据当地报纸报道，艾格贝玛·奥尼也在大赦名单上。据说亚拉杜瓦已下令政府投资发展尼日尔三角洲。但是，暴力事件并未停止。不久前，MEND多次袭击壳牌和谢夫隆公司的输油管道，迫使谢夫隆撤离当地的几百名员工。MEND继续发动针对使石油公司的袭击，宣称大赦并不足以解决这个国家的老问题。

在普雷克看来，这一切充满讽刺，“MEND是最声名狼藉，也曾是我最害怕的组织，但我们却是被他们所救，我听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我现在更能理解他们的苦难，理解他们铤而走险的原因。我对他们依然心存感激，因为当别人抛弃我们时，是他们救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