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文革中夺权，接见20万“朝圣”红卫

凤凰大视野——《一个农民的传奇——陈永贵人生沉浮录》
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山西，走出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农民，他就是当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人说他大字不识，有人说他大智若愚，还有人说他非常有政治头脑。查阅陈永贵的履历，在他的档案里有着这样的记载：
1952年，37岁的陈永贵被评为了省级劳动模范，开始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1971年56岁的时候，是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60岁，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65岁的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如今陈永贵已经逝去了二十几年，我们再一次发掘那些历史的斑驳，寻找一个真实的陈永贵。
第三集：劳模夺权
陈永贵向来访者介绍大寨经验
陈永贵学习《毛泽东选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场百万人大会后来被称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此后不过两天，全国性的大串联形成高潮；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无比神圣。
1967年3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那段时间，陈永贵的身份在迅速变化着。2月11日，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两个人还在一起照了相。陈永贵最受毛泽东赏识的就是这种一致性，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
毛泽东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如今，陈永贵又一次印证了他的观点。在大跃进期间扫盲的陈永贵，每到县里开会，总不忘吭哧吭哧的做记录，散了会还要找人对笔记。曾经有熟人笑话他说，别记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这个故事从此传为笑谈。

相关资料：陈永贵夺权
屋漏偏逢连夜雨
1966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了全国。就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陈永贵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证明这位劳模并没有落伍，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新大寨粉碎了孙治方的谬论》。
是日下午五时许，昔阳县127个村庄突然遭到风、洪、雹的袭击。同日，一股龙卷风自南掌城村扫至北掌城村，围九尺高七丈余的两株五百年古柏被连根拔起，五百余斤重的碌碡自窑顶卷落院中，两只绵羊被卷入半空，一个人被三次旋起摔下。房揭顶、河断流、苗扫光、土卷尽，毁树四千余株。
昔阳县关于异常天象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元年。是年寒冬，雷声大作。
1966年8月号称红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风雷激荡的月份。8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首次表示了对红卫兵造反的“热烈的支持。”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另一个“司令部”宣战。8月8日，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布军装，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大海一般沸腾的群众队伍中，与狂喜的红卫兵小将握手，并且向全场红卫兵招手致意。
这次百万人大会后来被称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会后不过两天，红卫兵就冲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抄烧迅速形成风潮。8月31日，毛泽东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在大会讲话中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毛主席支持革命师生的大串连。于是，全国性的大串连立即形成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各色人等涨满了各线铁路，连车厢而所那一点空间也挤进了六七个人。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要继续学大寨：“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
大寨成为圣地
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似乎代表了未来的理想世界，因而成了一块圣地。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神明般的永贵大叔先后接见了20多万红卫兵小将，许多红卫兵见了陈永贵之后，都说自己有一种“浑身是劲”的感觉。这些敢做敢为的红卫兵小将敢砸井冈山的展览馆，敢揪斗井冈山管理局的老红军，但是在陈永贵面前他们毕恭毕敬。曾有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想冲大寨展览馆，把展览改得更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永贵哼了一声，立刻有大寨的农民手持镢头严阵以待，展览馆的大门也用砖头封起：想动展览？门也不让你摸！谁敢动一下试试！
尽管陈永贵空前地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心里却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对红卫兵也颇不以为然。
从表面上看，陈永贵跟形势跟得很紧。批三家村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三家村，打倒反动权威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驳权威，可是他心里却没谱了。学大寨虽然号称是一场群众运动，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官办运动。实行起来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没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根本就谈不上大学大寨。因此，陈永贵在骨子是要组织纪律，要铁腕权威，不要混乱和造反的。昔阳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的红卫兵搅在一起冲冲杀杀，还计划要夺县委的权，他听说了就不痛快。偏偏这些红卫兵还来找陈永贵，请他出面支持，陈永贵哼哼哈哈地应付一通，支走了红卫兵后颇不以为然地哼道：“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他们这几个毛娃娃能掌了权？哼，害去吧(即玩去吧)！”
陈永贵甚至很忧虑。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搞串连，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戴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斗，很有点像一年前搞四清的“形左实右”。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
另外，文革开始后，十月事件再次翻了出来。王贵科和李韩锁等人被关进昔阳商业局的大院里，张怀英在文水县多次挨斗，他的四岁女儿也被拉去陪斗，“革命群众”当着他女儿的面打断了他三根肋骨。人们也没有忘记陈永贵在山东为十月事件鸣冤叫屈的事，省、地还专门派人赴山东调查他的“放毒问题”。
贾进才责备陈永贵：“你咋也不出面说说？再不管，怀英还不得让人弄死了？”


总理给红袖章 自己当红卫兵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称病上京了。他跟勉强支撑着的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
北京的街头，到外是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满天飞，宣传车满街跑。连老老实实的公共汔车也糊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标语口号开来开去。
陈永贵直奔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总理。三天后的晚上，周恩来挤出时间，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陈永贵，见了总理，陈永贵咧开嘴笑着，恭恭敬敬地握了总理的手，说：“我给你带了筐苹果，大寨产下的。”周恩来笑道：“哎，你们的苹果我可不敢吃，给主席送去吧。”
这年年初，大寨曾给毛泽东寄过苹果，毛泽东收下了，中央办公厅还特地回了封信，回赠大寨大队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照片。
寒暄几句之后陈永贵就开始向总理诉苦，他有一肚子话，一肚子问题，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大寨乱得不行，红卫兵多得没法办，一群姓姓不是打倒这个就是打倒那个，好多人还带着小刀刀。周恩来笑道：“那不是小刀刀，那是匕首。”
陈永贵问道：为什么每次运动，非把苗头（矛头）都对着我们？这个文化革命到底是怎回事？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的老战友都打成革命了？”他讲了一通十月事件，又讲到“十月事件受害者”目前的处境。
周恩来听了，极含蓄地答道：“这个问题，各级党委都解决不了。这样吧，我给你几个红卫兵袖章，你们自己去斗嘛，自己解决问题。”
陈永贵似懂非懂地接过红袖章，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怎么能让文水县放出张怀英，让临行前他要去请假的昔阳县委放出李韩锁等干部。他把红卫兵袖章收好，又谈起了生产问题。他说，大寨的红卫兵一拔接着一拔，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人来，大寨的地方小，盛不开，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
周恩来让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至于乱哄哄的局面，周恩来让陈永贵找县委，由县委出面帮助大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起了化肥。陈永贵请总理帮个忙，批准他们建一个化肥厂：“我们县里连续要求了三年，为了搞化肥，我们的干部出去请客送礼，四清整死了四十多个人。”
周恩来说，这个好办，明天国家计委要开会，我让他们把你们的化肥厂纳入计划，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
陈永贵闻言大喜，别的事也顾不上提了，就着急回县里办厂。他后来这么说当时的心情：“这一下我就不顾反啦，你愿反就反吧，就跑回来建厂啦。”这次在文革的大乱时刻占用了国务院总理四个小时的谈话也许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陈永贵的心目中，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他谈起这次见总理时总要强调化肥厂：“这是中央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也是我们昔阳的永远利益。”“文化大革命前，因为搞化肥，到处受欺负，受欺负也弄不下。现在，我们有了这座化肥厂，看该多主动呀。”
政坛翻天 劳模夺权
回山西的路上，陈永贵在火车上与一位省委高干的夫人想遇。这位夫人说她们正准备夺权，请陈永贵站出来支持她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这在当时尚无先例，陈永贵吃不准局势，就来了一个不说话，咬住牙不表态。他不知道，十几天之后就将出任山西省最高领导的刘格平此时也在北京，正等待中央文革的召见，准备回山西夺权。
1967年1月正是中国的省级政坛开始翻天的月份。这里这先放下陈永贵的活动，说说山西省和全国的局势。
1967年1月3日，上海的文汇报被夺权。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军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就在这一天，江青叫关锋找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山西省挂名的副省长，其经历却很不一般。1936年，他与60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块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认为履出狱手续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有损气节，宁可不出狱也不肯执行中央指示。1966年12月，江青在整刘少奇的材料时发现了刘格平的惊人之举，就召他进京谈话。刘格平在京等了许多天，直到上海夺权之后，江青才叫关锋让刘格平立即回山西夺权。1月8日刘格平奉命返回太原。1月9日，刘格平等5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同时策划夺权。
1月11日，以十三治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及各路造反大军联合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刚刚三十出头的杨承效任总指挥，成为夺权的前台人物。
1967年１月12日凌晨1时，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各路造反派在杨承效的号令下联合行动，“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所谓夺权斗争，除了占领和抄家之外，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抢公章──印把子。是日夜间，造反派从各党政部门抢来的公章装了半麻袋。
这一天晚上，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被杨承效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起来。18天后的夜里，卫恒自杀身亡，成为文革开始后的第二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书记，山西则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市。
1月13日晚，刘格平等三位领导干部在前台亮相了。他们向两千多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次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12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
在省城大乱的同时，陈永贵正在村里琢磨着出山还是不出山。
陈永贵早在返晋的火车上就听说了夺权的风声。山西的别外一位著名劳模李顺达也挺早就听到了风声。这两位全中国最有名庄稼汉在山西举足轻重，谁都想拉。不管是谁夺权，有了这两位喝过毛主席的酒，得过毛主席的批示和表扬的人物的参与、支持，哪怕只是声授，其合法地位也会大大巩固。问题是这两位庄稼汉慎重得要命，硬是不肯表态。庄稼人的本能似乎告诉他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侯，除了上海这个直辖市，省级夺权毕竟还没有先例。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不管你拿得准拿不准，只管一日千里地往前奔，落伍者还有被淘汰，甚至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一位纺织女工出身劳模在太原打长途催李顺达：“老李！喂！老李，赶快决定，喂，劳模都要出山啊！你吭声呀！你咋不说话？喂！革命形势需要你出来啊。喂！”李顺达道：“情况我不大了解啊！是啊，我身体也……，啊，看看吧，是啊，我看看吧，再联系吧！”他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不出山？不会闹个对抗文化大革命？出山？他忽然想起了老搭档陈永贵。
“给我挂昔阳，陈永贵！”李顺达拿起电话，吩咐县总机。办大事前先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这也是中国农民处世小心的传统习惯。“喂！老陈吗？我是李顺达！”“啊，老李呀，我早就等着你的信呢！”陈永贵笑道。
“老陈，你说咋办呀？”李顺达劈头便问，他感觉着陈永贵心里转悠的事一定跟他一样。
“什么咋办？啊？哈哈！”陈永贵不知是不是在装傻。
李顺达把情况说了，刚讲完，陈永贵就说道：“老李呀，你拿个主意吧！”
李顺达道：“我就是问你哩！你倒问开我啦！你去不去呀？”
陈永贵道：“哎呀，老李，你去我就去！”李顺达也同样答道：“哎呀老陈，你去我就去！”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最后相约各自从家里出发，共赴太原造反夺权。
其实陈永贵比李顺达心里有底。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顺达就在西沟埋头不出，每天只是听收音机。而陈永贵毕竟去了趟北京，见了总理，还得了几个红袖章。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对红袖章所包含的暗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陈永贵与李顺达相约赴太原参加造反之前，文水县出过一件事，给了陈永贵很大启发。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大闹文水，将张怀英抢了出来。文水方面马上发出追捕令，搜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张怀英。消息传到昔阳，县有关方面估计张怀英可能逃往大寨，便派人严密监视了通向大寨的道路。陈永贵听说了红卫兵抢人的举动，恍然大悟地说道：“噢，总理给我袖章，叫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原来是这个办法呀！”于是，他也让郭凤莲组织起红卫兵。大寨的红卫兵一度与西沟李顺达手下的红卫兵联合，统称“太行红卫兵”。
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如约会师太原。这两位山西省同时也算是全中国的钦定农民领袖，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块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腰更硬了，劳模们也更红了。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胜利》。同日，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几十万造反大军在此举行了誓师大会。在红旗翻卷的主席台上，人们可以看到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三位著名劳模与杨承效等造反派首领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陈永贵的胳膊上还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陈永贵和李顺达等人在太原活动了十多天。这二位介导成立了一个叫“山西工农革命造扳联络总站”的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陈永贵出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一时间，数不清的各咱群众组织都归附于这两位毛主席亲赞扬过的人物的大旗下，几天内前来投奔的人数竟多达三四十万。这一年的2月6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为这条消息配发的编者按特地指出了陈永贵“杀”出来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一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一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列加迅速地形成。”
陈永贵和李顺达拉起了一支三四十万人的队伍，心里却总放不下各自村里的那一摊活动。闹了几天，陈永贵和李顺达就离开核心舞台回山了。他们麾下的各路人马不久也自行解体。当然，省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忽视富于政治号召力的农民旗手，陈永贵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从1967年2月中旬起，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2月11日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8日出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而成为昔阳县20多万人的最高领导和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陈永贵鲜明地感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变化，他说：“现在不跟过去一样啦！不能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我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有个意思哩！”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见到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这天晚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上海、北京和山西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受到接见。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过了几天，最高指示传了下来，许多陈永贵派的山西造反派报纸在报眼那块专登最高指示的地方登出了六个大字：“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后来见了，觉得有点过分，便不让登了。但是毛泽东主席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谁不见谁，让谁公开露面或不让谁公开露面，确实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由周恩来拟定了名单，毛泽东本人审批。这里包含着最高领袖要扶持谁或打倒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