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文化往往会对民众认识外部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就国际安全事务而言，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任何不被理解的举动或姿态都更有可能造成误判并酿成大祸。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存在着极大的稳定性因素：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制度性的外交接触和在全球重要地区事务上的合作等等。但两国关系也面临着最严峻、最复杂的考验，也是所有大国中最有可能爆发现实战争的国家，引发两国冲突的导火索——台海问题始终是双方防务决策者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旦双方因误判对方意图而爆发战争，则开战之日美军的伤亡人数极有可能超过当前伊拉克战争的美军伤亡总和。虽然国民党在今年5月的胜选使得岛内喧嚣一时的政治闹剧逐渐平息下来，而且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两岸交流也会逐步走向正常化，但是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会继续压迫着各方的神经。从全球角度来看，台海仍旧是中美大国交锋的前线。

制胜理论的重要性

本文将所提及的战争观、军事文化和学说一并称为“制胜理论”，便于在战术层次上认识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战争风险。这一概念包含了军事力量的基本构成、作战理论以及实战中的具体战法，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部分大战略方面的要素。简言之，这一总括性的概念就是如何赢得战争的理论。我们只专注于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尤其要强调军事理论、地缘因素和技术因素对误判的作用和影响。军事理论和军事学说更是文化传统在军事领域的自然延伸，不仅军队训练、作战决策都受制于它，政治决策更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更应受到重视。

冲突爆发前，军事理论和学说迥然相异的的两个当事国，频频以各自的军事、政治手腕互探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便构成了危机外交的鲜明特点。而对对方举动和施放信号的解读，也深受已方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的影响。对于两个处于冲突前奏、奉行不同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国家而言，先入为主地主观解读对方的政治、军事举动，而不是依据危机发生的具体环境，通常会导致误判。而这样的误判反过来又会使已方的策略升级并最终促成危机爆发。危机中的每一方都盲目相信己方军事体制和力量的优势，并坚信这些优势必将转化成战场上的胜利。而对于两个奉行相似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国家而言，由于处于同一种军事文化环境中，解读对方施放的信号时就更容易理解对方的意图，因而只要危机还未发展到非用战争手段解决不可的地步，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误判而导致的战争。进一步说，以军事文化和学说为主体内容的“制胜理论”差异越大，当事双方就越有可能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判，危机也就越有可能演化成战争。也可以说，这种差别的大小程度，决定了双方对各自力量的评估、对战争前景所持的乐观或悲观态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

如果危机当事国的一方越不理解对方军事行动后隐藏的政治意图，则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越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在这种误判的环境中，军事手段往往背离了政治目的、甚至凌驾其上，战争自己的逻辑--无限制的暴力倾向将暴露无疑。

前车之鉴

中国出兵朝鲜  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美国的“制胜理论”在战略层面上强调大规模使用战略轰炸和原子武器；在战术层面上强调战术空军、机械化部队的联合运用。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全国政权，面对全球非敌即友的冷战格局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而新中国成立之初，其面临的朝鲜战争中的对手——美军，也完全不同于她在以往所遇到的任何对手。但与美国所擅长的正规战争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拥有超过30年的战争经验，长期与装备、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侵华日军作战，而且总是处于极端恶劣的物质、地理环境之中，能在这种极端的逆境中不断成长壮大并夺取胜利的军队也总有其过人之处。这些经历也使解放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争观念、军事文化和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这一系列军事经验的集大成者。比如，毛泽东就对美国当时拥有的原子弹不屑一顾，强调正义的人民战争理论等等。当时解放军主要以步兵为主，其军事理论的设计和战术安排大多围绕着步兵展开，而美军也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了两种军事文化和理论间的碰撞。

在陆战场上，中美两军的军事文化和理论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毫无相似之处。当朝鲜战争不可遏制地爆发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参战后，很快就突破了三八线，向中国东北边境推进。在美国看来，挟二战余威，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打败德日法西斯的美军没有理由在中国人的“虚声恫吓”中止步不前；在中国调集以第四野战军为主的解放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后，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中国人虚弱的表现。美国人忽视了中国的威慑信号——解放军步兵的大规模集结是即将展开重大军事行动的前兆，仍根据他们自己的战争经验看待中国迫在眉捷的出兵之举。美国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人不敢真的出兵挑战最强大国家的军队；即使真的出兵，他们的表现也不会比北朝鲜人民军强多少，因此美国人使用了毫无成效的威慑手段——威胁使用原子武器并派遣战斗机“误轰”边境地区中国境内的目标。后来的史实证明，美国当时的判断完全错误，威慑也完全失效，中国不但大规模出兵入朝，而且还以自己的方式打败了联合国军，迫使美国在第一份没有打赢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损失也使其在战后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观念进行了重新评估，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认识了人民战争理论的某些局限。当麦克阿瑟叼着烟斗越过三八线时，中国就已置身事内，然而美国仍对中国部署在边境地区的重兵集团视而不见，视中国人通过多方途径传递的外交警告为儿戏。双方对战争的不同理解和制胜理论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对各自力量的评估和战前的外交斡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基于二战期间的经验，苏联的“制胜理论”与美国类似，因此他们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与中国人截然相反，他们竭力避免与美军直接交手，而更倾向于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其实，美国人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以往的作战经历和纪录、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经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当年美军的窘境。遗憾的是，美国对毛泽东和解放军的判断还停留在对蒋介石和以往中国军队的认识之上，这种军事传统和理论的错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判，加速了中美第一次军事对撞。

二战后的中美台海博弈  如果说中美两军在朝鲜战争中因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差异而导致的误判，主要在于中国两国在陆战观念上差异过大的话，那么中美两军在台海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军事对峙却没有产生什么大的误判，则主要是由于中美双方都遵循相近的军事理论和学说。与纯粹的陆战相比，在跨海作战过程中，海空军将担负更重要的角色，两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在这方面差异不大。双方都认识到海空军在阻绝陆军两栖登陆、后续补给支援等方面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无论哪一方要成功达成预定作战目标，摧毁、瘫痪对方的海空力量都是要最优先达成的战术目标。与处于防御态势的美台相比，时刻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中国军队却因技术、国力和战略环境等因素，长期受制于海空军实力弱小所造成的被动局面，无法积极进取。这保持了台海地区超过60年的和平。直到今天，台海地区的海空力量对比才稍稍向大陆方面倾斜。

这并不是说台海两岸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危机，只是当每次危机爆发后，双方因持有相似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对各自实力和对方意图的评估更趋近于真实，因而有助于双方更清晰地评估战争前景，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误判。即使在双方距爆发战争最近的几次危机中，美方鉴于朝鲜战争中解放军的出色表现以及无法在短期内集结足够的兵力而诉诸于政治解决；而中方有感于美军强大的海空力量也做出了与美方类似的判断，从而维持了长期的冷和平。

从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差异角度分析上述几个政治性极强的局部冲突事例，丰富了我们对这些重要危机事态的认识。可以说，对抗双方的这种差异越小，则导致误解、误判和过度自信的概率就越低，危机、战争的发展就越易受到理性的控制；反之，危机演变成战争后，一方的军队往往会惊叹于对手的作战能力，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当代中美两国制胜理论的比较

总体说来，美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建立在先进的军事技术之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军以先进的军事技术为牵引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战争。这几场战争中，每次美军所采用的具体制胜理论和军事学说都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美军主要依赖其技术优势，集结压倒性力量，在战争初期向敌人作战体系的关键重心发起攻击。美军近几十年来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比如，机动战、空地一体战、五环理论、OODA循环、快速决定性作战、战略瘫痪论和网络中心战理论都鲜明地体现了上述特点。美军的军事理论和学说的核心就是先进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空天侦察预警系统、快速的全球力量投送和广泛的军事、政治结盟。其次，美军参与的近几场典型战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震慑行动”空中战役和向伊首都地面推进的“奔雷”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19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都体现了美军的军事理论和学说越来越强调将敌国非军事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的趋势。

对五角大楼的防务决策者来说，要确保美军“制胜理论”永远有效，就要确保美军拥有比潜在对手先进得多的作战飞机、精确制导弹药和先进的C₃I系统。如今，美国空军率先开启了隐形化趋势，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F-22、F-35、B-2隐形机群；海军则将12艘巨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看作未来海上力量投送的核心，其舰载F/A-18E/F战斗机甚至比一些中等国家的空军还要强大；陆军则正由传统重装型陆军向轻型化陆军转型，M1A2重型坦克、M2A3布雷德利步战车和“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构成了它的主体；海军陆战队则拥有堪比航母的大型两栖攻击舰和MV-22鱼鹰倾转翼飞机。当前，随着技术的发展，核武器日益小型化、轻型化，这也使美国对核武器的态度较冷战时期有了变化，更倾向于在常规实战中使用第三代、第四代核武器。

对中国而言，实现国家统一、遏制台湾的独立倾向是推动中国军事理论和学说发展的源动力。但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解决台湾问题肯定会触及美国的利益，因此，考虑在美国强力介入下的军事行动就成为解放军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不仅如此，中国的核战略部队将担负着比美国同行们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目前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揉合了众多军理论，既有毛时代人民战争理论的影子，又包含了美军在伊拉克、科索沃战争中的高技术战争思想。然而，又不能将此视为简单的综合。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谋求的是一种不对称的军事能力，以抗衡美军在传统高技术战场上的技术优势，针对的正是美国军事系统的软肋。中国力求在台海发生冲突后威慑美军的介入；如果威慑失败，则凭借这些能力让美军付出足够的代价。比如，近期在解放军军事理论论述中频繁出现的“撒手锏”武器和战法，就是这一战略的明证。

在解放军传统的军事文化、理论和学说中，技术和武器一直处于“形而下”的地位，然而最近却得到了显著提升。冷战结束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中国深感传统军事理论和学说已无法适应新形态的战争，于是大量从俄罗斯引进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上世纪90年代以引进苏-27为代表的空军装备为主；2000年以后则主要以海军装备为主，4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8~20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引进就是例证。如果说苏-27的引进是为有限地补充空军战力的话，那么装备着SS-N-22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现代”级和有“大洋黑洞”美誉的“基洛”级潜艇，则完全是为穿透美军航母的多层防御圈而准备的。这两种海军装备中，“基洛”级潜艇对美军造成的影响远大于“现代”级驱逐舰，甚至比传闻中的解放军海军航母更令美军恐惧，对美军及其东亚盟友带来了一系列战略性难题。在解放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的装备序列中，与“基洛”级潜艇性质相似的则是苏-30战机和各类射程的弹道导弹。苏-30战机拥有远程交战能力，能携带俄制大型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是攻击大型海上编队的利器；而中国部署在南部的各式弹道导弹不仅能让台湾经历炼狱般的火海，而且部分中程弹道导弹还被改装成“航母”杀手，令美国的任何干涉行动都得三思而后行。除此之外，中国进展迅速的太空军事能力也令五角大楼寝食难安，先不必说中国去年的反卫星试验，就是近年来每次“神舟”飞船飞行时的滞轨舱段，若携带可再入轨道的核弹头的话，都能让美国耗资无数的导弹防御系统彻底失效。而隐藏在中、西部山区中的洲际导弹则构成对美国核威慑的又一坚实后盾。

解放军为解决台湾问题，应对美军大规模介入而谋划的上述作战能力，形成了一整套名为“反介入战略”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意在阻止美军利用靠近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妨碍中国在台海的军事行动。因此派遣航母是危险的，要是派出海军陆战队上岛协防将会更加危险。

与上述对美军装备拥有不对称优势的装备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的战术和战法。在这方面，解放军指挥人员也认同了美国同行的观点：在战争初期就对对手作战体系的关键重心主动发起攻击。事实上，解放军采取“反介入战略”正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和理论的体现，中国人显然是要在海空战场的战术层次上谋求彻底击败美军的战争能力。相比之下，在相同环境下只具备使美军有所忌惮的战争能力，对美国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会大不相同。

虽然在整体战术层次上，中国并不追求完胜美军的能力，但在战略层次上却致力于发展全面的能力，完全超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但中国在这两个层次上所作的努力也是有所关联的，解放军的核战略就是“反介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64年研制成功核武器以来，解放军核理论和学说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和保守，始终信奉最低限度威慑战略。但这一趋势在近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去年年初进行的反卫星实验、一系列空间飞行项目和地基军用激光武器致盲卫星的试验项目，都表明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发展进入了活跃期。这些能力虽然无法直接挑战美军的海空作战力量，但对美军军事理论和学说所依赖的中心环节和“倍增器”——卫星通信、情报收集和指挥控制系统，却构成了重大威胁。解放军在战略层次所做的这些努力，美国都比较欠缺。美军上一次击毁空间卫星的试验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近期从一艘“宙斯盾”战舰上发射反卫星导弹击毁了一枚失效的间谍卫星，但这也只是对中国试验的应急性反应。

至于核武器方面，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其过时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随着新一代公路机动、固体发射的洲际导弹进入解放军现役，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力量将得到更新和加强；除了陆基核导弹，解放军还在近期投入了最新型的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它装备了精度更高的巨浪2型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在中国核部队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核理论和学说仍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与上世纪60、70年代一样，仍然奉行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战略。但是，如果只根据中国政府公开的政策宣示就轻言中国核力量只是用于最终的威慑，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核战略是中国在台海“反介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