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批评几位采访“卖淫案”的记者

我为何批评几位采访“卖淫案”的记者作为我对“昆明小学生被指卖淫案”的回应，我的第一个帖子是对三位新闻记者提出的批评，他们是：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新京报》记者吕宗恕。

    我预想到帖子发出去以后，定会招致更加猛烈的“口水”。但是被骂也还是要说。我是一个把新闻真实当成自己生命的人，因为我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敢做过任何一条虚假不实的新闻报道，我始终认为，虚假不实的新闻就是对公众的犯罪。但是当我看到三记者的报道之后，我真的为现在新闻界年轻人的“勇敢无畏”感到汗颜。

    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吕宗恕曾经打过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也向他直接提出过批评。我当过16年的新闻记者，正高级职称，出版过新闻学方面的专著，在全国新闻界也算是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学学者，在新闻专业方面自以为还是有批评的资格的。当然这种批评是从纯业务的角度来探讨，不涉及对人品的评价。

    在这个批评帖之外，我想再补充向大家介绍一点情况。现在很多朋友对我攻击谩骂，依据的是上海东方早报、成都商报、新京报等媒体对我关于这件事评论的报道，即所谓我指责刘仕华、张安芬在其女儿处女膜检查问题上做假，且媒体也涉嫌造假。实际情况是，这并非我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作出的官方结论。记者们来到昆明以后，采访很困难，而我出身于媒体，对媒体的朋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把他们当作兄弟。我还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我当时并未直接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但由于能接触到相关人士，也间接地了解一些情况。省委没有赋予我发言的任务。但记者们采访遇到困难的时候，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没有像别的官员使用“无可奉告”等外交辞令，因为我觉得应该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很热情，积极帮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掌握一些线索。当时是《东方早报》的记者于飞打电话问我：“听说处女膜鉴定有假，检察院强迫再做第二次鉴定，有没有这回事？”我把他当成兄弟，于是就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都如实告诉他，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据我了解，警方已查出张安芬大女儿的处女膜检查结果是假造的，但警方也说了，处女膜检查结果对于案件定性没有任何证据意义，即使有假，但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将来正式的案情通报，政府宁愿背负一些骂名，也不会涉及这个问题。”我还劝告他，“这件事云南省委、省政府已经高度重视，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在查明事实真相，会负责任地公布事实。希望你们也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利，没必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庸俗地去炒作处女膜问题,做记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道德底线.”至于检察院有否强迫再做检查的问题,我也据实告诉他:“处女膜是否破裂根本没有法定证据意义，所以检察院应该没有理由会去强迫再做检查。我倒是看到省委政法委的工作意见中有一条，鉴于刘仕华、张安芬对媒体坚称他们可以再让女儿做处女膜鉴定以证清白，如她们确有此要求，检察机关可以提供协助，免费检查。”而且，当时我已经从《云南信息报》了解到，所谓处女膜检查，并不是政法机关要求她们去做，而是报社建议去做的，“如果没有处女膜完整的证明，报道就不能发。”刘仕华、张安芬于是采用让小女儿冒名顶替大女儿的办法去做了检查，并将“处女膜完整”的证明交给报社，报社第二天随即发出长篇报道。

    这些情况我都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了于松，他也承诺我，即然我对他们这样以诚相待，他们不会让我为难的。但第二天报道却还是很醒目地发出来了，而且只写了我证实有造假行为的一句话，我劝告不要置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道德于不顾等内容完全没有了，造成是我在拿未成年人少女处女膜问题大做文章的印象。这给我带来声誉上很大的伤害，但考虑到毕竟是朋友，也就没有去辩驳和追究。后来，于松又给我打电话时，我也直接批评了他这种只顾抢新闻而不负责任的做法，批评他不够朋友，把我出卖得很惨。因为当时网络上已经大量出现不堪入目的辱骂我妻女的跟帖。于松为此向我说了对不起，说对我这个新闻界的前辈是很敬仰的。我也就没有再计较。

    《成都商报》记者刘伟我也把他当朋友，我们在QQ里有过很多的交流。但他发在报纸上那篇涉及我的报道，并没有采访过我，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后来我也直接批评过他这种不采访就写稿的做法，他向我解释说是从于松那里听到的。

    吕宗恕与我也有过直接的联系。他来采访这个案件，向我寻求帮助。我认为宣传部的职责就是为记者提供服务和帮助，所以二话不说就把我手里的一份情况通报发给了他。他在电话里问了我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我也热忱地给他做了介绍。当时我对他说，这件事现在看起来确实越来越复杂，省里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好多情况越查越成了一团乱麻，建议他先不要急着发稿，等事实真相全部弄清楚以后再报道，否则听到点什么就报道，报错了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我还说，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一些媒体的记者在其中也有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我作为主管媒体的官员，如果是我所管辖的媒体确有过错，我也会勇于认错，会认真调查相关媒体记者是否参与了造假。我说我们正在调查，所以希望他也能本着对事实、对公众负责的精神来做新闻报道。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在他笔下就被浓缩成了我指责媒体“造假”。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很多采访对象诉苦说现在的记者很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歪曲原意，我体会不深。没想到刚刚转换岗位，我自己就很快尝到了我曾经非常钟爱的新闻界的同行们给我制造的苦果。为此我也在后来的通话中对宗恕提出了批评，他辩解说他用的是“涉嫌”二字，算是没有怎样歪曲我的意思。我也没有跟他过于较真。我觉得我这点承受能力也还是有的，也相信绝大多数网友会理解我这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求真、求实，不仅仅是探求事件的真相，也包括媒体报道的真实。

   最后说一句，昨天下午一位自称《南方人物周刊》的女士打电话给我，说要了解张安芬突然又翻供的事情。我也很热情地告诉她，我愿意面对面谈，我会把我掌握的事实尽可能告诉她。但电话采访我是再也不敢了，我已经吃尽了被肢解、被歪曲的苦头。我才刚刚到这个岗位，而且还想有一番推动新闻改革、推动阳光透明的作为，我不想因为这样的风波太多而失去革新的机会和舞台。当时我还没有去网络上浏览，还不知道有个《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吴虹飞，也不知道打电话给我的是不是她。总之，我约了今天下午回到昆明后面谈，但直到现在再没有接到她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