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被抢为何破案神速？(南方周末 2006-6-22)

钟南山被抢为何破案神速？
2006-06-22 11:13:42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傅剑锋

图：只要看见街头的治安“棒棒军”，广州行人如同吃了“定心丸”

图：2003年，收容站改为救助站
省委书记批示　百余警察倾力　悬赏两万擒贼
为什么院士的电脑被抢就能10天后原封不动找回？“飞车党”是不是和警方有“串通”？
自从6月14日《南方日报》报道钟南山院士在广州街头被抢的新闻后，网民质疑声不断。
《南方日报》的这则新闻说，为抗击SARS与禽流感等传染病作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院士，在6月13日的一个传染病研究会议上回应媒体，上月他在广州被抢了手提电脑，很感谢广州警方10天之内就帮他寻回了。
有一种论调在多家人气论坛上蔓延，认为“钟院士报案后，警察就告知线人，说你们闯大祸了，抢的是钟院士的笔记本。那帮小混混吓坏了，当天乖乖把电脑送还了。警察为了不给外界蛇鼠一窝的口实，故意在10天后才把电脑还给钟院士，说明他们破案是费了时间，也是花了心血的，以摆脱警察和劫匪沆瀣一气的指责”。
面对种种混淆不清的质疑，新华网上有网友提出：“广东警方有义务公开破案过程以正视听。”
本报记者由此调查了本案案发与破案过程。
省委书记批示破案
钟南山院士告诉本报记者，5月8日上午8时左右，他和平日一样，从广州医学院内的教工宿舍走出学院侧门，沿着校外的人民北路走向学校正门上班，专车司机就等在那里。
平常他都是右手拿电脑，左手拿书包，这样电脑就朝学校围墙那面。“但那天也不知怎么的，变成左手拿电脑了。”钟南山回忆。于是，手提电脑包直接朝向马路一侧。
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很柔和地把包拎了过去，我还以为有人好心替我提包。”钟南山回忆。以前，当钟南山拎着东西走过校园时，经常有尊敬他的师生跑过来帮助：“钟老师，我帮您拿东西。”
但这个年轻人好像不是尊敬他的师生，年轻人拎起电脑包后，跳上等在一旁的摩托车就逃。“是劫匪！”钟南山回过神来。他的司机见状立即驾车追赶，“飞车党”在人行便道边飞奔，然后驰入一条汽车无法驶入的窄街后扬长而去。
钟院士的一位朋友称，被抢了电脑的钟南山失魂落魄地返回家里，仰面躺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天花板，当时的情形把他的妻子吓了一跳。对此，钟南山笑着否定：“没到这么夸张的程度，但那天心情确实非常不好，非常沮丧。”就在那天下午，他有一个大会发言，那一周的周末，又要赴澳门作一个大型学术演讲，所有发言稿都存在手提电脑里。更要命的是，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料也存在里面。
钟南山只得一边准备有部分备份的发言稿，一边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报了案。
此案迅即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有关官员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批示要求“尽快破案”。
上百警察参与侦破
破案过程远没有像部分网民认为的“其实第二天就找了回来”那么简单，而是耗费了庞大的警力。
据了解破案过程的警方人士介绍，为尽快破案，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组长直接由该分局局长李杰才承担，广州市公安局有两位副局长亲临指导。颇为尽职的专案组在5月8日案发当天，就连续两次召集指挥、刑侦、便衣、预审等单位负责人共商破案良策。
第二天，广州市刑警支队与越秀分局分别发出了市级与区级的紧急协查通报，请求相关单位协助截查可疑摩托车、调查电脑赃物。
越秀区警方开始重新调查与分析近期发生的多起飞车抢夺案，并从便衣侦查大队抽调100人，选取了13个重点地段和重点时间开展伏击守候工作，调查可疑车辆和可疑人员。
广州市刑警支队组织海珠、天河、白云、荔湾区等分局，共同对全市的二手电器市场、电脑市场、旧货市场、典当行等进行严密布控。
与此同时，警方悬赏2万元奖励提供线索者。而钟南山的手提电脑售价仅1万多元。
对此，钟南山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作品、心血都在电脑里面，况且电脑里存着正在研制的新药方案，“要是里面的研究方案变成一种新药，那是几个亿的价值啊。所以简单地用钱来衡量太肤浅了。”钟南山说。
钟南山的电脑还没查到，但越秀警方却意外查获了被抢手机83部、手提电脑28部，据说已经有部分找到了事主。
顺藤摸瓜抓获嫌犯
至于具体查获电脑与抓获飞车党劫匪的过程，也绝非如部分网民“警察和劫匪沆瀣一气”的指责，而是颇经曲折。
破案的真正进展开始于5月9日，越秀分局的便衣警察抓获了两名正在抢劫的广东翁源籍“飞车党”成员。他们供述，5月8日他们的老乡“阿轮”、“阿其”刚巧抢了4台手提电脑。这也是钟南山电脑被劫当天，“阿轮”、“阿其”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警方还从他们的通讯记录中发现，另有翁源籍“阿明”、“阿华”等人具有销赃的重大嫌疑。
经过数天排查，5月17日中午，广州警方抓获了“阿明”，他供认有一个叫“阿华”的男子在5月8日收购了一台“富士通”手提电脑。这刚好又是钟南山使用的电脑品牌。
专案组设计让“阿明”约出了“阿华”。被抓后的“阿华”供认，他于5月8日以7000元的价钱从“阿其”那里收购了这部富士通电脑，然后加价400元转卖给一名姓朱的男子。
就在警方继续深挖这名朱姓嫌疑人时，一名神秘男子在5月18日凌晨4时许致电110指挥中心，称警方要找的那台电脑已放在连新路一辆警车下面。经钟南山院士辨认，该电脑正是他在5月8日被抢的手提电脑，里面的资料未遭破坏。
电脑找回后，专案组继续穷追猛打。5月19日上午，专案组抓获了这名朱姓销赃嫌疑人，并缴获9部手提电脑。朱某交代，他以7400元从阿华那里购入这部电脑后，又加价200元买给了天河海正二手电脑城的“肥佬”。同日，专案组民警在白云区元下村抓获了涉嫌对钟南山进行飞车抢夺的犯罪嫌疑人“阿轮”、“阿其”。他们向警方交待了整个抢夺过程，并印证了销赃人“阿华”的交待——当天下午，他们曾以7000元的价钱将该电脑出售给了阿华，并平分了赃款。
“这半年来，广州治安改善了不少”
但就在破获此案后的5月下旬，钟南山的医学同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的手提电脑也被盗了。
据曾益新一位朋友介绍，那一天曾益新在广州机场下飞机后，与五六个朋友推着手推车边走边聊，等走到机场出口，发现推车上的手提电脑不见了，包中还有一张银行卡，曾院士迅速报案。第二天，曾益新发现银行卡中已被取走了6000元。
广州警方高层也十分重视该案。第三天，警方帮曾院士找回了没有遭任何破坏的电脑和银行卡，6000元钱亦被追回。本报记者向曾益新院士求证了确有此事，但他不愿细谈。
钟南山院士也称耳闻过此事。他认为类似的事件已不算新闻，6月17日，他的一名属下手机被抢。近几年来，他周围的不少朋友都被抢过，“包括我们研究所的副所长”，“只是没想到也会轮到我一回”，“(他们)被抢的东西有手机、手提包等”。
钟南山告诉本报记者，以前他很愿意接受那些尊敬他的陌生青年的帮助，但现在，常常不敢随便让他们帮忙拎包。“就算是熟悉的人，我也要想半天。”钟南山坦言，被抢后的心理伤害，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复。
尽管如此，钟南山仍然认为，需要公允地看待广州治安，“不能因为一点否定了全面”，“这半年来，广州治安还是改善了不少”。
广州警方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警情亦印证了钟南山的看法。广州飞车抢劫案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达21.1％，刑事立案总量同比下降1.8％，实际破案数则同比上升7.4％。今年，广州警方“以动制动”解决街面犯罪，以精确打击为核心，将有限的警力投向最需要的地方，适时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严打”行动，压制犯罪分子在销赃场所、出租屋、废品收购站、娱乐场所等可利用的空间。对于街面上的“两抢一盗”问题，继续屯兵街面，实行徒步巡逻与机动巡逻有机结合，武装巡逻与便衣巡逻有机结合，此外广州还广泛运用治安视频等科技手段监控街面。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彭新说，治安视频监控对震慑“两抢”分子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今年广州已在一些重要场所安装了3500多个治安视频监控。预计在2010年前，高发案区域、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公共场所、主要干道……所有适合安装治安视频监控的地方都要安装。
作为医学专家的钟南山，拿医患关系与警民关系作了类比。在几天前广州落成抗击“非典”英雄雕像的大会上，钟南山说：“在医患关系比较紧张、还不和谐的今天，人民、社会对医务人员有误解的今天，开这样的会，我觉得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医务人员的肯定。”同样，他对本报记者说：“不能因为我被抢了，有一些市民被抢了，就说广州的公安不行，把正面的都否定了。这不是和抓了几个贪官，就把政府、把党说成是贪污腐败一样荒谬可笑吗？”
(实习生黄志鹏对此文有贡献)(P1167011)
收容废了，城市治安怎么抓
宪政学者反对因治安问题恢复收容制度
不少市民呼吁重典治乱收容游民
钟南山呼吁收容游民、重罚罪犯
被抢过手提电脑的医学专家钟南山院士对本报记者说：“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但现在，作为广州的普通市民，我还是想说说对广州治安的看法，尽管可能是外行的。”
他认为，广州治安之所以不容乐观，直接原因之一是警力不足，“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了”。其次是广州的街道居委会还没有成为广州治安的有效补充，没有像上海、北京那样完备强大，“无业游民”可以有效地被群众监控。他还感叹：“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些人有没有恰如其分的、刑事上的处理。我感觉处理得太轻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这么猖狂！”
他还提出，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他根据自己朴素的判断，提出了不同于主流宪政学者的观点：“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其他讲太多也没用，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媒体要呼吁，我相信大多数老百姓会拍手称快的。”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许向阳比较赞同钟南山的观点。在3年前，他曾撰文反对立即废除收容制度，并向高层上书要求把新救助办法重新改为收容制度。他认为，当时由于舆论的悲情作用，许多人只看到了这个制度恶的一面(指伤害无辜者)，却没有看到这个制度有抑制恶的一面(指管理有犯罪倾向的无业游民)。他认为，目前有些地方的治安困局是“人们曾想从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减少一分伤害(指收容制度)，却成倍地增加了社会性伤害(指治安问题)”。
宪政学者称反对恢复收容制度
曾向全国人大建议、推动收容制度废止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博士，则认为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人们不能因为碰到一些治安困局，就想到用粗暴的老方法，就想恢复收容制度。
“以大量伤害无辜者为代价来管理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应该过去。”许志永这样评价3年前的那场收容制度废止事件。他分析，为何在收容制度废止后，北京、上海没有出现治安恶化的问题，而一些城市出现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社会管理者在过去过于依靠收容这种管理方式。其实，他认为每个城市都应该探索出一种尽可能不伤害好人而达到良好管理的方式。
对收容制度作过深入调查的一位记者也反对钟南山与许向阳的观点。他以自己的调查表明，过去的收容制度并非真能达到收容游民的目的。因为真正的游民因为没钱可罚，一些牟利的收容机构并不乐于收容。相反，在他曾调查过的被收容者中，70％以上是有正当职业的。收容制度的负面后果已远大于正面功能，所以应当废止。
治乱观点针锋相对
正如钟南山所希望的，分管广州治安的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也是一位赞成重典治乱的实际操作者。他在今年4月份的广州治安形势分析会上，鼓励警察面对“砍手党”等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安全时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在惩罚犯罪上，他主张实行“四靠”政策：只要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两抢”，抢劫犯罪定罪向“量刑幅度的上刑”靠；抢夺定性向“抢劫犯罪”上靠；治安抢夺的转化定性向“刑事抢夺”上靠；治安抢夺的处罚由“治安拘留”向“劳动教养”上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一级警督王太元也赞成这一做法，他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这是最优选择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的次优选择。
但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吴宗宪教授则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他认为，重典只能解一时“对正义的饥渴”，而无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犯罪学里有一个国际学界公认的理论：当一个初犯被司法程序确认为犯罪后，他自己也会把自己“标定”为犯罪人，到了监狱后，经过与狱友的交流就变成了熟手，出狱后往往变得更坏。这在犯罪学上被称为“标定原理”。所以吴宗宪说，“我们想‘重典治乱’，而实际上‘重典’却制造了更多更坏的犯罪人”，“我们的政府应把钱更多地投在预防犯罪、保障公民权益方面，而不应该迷信重刑”。
本报记者就此意见征求了一些广州市民的意见，他们多数不同意专家的见解，认为他们不了解广州的实际情况，主张用重典整治抢劫、抢夺这样的街头犯罪，有些人甚至还觉得应该在短期内恢复收容无业游民。“广州的外来人口太多了，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们就会往抢包、盗窃上走。按照现在的处罚力度，对这些轻微犯罪，抓进去几天就得放出来，他们往往还会走老路。”一位老广州说，“至少我觉得眼下要用雷霆手段打打他们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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