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扩大内需问题的思考

　　刘国光

　　去年上半年，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双防”，我提出宏观调控近两三年的任务，把经济增长由2007年的11.9%逐步回调到潜在增长率8%—9%，把物价上涨率由当时的7%—8%逐步调整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3%以下，－2%以上。

　　没有想到经济形势变化很快，不到两三年，GDP增速一年就由2007年的13%降为2008年的9%，12月降到同比6.8%；物价也很快地从2008年2月份同比上涨8.7%，降到2009年1月份同比上涨1%。

　　我想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估计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性。去年9月美国经济急转直下，影响我国外贸猛降，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前期宏观调控采取适度从紧政策，从国内周期运行来看当时还是必要的，对稳定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是引起经济急剧下降的主要因素。适应形势变化，宏观政策调整为积极和比较宽松，也是及时和必要的。

　　去年经济总的形势，与世界各国相比，GDP9%的速度，可以说还是“较快发展”，但经济增速和物价增长率的降幅都很大，冷静地说，不是平稳而是大落。这是前期大起的自然反应，毋庸讳言。但是与世界美、欧、日等经济体比，还可以说是“相对平稳”，一枝独秀。

　　经济下行虽然急了一些，但还是符合我们宏观调控大方向的。我们就是要把超过资源、能源、环境和人民大众承受能力的过高速度降到潜在的增长速度，把明显的通胀率降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这样降下来，才有调整失去平衡的结构的空间，才有调整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余地。

　　今年的经济走势，中外有多种预测。2009年GDP的增速，预测高到9%—10%的有，低到5%—6%的也有，多数人认同保8%的目标。今后的走势，是L，是U，还是V，有不同看法。企望出现V型走势，是否探底以后重新起飞再上高速度？那结果是重蹈资源、能源、环境承受不了的积累消费比例失调的覆辙。所以，V型走势并不一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今后的经济走势，看来如果没有积极的和比较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按照钟摆摆动的原理，以潜在增长率为轴点，GDP的年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3%的高度，下滑到潜在增长率8%—9%以下，达到4%—5%或更低一点，才能探底。但是有了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和支持，可以弥补一部分出口和投资的下降，探底就可以缓于钟摆的自然摆动，在略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在6%—8%之间达到谷底。探底以后，情况怎样呢？最好是不要出现V型走势，重新起飞向过热发展。最好出现的是L型走势，但是这个L型的底部横线要略微上翘，紧贴围绕潜在增长率8%—9%水平的附近，上下波动。如果达到这样的调控结果，我们就能争取到从容地调整结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间。能不能做到，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同时要靠国家计划的调控。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结构调整任务很繁重。当前形势逼迫我们非做不可的是外需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一个像我国那样多人口的大国，发展经济靠7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30%以上的出口依存度来支撑，是十分不安全的，早已有人指出这是不能持续的，这次危机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转向内需为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但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又应该是以哪个为主呢？

　　这些年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很快，消费上升得很慢，固定资产投资率已从2000年的35.3%上升为2007年的42.3%，居民消费从46.4%下降为35.5%。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

　　那么，在我们这次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重大措施中，无论是近两年4万亿元的中央投资计划，或是加上地方计划共18亿元到20亿元，资金的投向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而与民生消费有关的项目虽然名目不少，但不占主要比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从而带来进一步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房维中同志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应当慎之又慎》一文中对于现在许多行业产能已经过剩的分析，值得我们重视。在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的扩大是比较容易的，各地“大干快上”，就能办到。但是更需要我们操心的是消费需求的比例上不去。如果消费比例上不去，就是说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内需问题的解决仍是困难的。

　　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有许多角度、途径，如就业、社保、税收减免、市场营销等，各方面都在研究思路、对策，都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还缺少考虑。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V∶M的关系，最终分解为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若干年来，V∶M的变动趋势很明显，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关系是国家、企业收入比重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比如1997—2007年，我国GDP增长234%，财政收入增长490%，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67%和98%。2007年对江苏省一个全国最好的家电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个企业年上缴税收两个多亿，工资支出只有7000万元，企业净利润两个亿。这种分配关系，显然不利于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

　　与上述现象相关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在居民收入部分，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快，表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30年来已从0.29上升到近年的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尤其不利于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然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消费需求拉低。

　　所以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一条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户的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指出，有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公共产品供应不均、财税再分配调节落后、以及腐败等等。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时，要从多方面入手。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仅仅依靠财税再分配是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决定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即所有制的差别。这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差别是不足道的。”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面所言的一系列原由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跟私人资本财富积累暴富演进的过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看到这些，就忽略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不但要从财税再分配和其他途径来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直面这一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这就是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我的结论就是：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就必须增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且缩小居民收入中的贫富差距；要根本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宪法原则。

　　因此，我对房维中同志文章中关于扩大内需推进经济发展所举近年调整目标，除了赞同他所讲的GDP总支出中居民消费率提高到40%以上，投资率降到40%以下，以及降低GDP的进出口依存度等条款以外，还另加上两条建议：一是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并且适当降低基尼系数的数值，比方说从0.47降到0.40；二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增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重。这两项的具体数值，要由统计局和发改委研究测定。增加这两项指标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很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