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惹祸”之历史变迁

 “杂文惹祸”之历史变迁     ■司徒伟智
    读陈四益《关于杂文的一件往事》（载4月27日“笔会”），重嚼“杂文惹祸”之变迁，百感交集。
   
曾彦修妙喻
    杂文家,爱批不爱颂。何以他生来就像“上帝派来的‘牛虻’”,不能当频传捷报的喜鹊乎？
    优秀的歌颂性杂文，当然欢迎。不过从公众接受习惯来看，能不胫而走者，更多的显然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鲁迅语）的杂文。此中缘由，曾彦修有妙喻：“杂文的艺术特性，确乎比较更适于作揭露、批评各种错误之用。漫画与相声也有这个特点，你如果要求天天画‘歌颂漫画’，说‘歌颂相声’，那怎么办得到？”“侯宝林先生可谓公认的一代相声大师了吧，但是不管他本事有多么大，他就是始终变不成一个以‘歌颂相声’为主的演员。”反之，他认为高元钧们的山东快书，却只能用来歌颂。奥秘无它，不同载体对应不同诉求而已。讴歌、抒情、讽刺、幽默……岂可要求每一种文体都一肩而全挑？
   
《唐纵日记》是反证
    旨在揭露批评，杂文遂易讨嫌。争议，从“孤岛”时期的上海，直到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延安的一系列杂文及其作者如今已获正面肯定，可在当年,无论丁玲倡导的鲁迅精神、罗烽提出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统统被曲解为“煽动攻击”哩。甚至由王实味被诬，“特务”帽子竟在杂文家头上飞舞起来。
    在李锐的回忆中，有一条铁硬的反证：“1949年南下湖南，我从公安部门看到《唐纵日记》，其中1942年8月23日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没有一个内线。这就是说，当年国民党并没有一个特务能钻进我们党内来（从境外混入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唐纵乃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二把手”。
   
由费孝通到“三家村”
    曾几何时，杂文如异类，沾边都不行。1956年起始杂文一度繁荣也好景不长。徐懋庸、萧乾、钟惦棐等在翌年运动中纷纷落马不说，连社会学家费孝通偶然客串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被指为“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
    上世纪60年代初，还有资格说三道四的文人墨客少了，报刊延请官员命笔竟成风尚，堪称“时代特色”。以当年广具影响的杂文专栏——《长短录》《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六位作者论，孟超、唐弢级别已不低，其余更是高官：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副市长吴晗、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的《不惑集》、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胡昭衡的《老生常谈》，两部杂文集也相继问世。虽说他们批评锋芒已大衰减，仍不容于时，后来除去谢老树大根深，就悉数遭“文革”飓风“横扫”而去。
    最惨数“三家村”，两死一伤，株连无穷。幸存者廖沫沙复出后看望彭真，彭的第一句话即：我可没叫你们写文章，怎么成了总后台？——连笑话都折射出创巨痛深！此乃陪同在侧的廖家女公子小云所告知。廖吟悼亡诗，至“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已老泪夺眶，则为我亲见。
   
“写杂文的”当外长
    杂文家复出，杂文复兴，都托新时期之福。昔日运交华盖，此刻却是萧乾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费孝通当上人大副委员长；稍后，也曾“戴帽”的晚辈杂文家范敬宜当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谷长春当了吉林省委副书记……
    忽如一夜春风来，“写杂文的”庆翻身。约十年前，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于怀柔县召开杂文研讨会，南北诸家与会，我叨陪末座。当金陵客（王向东）谈及从乡间任教，因写杂文产生影响而层层上调，终入新华日报任编辑，寂静的会场响起刘征、蒋元明的笑声：“不容易，如今写杂文的也上调！”
    还有更早的故事。偶读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见有李肇星任下层外交官时的作品。一篇为《叔叔的苹果和实践的地位》，批评某些家长固守“为尊者讳”理念，阻挠孩子直言无讳。另一篇《笑不出声的笑剧》，堪称早期反腐败之作。说的是作者陪同外宾乘坐火车，从遭遇卧铺票被“掉包”，到发现列车长以票谋利、局长恃权利己，整个“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写下颇具锋芒的杂文，无碍其后一展长才，当上外长，正映现出时代的坚实进步。
    “50后”“60后”辈也精彩，先是米博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继而朱铁志为求是杂志副总编……不仅升职，更有获奖的，鄢烈山杂文以针砭时弊著称，然而无须担忧“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白居易语），还荣获鲁迅文学奖。
   
法治为杂文家解忧
    世道真的变了。李剑唱老调的《“歌德”与“缺德”》一出，全国报刊一片谴责。冯英子的杂文被误读，胡耀邦亲自出马为之护法。“写杂文的”不再成为恶谥，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对于批评的认同。
    京沪文友早先建议创办杂文刊物之际，我分别听到曾彦修和罗竹风前辈相似的为难：“尽是出领导洋相的，怎么批得下来？”然而，先有河北的《杂文月刊》《杂文报》，后有吉林的《杂文选刊》，都办起来了，直至今日。
    是的，仍有官员难以理解“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更缺乏交流社会诉求、避免激化矛盾的执政常识。比如读到一篇文章令人苦笑——某杂文作者在单位表现出色，入党申请却得不到批准，后探得原因是“经常写杂文，尽是怪话”。说这话的领导还振振有词：“鲁迅是杂文作者，也没有入党嘛”。
    如今该被贬为“怪话”的，恰是这些否定公民批评权利的言论！因为从推动“舆论监督”，到保护“评论权”，皆已悬为当今律令。
    记得“彭城女侠”袁成兰于1996年出席《杂文选刊》在长春召开的会议时，正以一篇《随想》而官司遇挫，心情沉重，与会杂文家纷纷慰勉。高兴的是嗣后再审胜诉，且合议庭意见言明：“批评性文章是否侵权应考虑公共利益”。法治支撑杂文家评论权——一部杂文史，从头看过来，前所未有。
    今天，套改韩愈的一句话吧：“明天子在上，杂文家可出而写矣。”
    “明天子”者，法治也。法治昭彰，则“杂文惹祸”将成历史笑谈。
文汇报2009年6月17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