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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道路必须终结

[法]热拉尔·杜梅尼尔 多米尼克.莱雅

张春颖 译　

2009年第3期《国外理论动态》

　　法刊《外交世界》2008年8月号刊登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题为《难以维系的金融道路》的文章，对日益严重的次贷危机进行了分析，提出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因素，即美国经济失衡不断加剧、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但极少数富人却能越来越富，这导致美国金融泡沫越放越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6月14日，八国集团（G8）财政部长会议发布的公报指出：“金融创新对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转，金融机构必须加强信息透明度和风险意识。”其中的一些字眼听起来确实颇有分量：发展、金融创新、信息透明。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有些词汇并没有得到直接体现，如不稳定性、法制监管等。尤其是对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因素更是只字未提，如美国经济的失衡不断加剧。
　　然而，究其根本，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体制因素，除了有效的金融法制监管的缺失之外，还包括美国经济采取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继凯恩斯主义主导美国经济近30年后，新自由主义路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崇。该路线产生了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生产性投资减缓，主要指一些有形要素，如厂房、办公室、机器设备等。伴随着生产性投资的减缓，消费需求却大幅上升。这种情形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这种消费需求的过度增长又导致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最后，说到这些影响，不得不提到美国庞大的国内债务（主要是家庭和金融机构负债）和依靠其他国家填补的美国巨额外贸赤字，这两项指数都在成倍增长。新自由主义把美国经济带上了一条“奇怪”的轨道：大力推行超前消费，不重视生产性投资，主要依赖进口。但是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资金支持，仅凭美国国内金融机构的贷款是无法满足这种巨大的消费需求的。这种情形本应该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者们仍在大力鼓吹美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火车头”作用及霸主形象。
　　                                                                 长期注入信贷
　　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与金融危机的源头既不在法国，也不在英国，而恰恰产生在以霸主自居的美国。主导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也难辞其咎：本来用于企业再投资的大部分预留利润被用来偿还债权人的利息和支付股东的红利，而企业用于投资的预留利润则越来越少。此外，美国大量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中国、墨西哥和越南等这些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而国内的消费需求越来越依赖进口，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去疆域化”生产的国家。
　　因此，美国如果想继续维持本土的物资和服务的消费，必须大量地注入资金。随着每年国内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其他国家源源不断地为其生产出消费物资，而美国本土的生产投资却逐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确实需要更多的信贷，这对于自身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信贷的攀升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无法维系的金融道路需要不断用新的经济刺激手段来维护运转，然而代价则是负债加重。最终，美国陷入了次贷的流沙之中，欲罢不能。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的强势地位，其他国家的货币都是以美元为基准制定汇率的，大家对这种强势货币似乎已经欣然接受。无数花花绿绿的美钞在世界各地流通，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也随之增长。外国人用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换取美元，同时还购买美国的股票、债券、国库券等，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吸收美元的途径便不复存在。按理说，美元与黄金脱钩会导致汇率的下降，从而促使美国国内的利率大幅度提高。然而，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长期利率依然很低。
　　就这样，美国在内外经济失衡的轨道上越滑越远。资本持有者和处于收入金字塔最高层的那些人越来越富有，但他们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则越来越大。然而，随着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整个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的“慷慨施舍”。现在的美国社会存在两种奇怪的现象：国民经济失衡加剧的同时，一小部分人却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的同时，富人的消费开支却在不断增加。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这样一条经济路线呢？经历了1982年和1990年两次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得益于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支持。先是缓慢而顽强地持续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高速增长。在股市暴涨的四年中，科技股的行情如日中天，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996年1月2日的纳斯达克指数为1053点，而2000年3月10日则达到5132点。借此东风，外资争先恐后地涌入美国股市。但是不久之后，股市开始暴跌，2002年10月9日的纳斯达克指数降到了1114点。
　　2001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股市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网络经济从过热时期进入了过冷时期，甚至落到了让人谈之色变的境地。这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介入并按照惯例开始工作：刺激信贷市场。然而，那些非金融性公司却不愿响应该政策。如果这些公司要借贷，它们并不会在美国本土进行投资活动，而是要进行企业并购或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加快工作进度：为急需现金的各家银行注入充分的资金并大幅度降息。然而，长期的降息却加剧了“通胀复苏”的风险。
　　美联储开出的“药方” 确实见效了。但是，美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整个金融行业或该行业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匆匆涌入巨大的低息市场，而无数的美国家庭则成为信贷消费的主力军。因为风靡美国的抵押贷款主要用以满足家庭的消费（如子女教育支出或巨额的医疗费用）和房地产业自身的发展。2000年以后，已经达到顶峰的消费支出开始逐渐放缓脚步。与此同时，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地产业开始进入黄金时期，美国经济摆脱了危机。
　　如今，已经可以看到美联储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放松监管的金融机构使无数没有偿还能力的美国家庭负债累累；对外贸易的赤字快速增加，由国外注入的相关资金增长，不断降低的利率使得那些金融公司更加放心大胆地执行冒险的放贷计划。
　　美联储的政策与私人金融机构的利益趋同使得美国成功地摆脱了2001年的经济危机。这里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首先，难以维系的金融道路迫使美联储采取了大胆的刺激政策；其次，美联储的政策短期内确实奏效，但长期延续却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最后，疯狂的金融救市行动已经脱离了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轨道，并将加剧次贷危机。经济危机与宏观经济的走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已经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迫使美国如履薄冰地继续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走下去，最终只能导致国家负债的增长。
　　虽然到目前为止，“疯狂” 的金融政策并没有导致最终后果的产生，但却延长了其最终爆发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这条金融道路早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并不是货币金融主管部门缺乏意识造成的，而应当归咎于它们在处理问题时仍摆脱不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除了对外宣扬的原则外，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中还包含着许多让人无法接受，却又无法侵犯的潜规则。或许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我们就会看到最终的结果。
　　随着危机覆盖面的骤然扩大，紧急救援计划刻不容缓地被提上日程。如今的情况已不同于1929年，我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去拯救金融体系。首先，货币政策的水龙头已经打开：政府已经注入6000多亿美元资金，如果需要的话，将来可能还会继续注入大量资金，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使崩溃的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但是，仅仅注入资金是不够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美国的次贷市场由最初尚可忍耐的小毛病最终恶化为整个信贷和融资市场的严重病症，并将对未来美国甚至世界的宏观经济前景构成威胁。
　　短期看来，美国很难避免预算赤字的增长，该数字已经达到整个国家生产总值的2.9％。新自由主义的刺激政策将无法解决对外贸易赤字的增长问题。为美国巨额外贸赤字提供资金的主要是欧洲国家和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由于美元迅速贬值以及这些国家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美元储备，美国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外来挑战者的盘中餐。
　　                                                               跳出规则，见机行事
　　如何规避上述风险？我们期待着国家的全力介入：拯救金融行业，政府吸收银行坏账，提高公共支出，有效监管金融系统（禁止某些对家庭随意发放贷款的行为，防范金融投机行为）。我们同时期望建立一个有效的企业保护机制，无论这些企业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海外。不过，我们很难想象下一届的领导者是否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通，这对于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否在世界经济中保持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或许新自由主义将会以更加隐蔽、更加谨慎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但是它需要跳出自身规则限制，见机行事。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限制外国企业在美投资，只要他认为该投资项目可能会对国内安全产生较大威胁。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小把戏”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未来是否能够站稳脚跟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