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

 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王元化，他有很多朋友，本书通过他与朋友们思想上的共鸣，学术上的交流、交往中的温良恭俭让，让我们和后来人更具体的感受那一代人的文化涵养与大家风范。    
终生的挚友孙冶方
    王元化与孙冶方结识，并成为终生的挚友，是在抗战时期险象环生的孤岛上海。
    1937年5月，上海沦为孤岛后，中共江苏省委在设立职委的同时，决定重建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为孙冶方，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叔(巴人)、梅益、于伶等。在文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在王元化印象中，孙冶方不苟言笑，但他们并不像怕“喜欢训斥人”的领导一样怕他。孙冶方虽然很严肃，但并不严厉，有了问题，他只是仔细地听你说，再慢慢地分析道理。有一次王元化闹情绪，他就是这样对待处理的。
    孙冶方也时常会显露出一种颇为可爱的憨态，这种憨态使得王元化他们这些当时刚入党的小青年都很喜欢他，不知是谁还给孙冶方起了个“妈妈”的绰号，一下子就叫开了。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些往事，王元化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我们虽然幼稚，但都懂得他对我们的爱护，尽管他从未向我们公开表露过。抗战初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拼命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
    1938年，上海文艺界出现了一场被称为“鲁迅风”的大争论。其中有些人虽然都是左翼作家，有的还是文委委员，但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鲁迅风”(即杂文的文风)已经过时，现在是抗战时期，应该直着嗓子说话，不必再晦涩隐藏地说话了。王任叔(即巴人)等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鲁迅的战斗风格永远也不过时。
    这虽然是对于鲁迅文风的理解和认识问题，但正当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之际，进行这场论战不仅会使群众转移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注意力，而且也容易被敌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孙冶方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以文委名义召开会议，及时地组织大家讨论、研究这种形势，邀请论战双方坐到一起座谈，统一认识。孙冶方洞察明鉴、鞭辟入里的分析，使论战双方都心悦诚服接受了他的意见，自动停止了这场历时两个多月、在文坛上轰动一时的争论。
    王元化和孙冶方孤岛时期分手后一直未见过面，20世纪50代，王元化听说孙冶方被作为“中国的利别尔曼”而被批斗。“文革”期间，孙冶方在狱中用腹稿形式，写下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那真是难呀!一章有分析、有见解的腹稿写完了，再去构思下一章时，脑子里已经做好了的文章会全部不翼而飞。只好再作第二遍、第三遍。就这样，他以惊风雨、泣鬼神的毅力，前后共“写”了85遍！
    1978年5月27日，孙冶方应邀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那时王元化尚未平反，他想尽办法才弄到一张入场券，坐在后排远远地望着他，这是他们两人分手40年后第一次重逢。
    孙冶方酷爱学术自由讨论，主张指名道姓的公开争论。一次会议上他曾给于光远同志递过一个条子，说他们已经就八个问题作过争辩，希望再来两次完成一个整数。这就是学术界流传的“8+2=10”的佳话。
    “我已经是一头挤不出奶的老牛了!”即便在病危期间，孙冶方仍然强忍病痛，写出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的文章，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都夸写得好。
    1983年2月孙冶方去世后，他的助手把他的一本遗著寄给王元化，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冶方同志把书放在床边，本想等身体好些亲自签名将书送给你，但一直未能做到，现在只好由我在书上盖上他的图章，以表他的遗愿。”
   
孤岛好友林淡秋
    林淡秋是王元化在孤岛时期非常接近的好朋友，他常常怀念这位兄长。
    林淡秋虽比王元化年龄大许多，但也许是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他们很谈得来。在王元化和林淡秋的接触中，很少听到他说“我怎样怎样”或“我如何如何”，他讨厌自我炫耀，讨厌吹嘘自己，他也不喜欢这样的人。王元化后来回忆说：“记得还是在抗战时期，有一次他向我谈起，左联中的一位常委用化名林矛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又以第三者的口吻吹捧这篇文章，组织大家去学习。淡秋自始至终都是不喜欢这种作风的。他不喜欢互相吹捧，互相拉扯，自然对后来的拉帮结派更是深恶痛绝。
    王元化与林淡秋的交往始于抗战初。认识不久，王元化就常常去找他聊天。那时他住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一座弄堂房子里的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小的亭子间，他和夫人唐康就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王元化去聊天时，3人中总有一人得坐在床上，但是在这样的小屋里，他们仍谈得十分欢畅。
    到了吃饭的时间，王元化就“不识相”地“揩油”，常常自动留在他们家吃饭。唐康取出一只小小的打气煤油炉，淘米煮饭，然后再用一个小油锅，把早上买来的带鱼收拾干净，放进油锅一炸，3个人就围着小书桌吃起来，王元化吃得特别有味道。
    有一次时间过晚，王元化把自己的长衫忘在林淡秋的家里了。直到60多年后，唐康还几次对王元化笑谈这件往事，说他年轻时如何粗枝大叶、生活散漫。这段时期他们身在孤岛，生活艰难、环境险恶，却很愉快地从事着地下工作。朋友之间没有猜忌、没有摩擦，或者其他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有时也会发生争吵，但不久就乌云消散，不留下任何感情的芥蒂。对此，王元化十分怀念，他说，“这种坦率纯真的生活真是令人向往。”
    新中国成立后，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本可以担负一些重要的工作，但组织上只派他在《解放日报》做一名普通编辑，他欣然接受了。后来胡乔木发现了他，把他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
    那时《人民日报》在王府井大街，王元化到北京开会时曾去看林淡秋，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兼作卧室的狭窄的小房间，摆了几件简陋的旧家具，林淡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乐而不疲的工作，完全不像一个副部级领导。他还像以前那样，没有官气，没有架子，随便说笑，平等待人，这给王元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由衷敬服林淡秋从未改变的朴素作风。
    1955年，王元化被审查时，很多朋友在路上相遇，都掉头而去，林淡秋却冒着危险写信，仍以兄弟般的深情寄予关切和慰问，还有一位写信来的是姜椿芳。这两封珍贵的来信，在严冬中送来了温暖，使王元化感到绝望的心，重新闪现出光亮。
    阔别20多年后，王元化和林淡秋再一次相见时，两位老友抵足而眠，不胜欷歔。王元化回忆道：“那时我已年逾六旬，淡秋更是垂垂老矣，他是来上海治眼病的。后来，我到杭州去拜访他，他是那样的高兴，拉住我不放，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我们抵足而眠，畅谈一夜。’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后来也遭不幸，被赶出《人民日报》，下放到杭州。”
    此后王元化每到杭州都去看林淡秋，最后那次，因为急匆匆要赶回上海，就只打了电话过去，他妻子说淡秋送进医院了，没事的，你已买了火车票就先回去吧。没想到这次错过竟是永别，回到上海就接到了淡秋去世的噩耗。
    王元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吸吮抗战初地下党文委乳汁长大成人的，他们对我的思想和人格成长，曾起过重大的影响。”他所说的“地下党文委”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许多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而林淡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相交60年的老友黄宗英
    黄宗英与王元化是相知相交60多年的老朋友，提起元化先生，黄宗英有些哽咽地回忆道：“那还是在1941年，只有16岁的我，应长兄黄宗江的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学着演戏。不久，我就在《浮生六记》中出演芸娘，张可是当年我们剧团里最美、最有才学的女演员，她扮演‘我’的婆婆，大家有商有量，合作很愉快。那时，就遇见了王元化先生，他俊朗潇洒，经常到剧团来看张可，我们都叫他大哥，他与张可真是天生的一对……”
    王元化经常去剧团“探班”，说明他已经爱上了张可。只不过，他把深深的情愫藏在心头，后来在真正确定关系后，张可“坦白”说：“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也很喜欢他。”
    黄宗英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和赵丹经常到元化大哥家去玩，十分开心，他和张可都非常爱看赵丹和我演的电影……”
    “孰料风云突变，‘文革’开始，我和王元化、吴强、孔罗荪、王西彦、杜宣、姚奔都在一个蔬菜劳改队，巴金是后来到干校的，起初是在市里个别隔离。每天都由我给他们派活儿……”
    “这些‘反动权威’本性难移，认真读‘洋、名、古’，认真写‘大毒草’，认真种菜。我给他们示意可以马虎点儿，慢着点儿，都‘不接领子’(上海话，意谓“领会”)。我再也想象不出一向文质彬彬的王元化和杜宣这些文人们居然能赤膊抡镐、挑粪桶，元化大哥晒得又黑又壮，像个奥赛罗，只是不知他的妻子、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可病得怎样了。张可是满涛的妹妹，从反胡风起就受株连，夫妇俩历尽煎熬。我那时候被指定为卫生员，在轮流值班看住他时，我对他轻轻说：‘元化(省去大哥二字)，你醒醒，想想张可，没事儿的……’精神创伤是难以痊愈的，如今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
    2005年是赵丹先生诞辰90周年，京、沪两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上海召开的赵丹诞辰90周年追思会上，王元化发表讲话说：“赵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进步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时时关注着党的文艺事业。”元化大哥是真正理解赵丹的，如果赵丹泉下有知，他会感到慰藉的。
    摘自《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罗银胜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