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会解体？苏共为何会垮台？

“正”“反”之间求真理：关于我的《凯歌悲壮》和《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这个问题自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轰然而起，并纷纷纭纭地讨论延续至今。有“戈尔巴乔夫罪魁祸首说”，有“苏联共产党蜕变说”，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争权夺利说”，也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之路本身有问题之说”，等等。我在我的著作中是持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苏联的解体的，即，苏联之兴非一蹴而就，而苏联之亡乃冰冻三尺之寒。

在此，我想重复我在2003年的《回眸苏联》和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的总序中所写的那段话:“过去，人们对苏联的历史之‘正’已经说得很多，很深刻，很系统，很有理论水平，而恰恰是对苏联的历史之‘反’没有说透，甚至讳莫如深。造成苏联解体的恰恰不是苏联的历史之‘正’，而是它的历史之‘反’。尤其是当这个大国已经不复存在时，尤其是当俄罗斯已经按照新的方式前进和发展时，探讨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反’，就是极其重要的事。仅仅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苏联的历史之‘反’却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反’之不识，又何以识‘正’？‘反’之不除，又何以求‘正’？人们总是喜欢‘正’，而忌讳‘反’。而历史学家的使命偏偏是要在‘正’，‘反’之间求真理。”

■应把苏联的解体看作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演变、推进和深化的因素在斯大林时期就在逐渐孕育、滋生

2000年，我在《山外青山》一书中明确提出:苏联的瓦解或者解体“不是一个瞬息即现的现象，也不是某个人主观意志顷刻间的万能体现，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有自己的演变、推进和深化的轨迹。在我看来，这个过程，这种轨迹，这种演变、推进和深化的因素在斯大林时期就在逐渐的孕育、滋生和暗中萌动。”

对苏联解体的真正认识应渊源于对苏联这个国家的全面和客观认识。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苏联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是有偏差的。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斯大林是列宁的惟一合法和忠实继承人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是惟一的社会主义、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光明社会、惟一的人类发展之道的概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因此，对这个国家只能模仿，对苏联的领袖，尤其是斯大林只能遵命，只能歌颂。于是，在历史上，那种稍微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细小问题的言论，那种对斯大林个人独断的领导作风的微词，就统统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罪莫大焉。

■列宁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睿智之处在于他知道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斯大林自然也不是完人，但是他的非睿智之处，就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完人，把自己看成是列宁事业的惟一正确继承人

即使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列宁自己也从没有认为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生前就曾亲自纠正过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犯下的不少错误。正因为是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就注定了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因而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正确、永远正确。列宁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将要迂回曲折地(包括会犯下各种错误)前进。

斯大林自然也不是完人，但是他的非睿智之处，就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完人，把自己看成是列宁事业的惟一正确继承人，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成是最正确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自己的话就是社会主义，自己的政策就不仅是苏联的，而且是天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斯大林排斥他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行动，把他人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决策看成是异端邪说，进而把这些思考者、争论者当作敢于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民之敌”加以镇压和清除。(见《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这种执政方式使苏联的政策永远处于一种动荡不定、朝令夕改的状态，而且使党内领导人的争斗永无宁息之日，进而使整个国家失去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和谐与平衡。

以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来说，现在，人们在评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分歧是很大的。指责它的人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杀害了上千万的冤民，是没有社会主义的人道的。而维护“大清洗”的人则有两条理由，一是斯大林没有杀那么多的人，只有几十万；二是“大清洗”的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我认为，“大清洗”的要害并不在于它杀害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为什么要杀人以及怎样杀人。从现在解密的苏联档案来看，“大清洗”的杀人有三个问题，一是它是“预防性杀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宁可错杀，二是按照内定的3—5％的指标杀人，三是没有法制的杀人，领袖的圈阅就是死刑“判决书”。(参见发表于《学习时报》，现收于《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的文章内容)无产阶级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可以对敌人进行必要的镇压，但是“大清洗”的杀人决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苏联解体的原因，若不从文化层次上，不从一个民族的基本思维中去寻求，就不容易找到最终答案

从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历史经验来讲，“大清洗”这样的事件应该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之路的“反”，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不少的“反”，许多的“反”都揉杂在苏联历史进程的“正”之中。当我们考察苏联的历史进程时，认识这种“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些“反”最后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尤其在今日，当苏联已经解体这么多年，许多历史真相已经袒露在世人面前时，认识这些“反”，并从这些“反”中真正吸取社会主义之路的教训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是，苏联的最终解体尽管有一系列外部和其他因素，斯大林社会主义进程中非社会主义问题的积聚和苏联共产党的蜕变没落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最致命的原因。所以，对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进行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尤其是文化层次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不从文化层次上，不从一个民族的基本思维中去寻求答案，这种答案大概就不容易是最终的答案。所以，我在《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对苏联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了文化层次上的考察。这种考察还只是初步的，我个人的探索，所以我把它们叫做“随笔”。

我们现在都谈“居安思危”。我想这个“危”字应该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那些“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中的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并且在后来的执政者手中发展成具有摧毁因素的东西。如果在居安中，搞不清这个“危”的真实内涵，甚至还要把苏联社会主义之“反”当成正面的、好的经验来接受并试图付之于新的实践，那就真危矣。想想那些反掉了苏联的“反”吧，这是真正的居安思危。(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凯歌悲壮》、《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闻一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