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一）

——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作者：高晓岩
刘少奇（１８９８·１１·２４．—１９６９·１１·１２．）同志百年诞辰在即，我们特编发此文，纪念这位曾经被画成鬼脸的伟人。
四清运动是一桩历史公案，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两位历史巨人的分歧在运动中公开化。本文采访的两名对象，刘源（现任武警总队副政委）是刘少奇与王光美之子，他在文革开始时期，曾耳闻父母对有关问题的说法；何家栋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的顾问，对刘少奇研究有素，又曾就相关主题采访过王光美本人。他们使用第一手材料，又援引有关文献资料，对这一段历史公案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判断。
刘源何家栋审定了文稿。
对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结论。相信本文的发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论断，并认真地反思历史。
一、“四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四清运动肇因于１９６３年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
对刘少奇素有研究的何家栋说：“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在这次会上，两人共同确定在全国展开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运动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确定搞“四清”之后，刘少奇就准备出国访问。在这期间，指导运动的文件紧锣密鼓制定起来。刘少奇之子刘源说，“这一年一四五月份，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等他们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出笼。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关于形势估计和运动性质的提法未表异议。”
在当时，刘少奇或许并未意识到同毛的分歧，以为运动会按自己的思路展开。他支持毛搞运动的前提是，认为干部党员确实需要洗一场澡，革除特殊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多吃多占、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不良现象，平息民怨。他有一种危机感。“早在１９６１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４４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何家栋说，刘少奇发现，下面普遍不说真话，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
二、王光美和“桃园经验”
搞四清，刘少奇的思路仍旧是先调查研究。为了获得一手材料，他决定派夫人下去蹲点，这里有率先垂范的意思，因为国务繁忙，只好派夫人下去，此其一；王光美长期担任刘的秘书，懂得其思想，又一起在湖南搞过调查，此其二。
但引起了麻烦。“父亲所在的党支部批评父亲，认为这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大家担心我母亲下乡后，父亲的身体没人照顾……父亲患有失眠症，晚上须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平时都是母亲精心照料，如果夜间无人，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刘源说，刘少奇晚上一般有这样的习惯，吃完药，躺在床上看文件，然后上厕所，再入睡。有一次入厕时，药性发作，摔到地上，头都磕破了，王光美吓坏了，叫警卫员才抬上床。周恩来知道后，到刘宅严厉批评了王光美。意思是，刘少奇的身体不仅仅只是刘本人和家庭的，他还属于党和人民。刘源说，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支部反对她下去，并要刘接受。刘少奇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王光美走后，自己在地板上打地铺。就这样，他一睡就是五年，一直睡到１９６８年病危。
王第一次下乡是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去的地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一去就是五个月。离京前，她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说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为了有利于工作，她改名叫“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做一个普通队员，被分配到桃园大队工作组，任副组长。
刘源说，王光美每月回来一次，跟刘谈体会，向毛泽东汇报。毛听了汇报，不止一次指示道：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她说，她自己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她不知如何挖上边的根子。
五个月精细地调查工作后，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她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这个长达十余万言的讲稿被称为“桃园经验”。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亲自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他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到文革中，大字报说桃园经验是刘少奇推向全国的大毒草，正在读初中的刘源回家追问父亲，“第二天午饭时，父亲拍拍兜，对我说‘我带来了文件’，”刘源说：“母亲特紧张，看看窗外，拍有人看见。父亲拿出文件让我看，上面果然有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非常好，我意值得推荐，予以批转全国。下面还有好多用笔划来划去的字。我还没看完，母亲就把文件收回去。父亲说：‘你不该看文件，但我们给你看，是让你知道，你的父母从不欺骗你。’”
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１９６４年９月１日，刘少奇才在前面加了按语，称其“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刘同时又指出：桃园经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
王光美说，毛泽东多次鼓励她，让她到各地去讲。“毛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要他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何家栋说：“后来，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弄出更对毛泽东胃口的经验，一下子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毛备加赞赏。（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