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百年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够获得这种殊荣了，人们总是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时机纪念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至于他自己对此也曾感到困惑：“为什么谁都不了解我，又人人都喜欢我？” 

　　这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也许，20多年前胡耀邦说过的一句话能够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许良英老先生回忆，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准备多年的《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终于在中国出版了两卷。1979年，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钟沛璋见到许良英，告诉他，耀邦同志看完了其中的一卷，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便要求中组部的同志们都去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究竟爱因斯坦为什么能够发现相对论？”作为中国研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权威，从1962年起，许良英就不断地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并不赞同许多人简单地将其归因于“爱因斯坦是个天才”。 

　　40多年后，许良英更愿意将相对论发现的原因，归结为“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非“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他是一个虔诚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诚挚的社会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 

　　在相对论发表100周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之后，“他的这种人格魅力才更值得纪念”。 

　　“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 

　　爱因斯坦并不是个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于德国小镇乌尔姆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电器修理制造厂。对于这第一个孩子，父母没有很高的期许。但当阿尔伯特到四岁还不太会说话时，他们还是不免有些着急。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阿尔伯特的妹妹，已经喋喋不休。 

　　阿尔伯特也不喜欢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跑跳打闹，尤其厌恶小伙伴们酷爱的军事游戏。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躲在一边安静地玩积木，耐心地搭出钟楼啦、教堂啦、市政厅啦，还常常自己创造出许多玩法。比如，他喜欢用卡片搭房子，能一直搭到十四层楼高。他看着自己的“建筑”时，便感到创造的快乐。 

　　上小学后，和其他孩子一样，阿尔伯特接触了宗教。他被《圣经》里的故事所吸引，为教堂里的气氛所感染。他甚至自己写了一些歌颂上帝的短诗，配上音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轻轻哼唱。 

　　但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19世纪末的德国，他受到了同学的排挤。沉默的、孤独的阿尔伯特并不太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专心地听讲，耐心地应付学校的课程。10岁时，他进入了古典氛围很浓的路德中学。 

　　对爱因斯坦的人生起关键作用的几年，便是这之后的几年。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对科学有强烈兴趣的人，与他父亲一同经营小电器厂。在电力工业刚刚兴起时，他们便开始生产发电机、弧光灯、白炽灯和电话。在叔叔的影响下，爱因斯坦从小对动手的技术和抽象的数学都非常感兴趣。10岁以后，当地的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塔尔穆德每周末到爱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给小阿尔伯特带些科学和哲学的书籍。 

　　12岁时，爱因斯坦便读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并自己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3岁时，他读了康德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不时与塔尔穆德讨论其中的问题；在塔尔穆德的劝告下，他读完了长达12卷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其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现象有其固有规律。这些书籍中止了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岁时，他写道：“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第二个尝试在他16岁时到来。他所就读的学校渗透了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对我来说，小学老师好像是士官，中学老师好像是尉官。” 

　　少年阿尔伯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时，爱因斯坦有时会笑嘻嘻地告诉别人他在中学时的这个故事。一天，一名教师对他说，假如这个孩子不在他的班上，当老师的会更快活一些。爱因斯坦回答说他没做错任何事。老师说：“是的。但是你坐在后排并且那样微笑着，这侵犯了班级对教师所必有的尊敬。” 

　　他没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败移居米兰后不久，16岁的爱因斯坦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写道：“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与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联系。他求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德国国籍。1896年，申请获准。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 

　　因为投考苏黎世理工大学失败，爱因斯坦勉强同意到瑞士的阿劳中学完成未学完的高中课程。但他对教育的成见很快就消失了。阿劳中学提倡教师有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因此课上得十分有趣，学生们可以在实验室独立工作，高年级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极为关心。 

　　正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那个对他的学术成长颇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会出现什么情况？ 

　　后来，爱因斯坦称阿劳中学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爱的样板”。“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不会生气勃勃！” 

　　这种对教育和学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学后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决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课堂上听课，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并开始阅读著名物理学家的著作。苏黎世理工大学的本科四年，只有两次考试，依靠借阅同学的笔记，他通过了，但这依然使他感到厌恶，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记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试，就会难受半年”。 

　　爱因斯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后，他多次应邀对教育问题进行演讲或写文章，在他的认识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的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 

　　除去在阿劳中学的1年，爱因斯坦没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这种理想的教育。但他还是通过某种方式自我实现了。 

　　1901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但学校不喜欢他的独立，不同意留任他为教师。同时，由于家里人反对他和大学同学玛丽琦结婚，他与家庭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他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先是在一家技术学校任代课教师，后来又找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家庭教师工作。 

　　1902年2月，伯尔尼的报纸上，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出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愿为大学生或中学生完全私人地补习数学和物理学……” 

　　在这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但显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注意到这条广告的，只有两个大学生。但爱因斯坦没能靠这种方法赚到钱，因为他们三个人聊得过于投机，而使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讨论和共同学习，三个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被任命为“院长”。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视野中充斥了马赫、休谟、安培、黎曼、狄更斯、塞万提斯等人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作品。他们被思想的交流迷住了，经常为某一页、某一句话争论，争论持续到深夜，甚至一连几天。 

　　从某种程度讲，奥林匹亚科学院就是爱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学校。他终生都对这个“幸福时代”充满感念。逝世前两年，他给当年的另一位“院士”写了一封信，开头即是：“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 

　　“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 

　　在创立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那一年，经人介绍，爱因斯坦终于获得了伯尔尼专利局三级技术审查员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终于不用再为生存而发愁了。他热爱那份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09年。 

　　宣告物理学革命的论文便是这个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爱因斯坦一共写了6篇论文，发表了5篇。其中一篇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狭义相对论”，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从而使经典力学只成为相对时空中的一个特例。发表这篇文章三个月后，爱因斯坦又写了一篇作为推论的短论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发现，使当时困惑所有物理学家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为何能不断释放出大量能量，太阳为何能长久地发出如此强烈的光和热等，也为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和爱因斯坦一样抛弃固有的思维习惯。据说，当时全世界能够理解相对论的人，只有12个。 

　　由于名字频繁地出现在物理学杂志上，爱因斯坦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以在几所大学任教，先是在苏黎世，然后是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但他并没因此而恢复自己的德国国籍。 

　　遗憾的是，他到达后4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的生涯。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签名者里，没有爱因斯坦。（记者 江菲）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