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28 | 疯狂已极的掠夺（转）—— 刘洪波

权力的理性正在自我肢解
刘洪波

　　中央电台记者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采访，受到跟踪，不得已拨打哈尔滨市公安110报案寻求人身安全保护。4月24日中国广播网播发的消息再次令人震惊。
　　4月7日，中央电台播发《贪官变大地主农民耕地被抢反倒要蹲大狱》的新闻调查。从网上读过报道后，我曾发表评论，说农民们正在遭受无力招架的掠夺，官员不仅纵容变身为“企业家”的流氓地痞对农民的剥夺，而且自身也走到台前，要变身为大地主，为子孙开辟享用无尽的财源，掠食者正在疯狂。
　　4月24日中广网播发的新闻，使人再次看到这种权力主导的剥夺行为，已经疯狂到了怎样的程度。根据报道，《贪官变大地主农民耕地被抢反倒要蹲大狱》得到的关注从社会面而言是广泛的，从层次来说也是很高的。新华社编发了《国内动态清样》，中央电台发表了内参，中央政治局常委、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国土资源部等都很重视。
　　就是在这种“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不仅农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通河县抢占了农民土地的人仍然带着“铁哥们”和警察武力威胁农民不得种地，而且记者也开始陷入了真实的恐惧之中。
　　4月12日，新华社记者在通河采访，当晚通河县全城警察秘密行动，宣布“今晚抓记者和上访农民”。此后，中央电台记者在通河采访，所到之处都有警车紧随并发生了盘查记者事件。4月23日记者的车被另一辆车紧咬，向哈尔滨市公安110请求保护。农民向中央台记者反映，自从去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介入此事采访之后，通河县去年8月中旬和今年4月20日，发生了两起莫名其妙的交通事故，两名相关知情人非正常死亡。
　　一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高度重视”之下，地方权力的非法作为立即停止，底层反映的问题迅速出现转机。一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中央级新闻单位”的公开报道能够左右地方政权的行为，使之至少暂时的、表面的略有收束。但是，从通河县，我们看到了类似于传统政治中“天高皇帝远”的状态。高层官员的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所带来的不是地方权力的震恐，而是失心疯式的反扑。
　　一直以来，我对媒体分享政治权力不以为然，我也不认为问题总是需要“高层重视”才可以得到解决是一种可资骄傲的模式。然而，我也知道，人们多少还是寄望于青天和有权力感的媒体，因为这既是他们一种可能的寄托，也是他们在现实中的一种必然。确实，在现实体制下，如果高层重视和媒体强力干预，都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人们岂不是连一点点希望都无所产生了吗？
　　但是，现实在下行线上的发展正是这样。通河县的行为戳穿了一种神话，在维护地方权力者的巨大利益之时，高层重视和媒体监督都不再直接起作用了，地方的权力体系开始围绕自我满足与自我保护而运转，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一种“独立王国”。对于权力从上至下进行分配的体制来说，这种“独立王国”式的地方权力，具有极大的危险，因为权力既然是从上至下的，那么必然要以“令行禁止”为基本的运行保证。通河县的行为，显然行使在危险的轨道上，以至于它对更大的权力不再配合，对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高层权力”的中央媒体采取恐吓、跟踪的手段。
　　当权力不是直接受之于民时，其运行的原则必然是权力服务和服务于更大的权力。但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权力尤其被用于保护权力者的私利。唯其权力的架构在于自上而下，从而使得远在天边的“皇帝”可能鞭长莫及，因此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类似于“小皇帝”和“小朝廷”。对这些权力来说，它只要把“顶头上司”照顾周到，与之有某种共同的“难言之隐”就可以了。或者，当权力者认为所有的权力都不过是在谋取自身利益时，他将不相信权力还有“公义”的成分，从而内心里失去对更高权力的信从。
　　不由民众授予的权力，在自我生成、生生不息的运转中，必然地走上了效力废弛的道路，它通过不断的自我谋利而肢解了自己的理性，也瓦解了自己基本的效力。寄希望于权力系统自身再铸雄风，是现实的吗？通河县的回答就在眼前。
　　                          2009/4/25

掠食者正在疯狂
刘洪波

　　痛苦往往不是由欢乐来驱散，而是覆盖新的痛苦。人们面对着生产痛苦的机制，由此而进入沦亡的通道。也许，你只是暂时没有陷进去而已，但你无法确定自己何时陷入，它是那样诡异，以至于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陷了进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祥顺乡魏玺村的48户村民正在状告贪官和恶势力侵占土地。一篇长篇通讯大致捋清了事情的来历。不幸开始于1996年，县乡两级政府领导拍卖“五荒”，卖给一家公司7000多亩“荒地”，这些地与48户村民的地相邻。当时的副县长崔永和等人查看地块时，看中了村民的地，于是偷梁换柱把魏玺村村民的耕地转包出去。村民完全不知情，但一系列文件已经制作成功，尽管并未通过国土资源部门。
　　2006年，也就是痛苦的种子埋下10年后，土地转包人来主张权利了，种地人才知道土地就要失去。土地转包人状告村民侵权，并在此期间又变身为土地转让的受让人，通河县法院和哈尔滨市中级法院两级终审，农民侵权成立，并需赔偿转包人经济损失。一些村民的地被强行霸占，不肯交地、交赔偿款的农民因拒绝执行判决罪被拘留，上访则被抓捕、被追打，农民甚至跑到外地做小生意都免不了被追抓回去接受控制人身自由的执法，农民甚至因绝望而被逼自杀。
　　农民面对的是具体的伤害他们的人，但根本上讲，面对的是一个伤害他们的机制。这个机制自我复制，生生不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从1996年发生非法划土地侵占以来，通河县有不同的领导，而他们的遭遇越来越痛苦；为什么无论怎样上访，他们的问题始终要回到县里解决，而县委书记等人却也是大地主，做着转包土地的生意；为什么恶势力对他们的侵害会受到法院和公安机关的支持。
　　报道中可以看到一场霸占土地的运动，1996年主事的副县长崔永和分得750亩，开发区主任刘国和分得耕地700多亩，开发区副主任赫岩分到约700亩，劳动局局长李升分得750多亩，县纪检干部配偶、县拘留所所长张志宝分得700多亩。现任县委书记、县政府的领导照样把从他们手中抢走的土地又转包给农民牟取暴利。以公司名义霸占土地的“转包人”得到权力的鼎力相助，实在是太不奇怪了。
　　农民给他们算账，“赵洪君书记和黑社会金英斌是500多垧土地，一垧地包五至六千块钱，就达300多万一年承包费，他50年合同，相当于一个半亿”。这是对农民生存根基釜底抽薪的掠夺，他们开创着子子孙孙的幸福泉。情势已非温文尔雅，似乎也无需温文尔雅，鼠窃狗偷过于缓慢，现在用得上的是狼奔虎夺。应该也有竞争，恶势力之间是要竞争的，新换的权力者也要迅速扳本的。资源确实有限，所以每一天都越来越像是末日，搞慢了就会追悔莫及。这就是为什么掠夺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急不可耐。
　　也许，你暂时还没有进入沦亡的通道，但你是否能够相信自己离开了沦亡的危险，你能够确信自己与这些农民不一样吗？你会认为他们会受此对待，乃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能力、素质和社会资源来保护自己吗？一块地属于某个人，就是属于某个人，他没有必要去研究法律，提高素质，扩大社会资源，以保证不被夺走。而且，你经营一家公司，你拥有亿万资财，是否就能够有信心说已经足够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你有多大的力量去抗衡恶势力、不法的权力和成套的权力机制？
　　在疯狂的掠夺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无力的，因为掠夺建立在权力机制之上，这个机制转为服务于权力者和保护恶势力，而且生生不息。而你只是一个个体，只是一个个弱小的群体，每一个掠夺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众多尚未被掠夺的“暂时安全者”甚至不知道掠夺的发生，知道了也可能暗自庆幸或者噤若寒蝉。这样的权力机制没有改变，权益就只是空谈。
                      200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