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南方周末 2002-7-4)

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
南方周末　  　2002-07-04 11:56:54

□本报驻京记者 张捷
危改，在1990年实施之初，曾经引来老百姓的欢呼，然而很快地，人们就发现，由于权力不放，论证不到位，危改不时地演变成强暴与掠夺。
“四三三”危改
“1990年4月30日，市长办公会决定，开始实施成片的危旧房改造。”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总建筑师刘小石说。
最初的改造是富有成效的，一些真正破败的房子被拆除重建，比如北河沿危改片，这是北京有名的低洼地区，每逢下雨房管部门都要提前将抽水泵运到现场。遇到大暴雨，居民的床板都会被淹。
危改的狂热开始于1992年，北京市将危改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到了区政府。“一些人认为房地产可以空手套白狼。全区各系统各单位都争着上危改项目。区政府部分单位办公用房紧张，选块地；街道经济要发展，选块地。”原为北京市东城区规划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撰文探讨危改问题时写道。
“似乎只要开发商不提出拆故宫，哪儿都可以立项改造，这怎么行？”
1993到1995年间，北京出现了700多家市、区所属的项目公司，他们举起参与政府“安危解困”的牌子，以“先划拨，后出让”的形式拿到土地使用权。
一方面获得大量区位优良的土地，另一方面享受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一些海外投资商也积极介入危改。常见的模式是：拥有地皮但缺少资金的国有开发公司与海外投资合作，组成项目公司。这种方式被称为“借鸡生蛋”。
危改立项从旧城周边渗透到中心部位，从分散的点、片发展到连点成片、连街成片。1992到1997年间，北京市立项的危改片达到114片，近11.8平方公里，占整个旧城面积的五分之一。
一些王府和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因为地段好、人口少、拆迁费用低而被首先选中。危房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恰恰成为弃儿。
被圈入危改片的房屋一律拆除重建。关于危改的“四三三”民谣流转在北京民间。开发商“四快”：快轰、快拆、快盖、快卖。官员“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旧城“三光”：房拆光、人搬光、树砍光。
害怕拆迁的穷人
1998年4月，由北京市规划局主办的《北京规划建设》杂志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最初，老百姓听到拆迁的消息往往激动得睡不着觉，整条胡同都沸腾起来，可现如今情况不同了。老百姓怕拆迁，听到拆迁的消息就发愁，有的人彻夜难眠。”
回迁率急剧下降。1997年底到1998年初，东城区规委对全区万米以上的在施项目进行调查时发现项目结构明显不合理，其中商厦、写字楼占总建筑面积的83％，住宅仅占7％。
1998年之前，北京市拆迁施行实物安置，大量的居民被搬迁到了远郊区县。“表面上我们获得了更宽敞的房子，但是得不偿失。”很多被迁居民这样说，“就医、工作、孩子上学都是麻烦。”
1994年，一位老人从繁华地带东四搬到了当时尚未修通的东四环外一个小区。但是公费医疗的定点医院在旧城内，每次看病，来回需要走七八里路，换三次车，路上花费四五个小时。另一位搬迁到大兴县清源西里的小学班主任，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以便赶第一趟班车到校带学生早读。
对于那些下岗后从事小本买卖或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居民而言，搬到人口稀疏的郊外去住，实际还意味着再次下岗。很多居民在反对拆迁时都会引用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市区卖碗凉水就能挣钱，可到郊区行吗？
“有人认为旧城的土地值钱，贫穷的居民就应该住到郊外去。旧城居民的确比较穷，他们只能住旧城里这些房管所的廉租公房或者祖上传下来的私房。但是正因为穷，他们才更依赖城市。”世界银行城市规划专家方可博士说。
1998年12月，北京市出台了新法规，改实物安置为货币安置，但是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许多居民反映，货币安置标准偏低，拿着拆迁款却在市里买不起房，只能住到远郊区去，一些居民称其为第二次插队。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拆迁。有些人自己在外面有房，他们很高兴，拿了钱就走了。绝望的是我们这些走也走不起，回也回不起的穷人。我不知道危改到底是为谁解困。”正面临拆迁的一位南池子居民说。
“文化的自杀”
1998年5月7日，法国《世界报》出现了不无讽刺挖苦意味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古老的中国遍地开花吧”。文章说，标志着北京特色的四合院胡同正在被消灭殆尽，土地投机者正在毁掉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保存下来的一切。
《费加罗报》则说：“今天此地的开发商们正在像摆葱头一样密密排列着他们的塔楼。似乎没有什么可阻挡住这场文化的自杀。”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因广安大街扩建而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惟一被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故居遗址。
新华社记者探访部分屋顶和墙已经严重破坏的区级文保单位蔡元培故居时，被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声责问：“这个院子，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
粤东新馆，宣武区政协的纪念戊戌百年座谈会的同一天，民工对这座戊戌变法的纪念地挥起了镐头。
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不得不和老房子一起消失。南池子一位78岁的老人对院子里的一棵30多年的石榴树充满留恋。“每年结石榴，街坊都能吃得着。我们自己吃掉在地上砸碎了的。”
李苦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李燕对“老北京味儿”的消失深为遗憾。“京味艺术就是靠北京听众抚养起来的。现在有谁会为了听一场戏从顺义县赶到城里？失去了原有的群众基础，也就不可能培养出新一代的听众。”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中国就只有首都没有北京了。”李燕说。
聚焦旧城
反对危改者认为，大拆大建的危改，既不现实又不经济，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
然而，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一切？“政绩和利益。个别管事的人一见香港的房子那么高那么亮堂堂的，就已经倾倒了。而开发商是为了赚钱，把你变成丑八怪也无所谓。无知啊，无畏啊。”原北京市规划总建筑师刘小石说。
“有个区开发公司要求增加建筑层数，当时我经手没有同意，区建委主任就找到我，说要帮开发公司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开发公司曾经为区里的环卫工人提供了多少套房子。”
当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区的时候，每个区都试图建设五脏俱全的现代化小麻雀。1992年，西城区政府提出建设金融街的构想。而按照北京最初的规划，北京的CBD商务区规划在朝阳区。
“我问为什么要建。一个副区长说，因为南边有一个人民银行，北边有一个中国银行，还因为西城区的存款是全市最多的。金融不是存款，这根本讲不通，”刘小石说，“而且都以危改的名义进行。最好的地段，哪有那么多危房？”
金融街之后，东方广场等一大批以商业写字楼为主的超大型房地产项目在各旧城区相继出现。
“如此分散且违反城市规划要求的大规模开发，造成基础设施的分散重复建设，导致北京迄今为止没有形成一个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商务中心，实际上延误了北京的国际化进程。”世界银行城市规划专家方可博士说。
“在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反而加剧了旧城‘聚焦’，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方可说。
1990年大规模危改开始时，旧城内约1／3的房屋是危房。现在，大部分旧城居住区已经被划为危改区落入开发商手中，还有大量已经列为危改的项目尚未启动。
这给旧城带来了新的麻烦。什刹海烟袋斜街一带，90年代初房屋质量还相当好，1993年划定危改片后房屋质量迅速下降。一个地区一旦被划为危改区，各种买卖交换商铺的行为会立刻停止，房管所和居民也不再对住房进行正常维修。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外建筑师对北京表示了普遍的失望。一篇名为《北京：世界建筑中心》的文章，将这个城市评价为“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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