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何以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学人”？

马克思何以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学人”？
主讲人：蔡德诚
评议人：
2001年11月16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204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科技导报》特约副主编蔡德诚教授做了题为“马克思何以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学人’——我的思索、联想与感悟”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是研究理工出身，介入人文领域，应该说是班门弄斧。这些年我做了很多次讲学，但是我尤其珍惜在天则所得这次讲座。因为我深切地感觉到天则所这里是出各种新思想的，是出好学风的，使出比较崇高的人品的。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论坛，同时也是一个严谨的、兼容并蓄的论坛，学风及其谦逊，宽容，而且善解人意，尊重所有人的人格和尊严。她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发掘和汇集民间的智慧，有历史感，有使命感，有责任感，她紧紧地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来探讨问题，不温不火，不冲动不冒进，有很大的韧性，向着正确的方向有力地推动。所以这个论坛给人以思想，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这是我一个非常真诚的判断。而中国的改革过程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思想论坛，我相信天则所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会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它将会载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史册。 这些年在我对种种现实问题进行观察、思考、求索的同时，也对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理性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并从中得益匪浅。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多年来我常常想，自然科学能发展、演进到这样一个坚实、可靠的既相贯通，又相佐证的知识体系和认识体系，决不是偶然的。它必有一个精髓，一个主线贯串其间，贯串始终，方会演释出如此严谨的逻辑，如此贯通的结构，如此精确的结果。我认为，——我想大家也会赞成，这个主线，这个精髓就是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
那么，怎么才能最简洁，最概要地表述清楚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核心要素呢?这也是近些年来我时时在思考，时时在求索的一个“心底的问题”。我先是从思考“什么是科学的本征（即本质特征）”出发，再进入对科学精神构成要素的梳理、归纳的。
什么是科学的本征?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点：1．科学是人类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以自身有限的主观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无限客观存在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2．在上述过程中，又总是后人发现前人认识上的不足、偏差，补充纠正前人的认识错误，乃至推翻前人的错误结论而前进，而越加接近客观真实的。我想我对科学本征所作的上述归纳和表述，在科学共同体内大概是不存疑意的。
随后，我在上述两个科学本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梳理，并归纳了构成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应有的要素。我认为，科学精神、科学理性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要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其中核心要素是“理性的怀疑”，马克思也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我毫不奇怪。前人的科学发现和后人对前人发现的纠正和发展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思想教育当中，偏偏就少了这种求异的教育，少了理性的怀疑。这里我将两个小故事。
此话还得从我十几年前在美国的亲见亲历说起。1986年-1987年我受《科技导报》之派遣，以副主编身份常驻美国工作，常驻地在波士顿。又一次我和我的roommate的母亲聊天，她是一个小学教员。我问她，假如你们的小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了跟老师不一样的见解，或者提出一个老师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们怎么办？她说，我们会很高兴，这说明他在思考，是一个会思考的孩子，并且还会表扬他。而如果在我们国家发生这种事的话，很可能会使老师感到很没面子，下不来台，这个孩子以后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同学的孤立。而美国的这个小孩子会成为一个小英雄，并且鼓励了其它的小孩子更加积极地参与。
还有一个例子，美国国会表彰一个小学生，因为他在完成老师布置的历史作业过程中，挑选的是在二次大战中一艘军舰的沉没问题。他在图书馆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年在该事件中对舰长的处理结果跟他所了解的事实有重大出入，他的论文就写出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后来引起报界进而引起了国会的注意，国会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重新对这个案件进行审理，最后发现这个孩子的发现是正确的，几十年的冤案得到了纠正。这就是鼓励求异思维，鼓励理性的怀疑。
如果说，本文前面阐述的主要观点，主要思想，尚有一些意义和价值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思路源头和思索路径，正是严格遵循这六大要素而获得的。因此，我谨在此企望，不论是存疑，持异或是同感、同识者，也均能对上述“科学精神六要素”予以特别垂注。因为，我认为这“六条要素”实际上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是我们最终得以摆脱种种浮华、浮燥，种种假、大、空，种种形式主义长期危害的理性保障。也是我们能否真正抓住21世纪历史机遇，切实避免大弯路，大挫折，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中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理性保障。
在20世纪末的1999年，先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亦有译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或“千年第一伟人”的)这一命题进行了校内的征询、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第一的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随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下来，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从互联网的分布和覆盖密度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次BBC网上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层的评价和判断。这个已昭示天下、明明白白的事实，引发了我一系列的联想，也呼应了我近年的一些重要的感悟。但这一评选结果，对许多人，特别是对几十年来习惯于单一思维，单向思考，且局囿于固定观念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大出意料的。或许正因为此，在我们的正式报刊和媒体上，竟一直未见这条消息的正式发布。但是，这个让我们这边很多“东方”人“匪夷所思”的事实和消息，却正印合了我近十多年来观察、思考、联想中的种种内心所得，内心所悟，颇感欣然，颇感快慰。
这需得先从马克思追求的理想目标的实质内涵说起。马克思一生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一生追求人类的理想社会目标，并留下了鸿篇巨制。但以我的理解，马克思理想社会的实质性目标，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即：1．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2．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公平、公正；3．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
至于如何最终衡量、检验或标识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也提出了三条检验标准，这就是：1．看是否消灭了城乡差别；2．看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3．看是否消灭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差别。马克思还以自己学说的科学性为依据充满信心的预言，构成上述理想的社会主义因素，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涌现。
我听到一个线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故事，80年代初，当时他还是教授，作为冶金专家去瑞典访问。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国栋和市长胡立教去瑞典访问，先请徐教授介绍情况，介绍完后，这两个老红军不高兴了，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这个名教授够呛，来的时间不长，脑筋给人洗了。徐匡迪说没关系，我给你们借两辆自行车，配你们去访问访问这里的老百姓。在访问一天后，这两位老领导黯然泪下，说我们干了一辈子革命，白干了，让别人干成了。我想后来上海发展的这么好，跟领导的思路、判断和决策有很大的关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宣告，一个“幽灵”正在资本主义的上空游荡，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病根在于它的生产不断高度社会化，而资本却不断的高度私人垄断化。我想，大概正是这个“敲响丧钟”式的警告，也正是这个“深入膏盲”诊断的据实性、深刻性和科学性，方使得身处这种现实险境中的西方经济学界、社会学界中的清醒者，理智者，不得不严肃地看待马克思的这个“警世衷言”。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绝症入木三分的判断，震撼了一切有现实感，有科学理性的人们的良知和心灵。应该说，这可能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会纷纷涌现，百年不衰，研索不断，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中起到重要积极影响作用的历史缘由。
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病害，不仅有诊断、也有针对性的治方。“高额累进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正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致命病根提出的一剂“内科疗法”的治方。当然马克思也提出过“外科手术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消商品、取消市场、取消货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一次性了断”的设想。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就像其他一切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家一样，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学、经济学界的科学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就他面对的课题，提出种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方略，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些不同方案方略孰对孰错，本来就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方可定论。
我在波士顿的时候，这里这是美国哈佛、MIT等诸多著名学府的聚集地。这些一流大学的各种学术活动极为活跃，各种报告会，研讨会的海报、告示常让人目不暇接。我清楚地记得，其间不时总有各种不同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会的活动公告。当时我就有一种内心的震动，——马克思在西方，特别是在学界、思想界，不仅未因其曾向西方宣布可怖的“幽灵”而被“拒而远之”，视为“瘟神”。倒相反，他始终被尊为一位大思想家。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一直时时被关注，时时被研读，被研讨。可以说，西方学界、思想界对人类思想，人类文明的那种无偏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当时给予我的震动和感动，是沁人心髓的。也由此起，我也就时时关注，时时思索西方思想界何以会如此看重、如此敬重马克思的深层缘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出的一大思想命题，多年来一直萦萦于心间。应该说，当我后来面对着20世纪晚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历史巨变及其间的种种历史因由，进行返观、反思时，“西方学者何以敬重马克思”这一命题，也大大帮助我获得了更多、更沁我心灵，启我心扉的感悟。从中也使我对马克理想社会目标中的科学主旨有了更新更豁亮的理解和认知。
到了20世纪上叶，美国爆发了1929-30年的经济大危机，马克思关于“幽灵”的警告和预言，关于生产高度社会化，而资本高度私人垄断化的总病根的诊断，一下子变成了笼罩西方社会的恐怖现实。在一片惊恐绝望中，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主张，被罗斯福总统采纳。如何干预，干预什么，如何下手，如何才能从根源上缓解矛盾，成了关键性的选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罗斯福新政中，影响最深、最远，最有根本效应的干预对策，就是把马克思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通过立法程序，变成了可操作，可执行，可运行的法律法规。无怪乎，罗斯福施行新政之初，受到大垄断家族财团的强烈反抗和攻击。公开称罗斯福是“赤色总统”，是“共产主义代理人”。而时至今日，当年靠马克思“三大良方”法律化疗治几十年下来的结果，（当然，还包括反垄断法等法律措施）今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北美，还包括北欧，西欧，大洋洲等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后者也纷纷效法前者；或后者本身就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持续推行马克思的“三良方”)，不仅生产更加高度社会化了，而一个个著名的家族垄断财团，从美国的洛克菲勒到德国的西门子纷纷历史性地萎缩、消失了。
在美国，现如今，2．75亿人口中的60％，均为持股股民。这实际上的含意是：除去非成年人口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人人持股。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中有远见的智者，“活学活用”了马克思的救命处方，终于使当今的资本主义不仅消除了临危、垂死的迹象，反倒活力四溢，生机勃然，甚至大面积、大范围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实质因素的成长。我想，西方思想家如此一致地把马克思推举为“千年第一伟人”时，在他们内心里涌动的思索、理性和真诚中，难道不正衬映着这一大段历史的反差和历史的实证吗?
当前，国内外对马克思，对马克思理论、理想目标存在两种极端的态度和思潮。一种是鉴于世界几十年、大半个世纪中正统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主要是教条式、主观式的社会实践)的大不成功，而主张完全放弃马克思的理念和理想。另一种则是认为马克思百年前所说的一切论断，皆为革命经典，一字一句不得怀疑，不得更改，只认白纸黑字的经典，不认历史实践的沧桑，也不认当面的鲜活现实。我认为，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未从历史实践的全局，社会演化的最本质层面观察问题，判断问题的结果。也是各自从两方面对马克思都过于苛求的结果。
从科学史上看，没有一位科学家，包括最伟大的科学家在其成功旁边不伴随着某种失败，甚至大失败的。能把自己理论中被实践证明正确的那一部分留在科学体系中就是伟大的成功了，就不愧为伟大的科学家了。科学事业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从来是在真诚地评价一切伟大的成功同时，也客观地宽容对待一切探索中的失败的。如果我们真正能从实质上看问题的话，那末，如本文前面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致命病根的诊断和“幽灵式”的警言，以及相应的疗治对策，不是都被社会实践，历史演进所检验、所证明了吗?尽管他另一套“外科手术式”的方案并不成功，彻底取消商品、市场、货币的预想也不足取。但他正确的科学部分，成功的部分，不仅已永载史册，而且其中许多预言，预见已然成了现实的理性社会形态，成了有长远意义的一种方向引导。我想西方学界也正是从这些根本方面来评价马克思的。若仅因其理论中有失误、失当一面，而就予以彻底否定，显然是不合乎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从另一实质层面看，他身后许多偏离他目标、理想的人与事，实际上是后人之责，而非他之过。 马克思之被公认公举为“千年第一人”背后的历史实践、世界演化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确实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人类必然要通向马克思那三条实质性目标和那三条客观体现的标准(也是检验标准)的。想彻底放弃、彻底摆脱马克思的思潮，无非是怕那几十年被神化、僵化的教条会继续捆绑我们的思想、观念，自缚手足，以致将永远被甩脱在世界发展大潮之后；而抱“句句是真理”，“绝不可动一言一语”态度的人，除了一些心存“危及权益、身家性命所系”阴暗心理的人外，我想更多的人可能是怕“社会主义理想”从此烟消云散了。但是，如上所说，如果我们从历史演化的本质看问题，这两种思潮、倾向背后的“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起码都是一种各自单向主观的臆断和过虑。西方今日的主流世界，主流智体既已诚服诚举马克思，而“东方”的“一贯推崇”原本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们能扬弃神化、教条的一面，这不正是一种世界共识的局面吗?尽管其间各自表述的角度，侧重可能有所不同，但在整个事情的实质内涵上还有何“势不两立”之势呢?
我认为，最能反映全球必将“历史性趋同”这一“天下大势”的，当下最有说服力的事例，当推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语惊世界”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他铮铮直言“香港五十年后更没有必要变了”。是啊，大家想想，香港是西方模式下快速发展的发达社会形态，而其社会主义的实质因素、成份也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正日益涌现。而我们中国内地，也在“加快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既定方针、既定目标下，正迅速发展，迅速前进。今后五十年间两地社会的实质性社会主义内涵，不是必将大大趋近，大大趋同了吗?五十年后，不就都是天下同冷暖的“九九归一”了吗?我认为，这正是“更没有必要变了”这句“伟人伟言”内涵的最精要、最精到之处。这也是本文上述种种思考、观察、判断中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之一。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环顾世界，放眼全球时，我们不禁要对马克思当年关于理想目标描述的实质性、概括性，以及他预言的科学性、准确性，惊叹不止。因为任何一个识得和领略了马克思理想实质内涵的人，任何一个尊重客观事实，又遵循科学理性的人；或者说，任何一个有机会到过北欧，西欧，北美，大洋洲等发达社会，且认真观察、考察过的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发现，这些发达国家，发达社会，在它们各自的主流方面，确实是大大趋向了，接近了上述的马克思理想目标，也相当接近了上述的检验标准。一百多年后，上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确实大量在这些最发达的国家、地区的社会中大量涌现了。在这里，马克思其人其思，其伟大，完全不是靠信念，靠信仰，更不是靠空洞的教条说教来征服人的，而是靠历史演化，靠客观事实、靠经过检验的科学性让人领略，让人信服，让人敬佩的。我想，这是不是也正是马克思得以赢得，得以征服西方学界精英们的根本缘由之一呢?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近百年的种种大实践，大对比之后，在20世纪末几乎全球一致，毅然重新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模式的根本性缘由之一呢?我的内心感悟告诉我，“是的，肯定是的!”因为一切真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者，一切真诚的科学探索者，都会心悦诚服的让事实，让理性，让科学精神引导自己，主导自己的。
而在我看来，“千年第一学人”、“第一伟人”的推举，是一件极具象征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我相信，我们中许多人其实早已看到了我前面列举的种种历史现象和当今的世界现实，也着实想迈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历史性新步伐。但在几十年的传统意识形态面前总解不开，绕不开，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历史前进的大绊脚石。想迈过去吧，有人要打棒子，扣帽子，扯后腿。弄得心中总打鼓，对吗?行吗?会被人抓历史辫子吗?一句话，前瞻后顾，左右为难，唯恐有失，心中揣着无穷无尽的顾虑。而今次，西方主流世界的主流智体，心悦诚服地、主动公开地共举了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第一伟人”，这不正是我们可以摆脱、突破意识形态上自我约束，自我禁忌的一个历史契机吗?这不正是我们与外部世界，与世界主流文明的一个最大最得力的通约点，接口点吗?
很显然，邓小平提出的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判断，和他提出的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号召，是对过往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战争时代”提法的扬弃。“三个面向”的本质，是要参与，要融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而决非要我们去面向世界号召革命，输出革命，更非去“解放世界上2／3受苦受难的人民”。但如何才能真正实现邓小平倡导的“三个面向”，除了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已大大打开了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外，无庸讳言，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至今仍处于局囿未解，举步维艰之中。几乎任何一个重大改革步骤，都总要有人问罪上门。 由于时间所限，这里仅列举一个我近年来心中一直在思考，在酝酿的一个新观点、新观念，作为本议题的一个实例，向识者请教。即，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在公开、公正、透明市场条件下的资本、资本积累、资本家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实质含义。进而需要更新一些重要观念和重要意识。
首先，在当今已真正实现公开、公正、透明市场机制的地方，在高额累进“所得、遗产”两税下，几乎所有人都难以仰仗父辈的资本获得资本家地位。在美国，人称“富不过三代”，基本是真实的写照。第一代人创业致富后，第二代子女在遗产税后，只能享受余荫，到第三代再抽遗产税后，就只能自食其力了。几十年前的一些美国大家族财团，现已销声匿迹了。在德国，赫赫一世的西门子家族财团，两代子孙经过遗产税后的分家，如今十五个孙子辈分到的遗产，已与普通西门子股民一个数量级了。“西门子”作为著名品牌和无形资产至今仍享有盛名，但与原财团家族早已无缘了。 由上可见，在市场机制成熟、完善的地方，当今的资本家，大资本家，实际上都是在市场上凭公开公平竞争，凭自己的智力、能力，从普通的社会一员拼搏奋斗出来的。而公开透明的市场，恰恰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是骡是马，拉出来遛遛”这种公开亮相，公开竞争竞技的机会。并都能得到市场公平公正的评价和报偿。市场机制，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出智慧，出人才，出财富效率最高，最具激励作用制度的原因，恰在于此。 所以凭自己勤奋、努力，凭自己智力、能力创业致富的资本家明明是公平竞争中的成功者、优秀者，我们何以到头来还要予以歧视?何以要将他们打人“另册”?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不正是主张任何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机遇公正、公平的吗?人家在公正的竞争中成功了，反倒要再去歧视，再去“问罪”，这不是一边在追求“理想”，接着又要去毁掉“理想”催生出来的成果吗?我们为什么总要自己把自己装进“意识形态”的死胡同里去呢?
在这个问题上，引我深思，且尤启我心智，触我良知，而使我顿然有觉，顿然有悟的是：这些靠自己，而非靠世袭而成功的百万、亿万富翁，不仅他们一生创造的财富、资产中的相当大部分要通过高额税制转为社会所有。而且他们死后的大部分财富、资产也要通过遗产税转为社会所有。这两项生前死后转移的资产，实际上就是政府和社会机构用来调剂社会其他低收入阶层生活福利水平的二次再分配的资金来源，这是富翁们将自己的成功、成果、收益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他们回馈社会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们扣除了高额税后积累的巨额资金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又都是处于投资的状态中。他们个人和家庭生活享受的实际消费消耗与总资产相比，往往是很小很少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巨额投资实际上是给社会其他成员创造了大量的教育成长的机会和就业工作的机会，也创造了发展社会各领域研究、探索、开发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社会发展的活力、潜力不断得到有力的供给和支持。而在这过程中，全体社会成员的绝对收入水平，人的教育素质水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质量水平，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人的尊严地位都整体性地获得持续的提高。整个事情的实质内涵，实质意义，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由此，我深切地感到，这些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们在他们自己一生中创造积累的财富，实质上是他们对自己，也是对社会交出的一份成绩单。他们何“罪”之有呢，何“耻”之有?何以要被人歧视，被人“另册”?我们确实要彻底摆脱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兴无灭资”期间形成的种种僵化思想，冲破种种早已时过境迁的陈腐观念、意识了。
当然，我这里还要再次郑重强调，上述论述的前提，是要在真正透明，真正公开、真正公正的市场条件下和马克思的“三良方”真正得到实施的条件下，产生的资产者、资本家。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尚远未成熟，远未透明，尚不很公平，有时很不公平。市场中和市场后的权钱互动，甚至权、钱、黑交易的成份尚存尚多。不少人手里的“成绩单”不很干净，有些很不干净。我们在权力制约，市场净化方面尚任重而道远。 此外，我还联想到，在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也参与创造价值，而且在资本的参与中，当事人在管理、运筹中也有大量脑力劳动的辛苦投入。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科学技术推动和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资本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智力与财力日益互动互长，互为促生，而且往往融于一人之身的情况下，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这类的观点，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观念、思想、意识，是必须要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了。总之，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在明明白白的科学理性面前，我们确实要认真惦量、认真思考了，许许多多僵化、过时的东西，是要勇敢地、负责地扬弃了。 归结到底，只是四个字：“求真求实”。如果我们都能越过一切历史的、思想的、观念的、意识的层层迷雾，都能从当今世界，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实践去把握真正在起作用的实质要素，实质内涵，困囿于我们心中的许多事，许多难题，定然会豁然有解，别有洞天。 我先说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够提出问题，对我的进一步思考有所帮助。
盛洪：
谢谢蔡教授的具有冲击力的发言。这个题目本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情，刚才蔡教授也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现代的繁荣和走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这个话题很大，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第一，西方人把马克思评为前年第一学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也许他们并非赞成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第二，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的“外科手术”和“内科手术”两种方法是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第三，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救治方法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和计划经济。这和您讲的“内科手术”之间是什么关系。第四，资本主义加马克思的内科手术就能等于理想社会吗？第五，北欧是不是理想社会，现在它们的政策已经遭到了某些批评，因为它们的政策导致了效率的下降，缺少创新活力。此外还有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评价问题。刚才您谈到西方社会使三大差别变得非常接近，是否就是它本身发展的原因，它和非西方社会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与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对非西方社会的殖民化之间有没有关系。 当然我只是提问题，我们今天还有幸请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下面请两位评议人发言。 黄顺基：（人民大学教授）
蔡教授刚才做了很精彩的报告，对马克思哲学又很深刻的理解，提出了很多闪光的思想。我谈谈一点受到自己启发的想法。
你提的问题非常好。一个是爱因斯坦，自然科学家，一个是马克思，社会科学家，为什么马克思能被评为千年第一学人呢？因为在西方来说，它不一定赞成马克思，只是说马克思的影响很大。在国内，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了；第二种看法是，马克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字一句都不能动，动了就是离经叛道。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会走得更好更快。 第二个启发，你提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新的视角，即如何评价社会科学家的成就。大家知道评价自然科学家的结论比较简单，根据他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与实践结果加以比较，可以判断是否正确。比如爱因斯坦，他的光速不变原理，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质能方程，与过去人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原子弹一爆炸，证明了他的结论的正确性。而社会科学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现在好像有一种趋势，官做的越大，说话就越有理。社会科学的正确性，第一要看它是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公正。第三，社会发展中个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我们过去可能对马克思的了解有偏差，以为一提马克思就不强调个体，只强调集体。 第三点启发，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科学的规律是统计性的，概率性的；而自然科学是确定性的。计量经济学中所用到的大量数据以及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规律，是大数定律。《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讲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就讲规律是统计性的，是趋向性的，不是确定性的，特别是社会科学。还有一点，社会科学的规律都是非线性的，它的影响因素非常多，不像自然科学，有因就有果。所以你讲的天下大势，也是一个统计规律。 第四点启发，讲到科学的精神，我觉得其根本是创新，如果天天重复别人的，那叫什么科学。如果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那就变成教条了。围绕创新，我觉得你提出的六个因素很好，我把它归结为4+2，有四条是属于理论内部的：第一是客观的依据；第二是理性的怀疑，就是敢于提出问题，只有提出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爱因斯坦讲，提出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了；第三是多元的思考，就是在科学探讨过程中没有既定的模式，这样走不通，又走另一条路，叫试错法，生物界是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第四是实践的检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这四个因素都是它们能够有所创新的必要条件。另外两个是社会条件：平权的讨论，平权的讨论在自然科学里还好说，在社会科学里就难了，这也导致了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创新太难了；还有一条，宽容的激励，在我的理解就是允许犯错误，创新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应该允许失败，不以成败论英雄。
这是我从你的演讲中所得到的四点启发。此外，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一是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性同占有的个人性的矛盾；第二是社会资本就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里面，可以通过扬弃把它引导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第二个论点得到两个推论：一是经营权可以同所有权分离，我们改革开放指出就是采用了这一方法，承包制就是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典型；二是现代企业制度。这些都是马克思哲学的影响。我就谈这些。
晓亮：
你提的问题很好。马克思所提出来的都是一些大问题，根本性的，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内部矛盾、内生机制等，没有人能提出挑战。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是对的；他提出消灭私有制，也是对的。他的这些问题是一些正确的创新，是经得起检验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
第二点，你提的问题都是有针对性的。比如东欧社会主义为什么垮台，我认为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中国加入WTO后，很多人对全球化有不同的看法。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我们应该跟社会主义国家全球化，而不应该跟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就是说他不同意制度的全球化。我觉得就像你所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两种制度的趋同是一种客观规律，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的成分也越来越多了。马克思也有这种思想，他认为生产关系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应该像以前所说的对有些东西全盘否定。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发生，必然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 现在正在学习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这个讲话，我是高度评价的，觉得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他的观点收到了以邓力群为首的极左派的批判，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的三个刊物《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和《中流》，其中两个被封了，理由是他们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插话：听说已经复刊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虽然我对这几个刊物也有看法，他们在上面老批判我。
蔡德诚：
我说提的六条科学精神都是又针对性的，因为科学精神常常流于口号，而且往往针对着某种功能，比如物质功能，技术功能，效益功能。而我所提的科学精神是针对培养人的素质的内核这个角度的。我们容易陷入功利主义，把科学精神光着眼于发展科学技术，拿到技术成果，实现经济效益。 这六条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核心要素，也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要素，也是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核。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形成一个非常严谨的体系，相互沟通，相互佐证，根本原因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贯彻了这种科学精神。而社会科学背离了它，所以不断地走弯路，不断地踏入误区，不断地受到挫折。
黎鸣：
蔡先生今天提的问题非常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号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半个世纪的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的，有些地方甚至被扭曲了，就像刚才讲到的有两种倾向，要不完全摒弃，要不就一个字都不能动，教条主义。讲不能错的也是极少数掌权的人。我写了三个伟大的犹太人的评传：马克思的评传，爱因斯坦的评传，弗洛伊德的评传。现在马上要出版，结果出版社告诉我，马克思评传可能要删改不少。我认为马克思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伟人，没有错误。所以我也谈到马克思的某些不足的方面，比如他的私人生活，但是这段就要删掉。 我认为，无论是“外科手术”方法还是“内科手术”方法，都对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有句成语叫矫枉必须过正，这种矫枉过正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说，恰恰是一剂很有价值的药方。
姜其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注意和先进生产力的结合，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和制度问题。英国著名网络社会学家巴比·鲁特写了一本《神圣的愚人》，开篇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网络中游荡”，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与新的生产力特点相结合。他还说：“在涉及网络时，许多美国人对政治信仰和日常活动的差异简直不屑一顾。虽然谈论的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在网络当中，他们常常选择像共产主义者那样行动。” 巴比·鲁特认为，网络潜在的生产力只能通过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来实现，这种生产关系就是网络共产主义。他认为的共产主义于我们语义中的共产主义不一样，虽然具有马克思所描述的种种特征，包括消除三大差别，但是它所说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与最先进的生产力相一致的。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有一个误区，没有把传统的生产力与现代的生产力之间的质变点讨论透彻。
我认为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复归，能不能在单纯地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二是异化到底是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还是所有社会的普遍规律。关键不在于其再分配功能，比如累进税制，但是马克思强调初次分配要解决问题，当物质这种生产资料转移到信息和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时候，生产关系突然产生质变，因为它们一个是内部型的，一个是外部型的，根据科斯定理：制度的选择是选择怎样实现制度的边际成本最低，或者交易费用最低。过去的私有制处理内部性资产最合适，但是在出外部型资产的时候，私有制的交易费用过高。这是导致他对资本主义的信仰丧失的基础。信息与物质资产不同，不是吃一口少一口，而是具有共同消费性。“知本”说的就是如何在初次分配中解决这个共产主义问题。以前在工业生产力中，或者分配给资本，或者分配给劳动；但是在网络经济中，生产资料是知识，而知识又在员工的头脑里。这是很难讲他是一个劳动者，还是一个知本的所有者，对于它这种双重身份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才彻底地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 张祥平：
对于蔡先生所讲的客观的依据，我觉得是不充分的。你认为内科疗法最为成功，也谈到了战后几十年经济最快的发展，你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生态环境也是最快的被破坏。你的评价本身忽视了负作用的一面。我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被评为千年第一学人，恰恰并不是由于他帮助了资本主义，而是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
你完全忽视了后现代思潮，你的这两次调查，主要都是年轻的一代参与，他们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代，他们对所有的工业化过程是由反抗情绪的，而马克思正好是批评资本主义的。尽管马克思又很多批评的不对，但是由于他整个否定了资本主义，所以与后现代主义一拍即合。而后现代思潮又是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受到关注相关联的，从六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到后来的《小的是美好的》，包括哈贝马斯，德里达，富科等。这次评价基本反映出后现代思潮的倾向性：现存的这种文明是有问题的。
向文华：
我对蔡老师的有些观点有不同的意见。一是我没看到马克思是否真的被评为千年第一学人，这个消息我没有看到。二是您说到马克思主要的贡献是内科手术和外科手术的问题，而据我了解，马克思所主张的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最根本措施是外科手术，而不是内科手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那几条内科手术的措施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特别是到巴黎公社后，基本遭到抛弃，而主张外科手术，即通过革命的方式。
第三，您认为资本主义中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这个观点我不太赞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措施也好，股份制也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学家们解决市场问题的一些必要措施，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社会主义。在北欧，如果说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话，是因为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英国工党，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且它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不太一样的。 第四，马克思的主要贡献主要在于：一，它研究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弊病，特别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他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他提出了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从实质来看，没有效果。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做出了比较好的描述。
贾晋京：
关于马克思为什么被评为千年第一学人，我的观点和蔡老师不一样。乔治·斯蒂格勒写过一篇文章：《知识分子为什么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学者的主流是左翼的，所以让他们评，肯定把马克思评为千年第一学人。共产主义的产生，最早源于宗教。16世纪英国革命的时候，就有一个极端教派奉行共产主义。马克思的思想在英国形成，但是在法国才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被评为千年第一学人，于1929年的大萧条和北欧福利国家都没有什么关系，跟多是因为西方的宗教传统追求绝对平等的理想意向、以及西方学者批判当权者的传统是有关系的。
蔡德诚：
首先感谢大家理性的怀疑。盛洪老师提出理想社会是不是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三个标准，像北欧是不是理想社会，我同意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潜在结论，社会的理想是逐步达到的，当年追求的理想到后来发现有很多弊病，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总是存在差距。
张教授提出的科学技术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问题，我的观点与你不同，我对人类社会解决这个问题充满信心。地球有46亿年的历史，有生命诞生有38亿年历史，有类人动物出现，只有几百万年历史，人类侵犯自然就是最近一百年，但是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人类立刻发现了，并且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发现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偏差，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完全可以扭转这个趋势，使人类重新回到跟自然和谐共存的非常美妙的境界中。
马克思是个学者，他对内科手术和外科手术的判断受到了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他本身没有去实行，在他年轻的时候和年老之后资本主义都有不同的发展，他的解决方法也会发生改变，这并不奇怪。后人如何看待前代各种论断和可能性，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们的判断，也要得到后人的实践检验后，才能做出对错的判断。
（高 飞 整理）
 
2001年1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