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执政党的统治根基

      在法治社会确立之前，打天下、坐江山作为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往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正在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依靠法律的选择和法律的授权。官员的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和各级政府的选举和组建都是依靠法律的程序和选择作出的，都是依靠人民的直接和间接依法履行公民权利作出的，执政党的候选人进入政府在内的国家机构中也都是通过法定程序依法产生的，党的意志也要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成为国家意志的。总之新的合法性越来越依托法律程序和法律权威而建立起来。

      但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不仅是来自正式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更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的认可和支持，来自于社会成员对统治的正当性的认可，来自于全体社会的民心向背。如果一个政权或执政党虽然在法律中以国家意志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但如果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不再去持其继续存在下去，其合法性将不复存在。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缺乏广泛的社会成员认何的政权或执政党，其走向衰亡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由历史形式的。今天的执政地位虽然继续保持，但由于历史现实和国际的原因，合法性正越来越受到挑战。中国共产党代过去几十年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时也犯了许多重大错误，“反右”扩大化，“大跃进”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人民公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使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积累起来的雄厚政治资源严重流失。现实中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差距拉大等现实使政治合法性资源流失了不少。国际上的宪政理念、西方的政党政治都使共产主义低潮时期的中共合法性受到巨大冲击。

      多数受益：执政党的立党之本

      苏联垮台前不久，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个苏共威信的调查。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苏联共产党仍然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反占4%，认为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占7%，认为苏共能够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仅点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则高达85%。勃列日涅夫到时期，已经使苏共干部利益普及化、制度代了，哪一级的领导得到什么样的补贴，配什么样的车，住多大的房，都有明文规定。有了官位，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特殊阶层，利益也会随之而来。而更重要的是被当时领导所忽略了。那就是他们的利益是以剥夺普通群众，以拉大与群众利益距离为前提的。

      但是真正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不关心自己名利得失的，恰恰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群众，因为他们没有既得利益。但在几十年里，没有任何人问一问普通的工人、农民、党员、党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应该如何去治理，他们被视为天知的受人冷漠的群体，成了天人问津的边缘化群体。

      苏联解体时，当苏联红旗落下，俄国三色旗升起时，周围的人群竟忽然响起了一片喝彩的掌声。

      2004年5月13日，印度大选有了正式的结果，一向被看好的兵强马壮、实力雄厚的全国民主联盟败给了在野8年的国大党。舆论一片哗然。但当尘埃落定后就会发现一些情理之中的东西。

      在此次选举中，作为全国民主联盟一面旗帜的南部重镇安德拉邦，在大选中只获得邦议席中的47票。国大堂及其盟党则获得了226席。

      印度有30个邦和中央直辖区，一个省长选举淘汰，本不应大惊小怪，但原省长奈杜却非同一般。他在位9年，政绩显著，声誉正隆，他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成绩显著，被世界银行评为经济改革典范。首府海德拉巴市容整洁，比首都还强。信息产业园和生物园国际知名，像微软、甲骨文等世界著名的软件公司纷纷在这里落户。

      总之，奈杜乃是执政联盟中的一面旗帜、一个光辉的典范，一个不会失败且继续上升的政治明星。但是选举是无情的，选民还是将这位改革英雄淘汰了。

      归根结底，失败在于经济改革没有使广大的穷人受益，忽视了广大农民的基本追求和根本利益。调查显示、认为政府的经济改革让大多数老百姓受益的只占15%的人，而认为只有富人受益的则占到53%。有39%的选民认为经济改革占只让海德拉巴得到好外，而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利益却忽视了。

      本次选举被比喻为“砖瓦战胜了鼠标”。奈杜整天被技术官僚和科技精英所包围，却对菜篮子工程失去了兴趣，对百姓福利失去了关心。百姓需要面包水电和住房，他却给手机、电脑和礼堂。穷人需要雪中送炭，但却只给富人锦上添花。认为信息技术给百姓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只有5%，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作用的则高达81%。

      政府工作要围绕广大百姓利益，一旦疏远了百姓，必将遭到无情淘汰，为少数精英服务，还是为广大百姓服务，是政治家政治好坏的分水岭，又是执政党成败的根本。

      改革开放，各阶层、各群体利益重新被分配，有一部分人利益受益，但同进也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在所有群体中，党政军官员和国家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私营业主、技术精英、文代精英、下岗工人、农民、贫困人口在这场巨大的利益变中变化最为明显，反差也最大。假如改革受益者只占少数，大多数人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多少成果，那就值得社会的关注和执政党的极大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