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强大-贺雄飞的博客-搜狐博客

2009-04-22 | 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强大  

 近期，凤凰网刊登了著名学者阎学通的一篇文章――《从求富到求强：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在网上引起热议。文章认为，2008年我国GDP世界第二，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力在各重要方面都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国防开支是俄罗斯的1．65倍，但不具备俄罗斯那样的战争能力；科学上，不具备日、德、法那样的自主创新能力；教育上，没有培养出和英、法、德、日同等水平博士的能力。国家的每项具体能力是培养和锻炼出来的，而不是靠赚钱攒出来的。因此，中国面临着“富而不强”的危险，有必要考虑将国家发展方向从增加财富转变为增加能力。

    我很赞成阎学通先生的观点，并且从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著名犹太文化研究推广专家贺雄飞先生的著作《经济学的香槟》一书中也找到了更加具体的答案。在这部近30万字的经济学专著中，作者不仅追溯了犹太人和金融的历史渊源，阐述了希特勒反犹的深层经济原因，并从22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犹太人入手，讲述了犹太经济学家为人类的贡献、神秘的“朝圣山学社”和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等犹太人的传奇故事，分析了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并直击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探讨了“谁葬送了华尔街”和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等热点问题，还从犹太思想与中国问题为突破口，比较了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犹太文化与和谐社会、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以及犹太人的改革思维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四大危机。最令中国人关注的，自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萨缪尔森、克莱因、莫迪利亚尼、马克维茨、加里·贝克尔，包括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大师，都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刻的阐述

    19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说：“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不认为大型国营企业。能起什么作用。我想中国最好是从经济的最底层开始，实行市场调节……中国的大工厂如果想有什么作用的话，最终还得租给许多小的制造企业。中国可能朝那个方向进行试验。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维茨认为：“就常识而言，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许它的存在不给它出太多的难题。在印度，据说如果你想办私人企业，你要贿赂很多的人士才能办得到。这当然只是道听途说，我不曾去过那里。私营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国营企业是可以自食其力，而私人企业则更具效率……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0年诺奖得主莫顿·米勒认为：“股票市场是可以为企业提供刺激的。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严重问题。因为它们不单只是工厂，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他很多单位……你们首先应该把企业与其他事业脱离，然后可以将工厂股份化，但必须想办法安置那些从关闭的老企业里转移出来的工人……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我们对大多数国家观察的结果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经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生率就会下降……富人倾向于少生孩子，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越少。因此，我认为教育是一国控制人口最有效的避孕药和最好的解决方式……。”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泡沫的成因很多。仅仅因为人气过旺，泡沫就可以产生。我认为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们实际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腐败。”

    这些话虽然不是说在今天，但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些犹太经济学大师提出的问题，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起来。

    最后，贺先生对中国的经济学界发出了真诚的呼唤：“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从22位犹太诺奖获得者那里借鉴经济学的真谛。必须让经济学活起来，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开发了犹太人的经济学天赋，只有读经济学时宛如畅饮甘醇的香槟，中国经济学才真正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