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复旦日月光华bbs：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

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2008-12-02 10:37:15) 标签：文化  分类：学历史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
，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
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
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市面上，只
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
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
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
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
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
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
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
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
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一、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
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
，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
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
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
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
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
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
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
。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
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
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
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
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
么都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
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 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
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的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
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
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
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
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
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
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
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
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
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
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
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
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
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
，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
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
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
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
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的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即
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
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
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
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
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
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
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样，这
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
，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
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
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
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
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
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
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
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
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
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
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
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二、制度扞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
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
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
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
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
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
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
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
。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
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
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
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
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
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
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
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
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
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
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
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
，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
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
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
，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
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
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
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
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
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
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
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
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
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
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
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
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
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
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
“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
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
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
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
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
命的动力。至于其它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
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
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
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
，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中国的阶级话语，
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
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①]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
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
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
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它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
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
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 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
）。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
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
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②]、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
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
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
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
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
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
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显然，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其实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被视为最革命的产
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
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可有可
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
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
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
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
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
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
，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
，至于切的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
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
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
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
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
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
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
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
不问可知。

四、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其实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
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
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
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
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
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
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
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
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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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后来收录入《毛选》，做了伤筋动骨的重大修
改，我在此用的是当时的原文。

[②]半益农，是毛的提法，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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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如樱花：

  2008-12-02 15:01:46

  上朱老师的BLOG总能有收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