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专栏作家许知远质疑“中国崛起”

一、一个世纪的序曲

二、泡沫式的“中国崛起”

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崛起只是停留在语言和想象层面，是中西方媒体炮制出来的一个激动人心的语言泡沫而已。从现实层面来看，人们先是把世界历史简化成经济的历史，因此大国的兴衰，就变成了物质力量的较量。宏观的经济，又常常与具体的商业行为混淆，于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商业领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又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而新闻媒体又在充当了或许最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憧憬并不等于现实，但媒体了解戏剧性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它是如此偏爱伟大的故事，又是如此地喜新厌旧，它总是寻求新的兴奋点。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你耐心一点，你会发现仅仅在过去2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都是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

像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面临着不平衡。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田溯宁号召的宽带救国，我们用各种方式、做出不同的牺牲以追随现代化的一条线索，即物质上的成功，却在政治文明、自由民主、道德责任这条线索上始终缺乏重大的突破。

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为一个“镀金时代”并不为过。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中国取得今天这样的物质成就，实在不足为奇，1820年时，中国的GDP值就占全球的三成左右，只不过那个经济体是自给自足的罢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不需要多么艰难的观念转变，“士农工商”的儒家社会的秩序只是不让商人缺乏尊敬，但实质上，每个中国人在利益的计算上，都有着过人的训练。而且在从极度匮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所激发出的热情，总是惊人的。每个国家都在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想想荷兰人在17世纪时，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人，美国人在19世纪后半叶时，20世纪60~8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都在心怀赞美地谈论财富。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这个镀金年代正在继续时，两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变得更严峻了。首先，它能够持续吗？财富的持续积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它既包括财富分配不均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包括我们如何孕育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心理，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既缔造了新型的公司组织，也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丰裕社会该如何将财富转化成为其他社会福祉。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成功。

其次，从世界舞台而言，一个国家如何将它的财富转化成别的形式的影响力？中国令世界兴奋与忐忑的一点是，它是美国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美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将积累的财富转化成新的军事、外交的影响力，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一过程？

三、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眼界放得再开阔一点，再深入一点，扔掉报道中国奇迹的商业媒体，离开北京、上海的金融中心，不去参观世界工厂中的生产线，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另样的中国。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是被污染的，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

中国商业：

中国不缺少富豪，但却缺乏伟大的企业。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企业却并未起飞

张维迎，中国最重要的企业理论研究者在2002年参加亚洲企业家年会时不无忧伤地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是所有参会人谈论的焦点，却没有中国企业家入选亚洲最佳企业家。

在某种意义，与其说中国企业家创造了历史，不如说他们被一股更大的历史潮流推向了舞台中央，与其说他们独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如说他们在整体迅速增加的财富中侥幸地分到了更多的一部分。在繁荣年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的表演者，但只有危机时刻才能真正检验一个领导人。

尽管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对商业的盲目崇拜，但商业却从来缺乏其真正的意义与使命，它仅仅被理解为财富积累的数字。对中国最闪亮的企业明星而言，他们或许在热情地谈论全球化，却很少思考公司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几年前的dot-com不无相似——人人相信它是一股不应错过的潮流。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大多数时刻，与中国杰出企业家的谈话是乏味的，他们缺乏与那些已获得的荣耀相匹配的智慧与雄心，当视野离开自己的公司转向更广阔的行业背景（更不用说社会背景）时，他们的思考更显苍白。

不管是海尔、联想或是TCL，他们在海外市场的扩张举动，仍不足以说明中国企业已经走向成熟。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最明星的企业，仍是主要受惠于整体经济的上升，但当他们的表演舞台已变成全球性时，他们要面临一些更为深刻的挑战——他们依靠什么与众不同？作为产生利润最重要的来源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在那时将会发挥中心的角色。

大学和知识分子：

我从不相信，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只沉迷于眼前利益，缺乏更为超越性的目标，缺乏在面对压力时对道德与智力原则的坚持，这个国家能够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

两种力量正越来越危以及到今日的中国大学。首先，大学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会的压力，这所精神的堡垒已逐渐变成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普通的机构；但另一种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气，它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比起世俗社会乃至政府的压力，北大面临的更严峻的困境是其自身精神的衰落，是其知识生产能力的薄弱。北大人必须首先清除已习惯了多年的幻想。在105年的大部分时刻，她并非有她宣扬的那样杰出，甚至更为糟糕。她的全部创造性与精神遗产，来自于蔡元培短暂的十年。在20世纪30、40年代，真正创造大学辉煌的是清华。而50年代时，她是行政系统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调整使她在基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实力。在60、70年代，她的确重又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但这次激进却导向一个灾难性的方向。而在80年代，她似乎正在恢复原气，但是她的确并非是80年代空前活跃的中心，充其量她只是产生了几名迅速被遗忘的诗人。而在90年代，她又开始面临急速的滑落，在1993年时，她仍被《科学》杂志评选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但10年后，这个位置已迅速滑落，她在科学理论研究上的成果已迅速被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超过。在1998年百年校庆时，1978年以来整整两代北大人的全部精神遗产不过是一本《北大往事》，是的，这其中蕴涵了某种可爱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却是琐碎与意气消沉，以至于每一代大学生，都只能从蔡元培时代寻找光荣与梦想，并一再地把鲁迅这样的人物强制性拉入北大人的行列。

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北大并未给我们价值日趋混乱的社会提供价值参照，她也未能培养出试图改变中国气质的新一代，北大精神逐渐演变成某种犬儒主义，她过分强调片面的批判或干脆是逃避，过去的两代北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无力参与、更无谈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向。

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中国的新闻和媒体完全丧失了梁启超一代开启的“文人论证”的传统和理想主义情怀。

尽管新闻工作者不断强调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媒体仍主要是其创办人与经营者的意志的反映。一个低级的经营者，要么倒向政府，以寻求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倒向民众，以寻求销售量或是名声；要么倒向商人，以成为其中一员。但一个伟大的经营者，则往往会有政治家而非政客的理想，它寻求一种令人尊敬的影响力而非肤浅的名声，他试图促进社会的进步，他将自己的个人幸福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语境。

中国社会：焦虑和迷惘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一切关于“伟大中国故事”的讨论与炫耀，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空洞的国家，对物质的追求可以短暂地给我们生活赋予意义，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些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德鲁克与波顿所说的世界普遍的焦虑感，是技术革命、民主化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心理结构，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像纽约与伦敦的年轻人一样，被信息焦虑、成功焦虑所俘虏。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为艰苦的挑战——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抬头时，我们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感觉到什么也抓不住，而低头时，我们又看到脚下的土地早已松动，我们不知道能够踩住什么。

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有可能继续进行着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镀金时代的继续，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个成长中的巨人躺在弗洛伊德的病床上，向他倾诉内心的不安。

我实在想像不出来，除去“庸俗”，还有什么词汇比这更适合于形容眼前的中国社会心理状态。在硬币的一面，它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区，最大的市场，世界的工厂，一块希望之地；而在另一面，它无疑又是垃圾成堆的社会，它所制造的精神污染，可能比物质成就更惊人。这还是那个历史书上被描绘成精致、优雅的国家吗？做一个中国人曾经意味着敏感、细腻，能享受风过松林的声音，能悠然于山水之间，但现在差不多只剩下卡拉OK与洗浴中心了。

一个社会最糟糕的状态不是它已经身陷粗俗，而是它沉缅其中，放弃从中摆脱出来的努力。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社会，商人成为社会的主导，知识分子全面溃败。

四、中国之突围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新社会中，知识与创意，取代了物质成为一切生产的核心。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初级与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一直在多么禁锢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从未被鼓励去创造新事物。两种知识变得日益重要，首先是有关部门创造的知识，你需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到新奇之处，也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物作出独立迅速的判断，你要拥有全球性的眼光，能够包容与接受那些异质的文化。第二种知识是，你如何在这个过分高速运转的社会保持心理上的平稳，你如何能够理解那些美好与缓慢的事物。总之，对个人独立性与自我管理的训练，必须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

其次，重构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教育的弊端，正扎根于我们陈旧的知识系统。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普遍性的原则。我们必须加快这个体系的知识更新的速度，就像启蒙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智力基础一样，我们加速变化与断裂的社会需要对应的智力资源。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知识生产机构，需要Think Tank（各种研究院），需要媒体加入这个行列，智力成分要广泛地参与各项公共政策的决策。大学学生应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变革，知识最大的威胁不是独立性被侵犯，而是走向僵化。一些新知识必须被迅速纳入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关于技术、管理的知识应该获得它理应有的尊敬。在强调专门化的同时，综合性的思考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三，塑造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不断紧张，只因为没有任何中间层来缓和之中用矛盾。对于社会组织的理解，也绝非简单的NGO（非政府组织），它包括一切我们已经熟悉的公共机构，医院、大学、社区，我们需要使它们更有方向感，更有效率，管理学可能在这种重塑中充当支配性的力量。

第四，学习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普遍指责，暗示了中国还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辩护。中国也不能再以为一国的货币仅仅是内政，1997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不再存在什么独立的本国经济，我们早已与世界的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也让别人了解自己。同时，在9·11之后的混乱的政治世界，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低调，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刻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不可能在世界越来越重视你的声音的同时，却刻意保持沉默。

第五，领导力。我们已经从马车时代、火车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如何在加速度中保持平衡与方向正确，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因为微小的偏差可能导致极糟糕的结果，正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它要求领导人更敏锐、更勇敢也更富创造性。当时间来到2003年时，那些曾经的目标管理似乎都已实现，我们实现了市场经济，收回了香港澳门，创造了“中国奇迹”，加入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