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

　　例如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泰国金融系统过分倚重短期外来资金。但即使这样，泰国也很难把责任归咎于外资，而在于自己本身。

　　同样，尽管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监管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尽管一些人毫无道理地把金融危机的原因推给其他国家。因为是全球化，一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在其他国家引发更大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从两个方面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一方面指的是要防止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金融系统或者被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另一方面指的是要防止现在所使用的应付外来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方式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本文集中讨论后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

　　对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总理温家宝有个客观的判断。温家宝最近表示，“中国经济受到的主要影响是在实体经济，因为中国金融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总体运行是稳定、健康的。世界市场的萎缩，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趋大，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最主要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实体经济危机。也可以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也是局部性的，是中国内部区域性实体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等出口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很多地方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内部需求导向的经济体，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问题。

　　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西方各国的金融危机。中国有所波及，主要是中国金融系统和西方美国金融系统相关的部分，如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资产。因为被波及的部分比例极小，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问题称不上危机。中国基本上免予危机，主要是因为中国金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力度的改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很大的内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银行系统制度不健全，银行决策主要由政治和行政因素主导，银行坏账比例过高。当时的西方各国对中国的银行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改革银行金融系统。很多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是处理坏账。到今天，中国银行的坏账比例极小。

　　其次是银行决策的市场化，由从前的政治和行政决策转向了市场导向。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努力建设中国本身的银行和金融监管制度。

　　中国抵制了西方的压力，没有进行西方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借鉴各国的经验确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制度来规制银行的行为。

　　西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光批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施加了莫大的压力，但却忘记了自身的改革。毫无节制的银行自由化最终造成今天这么深刻的金融危机。

也须慎防“合理”的贪污

　　可以说，中国金融改革的这份成果来之不易。但也应当看到，因为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长，很多金融实践的制度性程度还不高。

　　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要担负经济复苏的责任，也担当着政治社会责任（如社会稳定），就是说，金融系统也是政治和行政工具。

　　因此，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实体经济危机过程中决策不当，也有可能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或者说，中国必须预防由实体经济问题转化成为本身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谈论西方是先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危机，而中国则是先实体经济危机而后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一发生，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应对方案。这4万亿基本上用于基本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尽管也涉及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但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过度投资基本上会发生在基础设施方面。这次在这方面基本上延续了应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法。基础设施建设后面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他们会毫无理性地追求投资。

　　人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追求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尽管很多地方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发生危机，但也同样拼命乘这次危机的机会求得地方基础设施的大发展。这势必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政策，转而又影响金融系统的决策。

　　如果货币政策过宽，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4万亿或者更多的财力的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监管不严，很容易导致银行坏账遽然增多，从而触发自身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已经有地方政府因为应付危机心切，开始放松对企业贷款的条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两会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对4万亿的去向和用途表现出极大的关注。4万亿有可能酿成形形式式的腐败。这里可以有直接的腐败，例如化公为私，直接贪污，把公共工程建设费用通过不同形式落入私人口袋。也可以有间接的腐败，就是腐败工程，豆腐工程。

　　在中国，更要注意的是“合理”的腐败，这往往表现为无用的工程，就是总理温家宝所说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人们可以从日本找到很多这类例子。在很多年里，日本政府企图用人们称之为投资“不知道通向何处的桥梁”工程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结果，公共工程越建越多，但经济状况反而越来越糟糕。

　　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三种腐败都会发生。而这些腐败不能阻止，不仅会触发金融危机，而且也会引发政治危机。

　　在经济发展上升时期，因为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相对的改善，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就会高一些（尽管无奈）。但在危机时期，当生活走下坡路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容忍腐败，尤其是大规模的腐败。

社会制度的基础建设尚未健全

　　中国政府要扶持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产业。在中国，这两方面往往是同一件事情。

　　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主要是因为廉价劳动力，而非技术或者资本。要应付就业和维持出口，政策的支持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出口的下滑不可避免。

　　因为是西方的危机，西方没有了进口的需求，或者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的出口，那么中国作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刺激出口。

　　同时，出口的下滑也并非全是坏事。这次金融危机中，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所有出口导向经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需要人们作深刻思考的。

　　像中国那样的基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低技术、高能源消耗之上的出口经济不可持续。实际上，广东省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要对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免不了一些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在任何国家，产业升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要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得不这样做。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扶持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仍属重要，但也必须避免又回到老路上去。提出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一些人一直在批评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做法。

　　要有效应付实体经济危机，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不足的领域，即基本社会制度设施的建设方面，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

　　笔者多次论述过，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内部消费社会。而内部消费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建设成，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设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必须努力把更多的财力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建医院和建学校和建那些“不知通向何处的桥梁”同样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尽管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但前者对消费社会的建设、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有效得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考量金融危机之后的长远发展道路。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