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个什么理论？

羞！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吹捧马寅初《新人口论》

来源：天涯关天茶舍

提交者：windingroad

原题：从吹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看中国知识精英的无知与无耻

　　作为中国知识精英本来有可能为新中国做更多贡献的一个证据，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吹上了天，甚至产生了一个说法，说是“批错一人、误增三亿。”说来也难怪，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总得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些证据，他们为什么有权要求“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他们总是要找点依据。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吹的，只好把死人复活来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复活死者不是出于对死者有什么真正的崇敬和爱戴，而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至少是从马寅初以降到今天为止，中国那些个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还真的是搞不清楚微观企业效率和国家发展水平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究竟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因素起主要作用，还是市场竞争地位起决定作用，他们所因袭的基本上都是番邦白痴的瞎说，再加上自己的想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确实对国家和民族没有什么说得出来的贡献，所以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编造一点点谎言，也算得上是“知耻近乎勇”了――为了掩盖自己得无耻而厚着脸皮编造谎言。

　　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曾经两次发表过人口论，那是确实是主要因袭马尔萨斯论调的，1950年代发表的《新人口论》是同一论题的第三次写作了，总算是有些进步，开始说理了，不过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说人口增长过快的话，将使得国民财富大部分要用于消费并导致积累率下降，无法快速发展经济；二是一个政策主张“人口要控制”。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几十年后来谈论马寅初的理论，所以就有了“放马后炮”的优势，我们可以用几十年的经济数据来验证那个据称是“英明无比”的理论预见。他这个新人口论的核心论点和论据，都是集中在中国人口增长与积累比例的关系会如何如何上，这个我们刚刚好已经有了铁的事实依据进行验证。他另外的政策主张倒是符合现实的，不过在如何操作上则完全没有叙述和展开，这样的简单化的命令式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廉价的表态而已，称不上是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也谈不上有什么实际价值。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对马寅初的廉价吹捧，非常不幸的在反面反映的是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完全没有反省和自觉改错的能力，也没有对照事实去求取进步的能力和起码意愿。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资料汇总计算，从1952－1977年25年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水平是30.44%；而从1978－2002年中国的积累率高达39.17%，与同期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积累率都是不低的，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积累率更是将近高出一倍。很显然中国与那些低人口增长率的发达国家比，中国的积累率并不低，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并没有按照马寅初预设的那样降低，恰恰相反，中国还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从我们的马后炮证据看来，马寅初的论点和论据是严重错误的，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教授，是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和脸红的，不仅不能吹，最好是自己把这样的错误东西藏起来。在别人发现了又到处乱讲的时候，马寅初生前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是应该出来公开向公众道歉，这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正确治学态度，而不是一声不吭去安然享受这种“倘来之誉”。

　　迄今为止，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知识精英们对于微观企业效率与国家宏观发展水平的认识，仍然是错误的。当然他们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肯自己承认的。和欧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反面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上看，中国企业的差距即使有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在企业内部经营效果上，甚至在合并加总的国家投资规模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说明不了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关键的差别是在于企业在市场上实现自身的产品是什么条件：是以垄断高价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产品还是竞争性低价实现。也正是在这样的价格配置资源的关键过程中，中国处于一个无法追求垄断利润的地位上，这个巨大的落差决定了中国在发展效果方面的最后差距。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基本上还是处在白痴状态，只知道抄袭西方的经济学胡说，总认为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的效果，就是在微观上决定的，并通过单个企业效果的加总成为宏观效果。恰恰相反，决定企业最终能够获得多少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发展和壮大的，主要不是在企业内部改进管理和增产节约上，而是取决于企业在市场上实现产品的价格水平。毕竟企业内部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节约方式，可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幅度和余地都是很少的，关键的部分是通过市场价格实现“价格配置资源”而转移的这一部分资源，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对于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发达程度至关重要。虽然这些人天天嘴上说要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但是实际上市场究竟以及是如何配置资源的，这帮子白痴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

　　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总是引导人们拿着放大镜在芝麻上面去发展他们的智慧，并反对一切把眼光转向西瓜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说明了这些白痴根本不知道管理为何物。实际上企业内部管理上总是问题成堆，而管理的日常工作，就是没完没了的去矫正这样和那样的偏差。把眼镜盯在企业内部这样的狭小视野里，是什么问题也发现不了的。如果国企与跨国公司的内部管理相比的话，中国最差的国企都要好得多，因为中国国企规模都太小，没有资格产生足以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的严重“职能系统病”。管理中“职能系统病”存在，是与这个企业的规模和管理层次成正比的，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次越多、管理系统规模越大的时候，职能系统病肯定就越发严重，因为越是大企业的管理者，就越是无法把企业的经营效果与企业管理者自己的收益密切挂钩，主动性积极性下降；而规模越大的企业，被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与企业发展成就也是越发难有紧密联系，主人翁意识就培养不起来，这样的企业必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企业的认同与关心程度下降，因此基于个人利益和立场就会越发表现得严重，根本上降低决策与执行的效率，“职能系统病”就相应表现得越厉害。

　　实际上西方大企业内部因为规模大管理层次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程度，信息沟通和决策效率低下的程度，基本上跟中国最腐败无效率的政府部门差不多。笔者曾经因为业务上的原因，跟日立公司有过一些交往，他们的官僚主义程度和沟通效率之低下完全让人无法容忍，在中国大地上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都绝对不可能有足以与日立的官僚主义相比的了，这就是大企业的毛病所在。但是这样的大企业因为具有外部市场垄断地位，能够在市场上以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仍然可以获得垄断利润，还是具有很好的“效率”。通俗地说，根据西方跨国公司提高企业效率的经验，主要就是通过“黑心的价格”在外面去大捞一把，这比关起门来当吝啬鬼强；毕竟是在决定企业效率的诸因素中，外部市场地位远远比内部管理重要，没有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垄断高价就无法维持。把企业经营的眼光局限在企业内部制度和产权问题上，一方面是体现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无知，另外也有的精英是要借这样的说法去实现他们自己的追求，这里面表现的是无耻。

　　另外，中国企业布局和生产规模决定，都曾经因为受到战争威胁的深刻影响，不得不把生存能力放在经营效率之先去考虑问题，这样当然会影响企业一部分的产出效率。同时中国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政策，也长期把安全和国防产业放在优先位置上，因此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上，消费品生产长期处于让位状态，因此显得不是那么发达。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却坚定不移地把消费品生产和供应水平，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效果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这里除了体现中国知识精英的愚蠢之外，还包含着那么一点点无耻的因素在里面。

　　而对于那个“控制人口”的政策主张，主要不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因为执行上有困难才没有及时推行的。一些知识精英为了突出他们的榜样是何等的英明，把苏联曾经执行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借调”到中国来，以衬托他们的“台柱子”是如何的英明伟大。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颠倒黑白总是没有那么容易。除此之外，知识精英们的偶像制造努力还包括捏造说毛泽东坚持认定“人多是好事”，反对进行计划生育的谎言，以说明他们的台柱子是在严重的政治压力下直言为国的。笔者就手头能够找到的毛泽东那个时期关于计划生育的言论，汇集在后面，让人们看一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是如何使用谎言来制造他们的偶像的，如何通过诽谤别人并抬高自己的。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