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调整中最棘手的问题

2009-02-16 04:23:11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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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美国本土的金融海啸正以不断增强的冲击波，打击着全球经济，而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而言，自然也难独善其身(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由2007年的13%快速下滑至2008年四季度的6.8%)，因此，针对经济急速下行的局面，政府决策层连续密集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扩大政府投资、重点行业调整、启动居民消费等。可是，受外部需求下降和内部结构失衡共同影响，我认为中国经济仍存较大的下行的惯性，尤其是由此可能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考验中国今后宏观调控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协调好“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是硬任务”。
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惯性
已有的经验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与经济实际运行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先行指数领先实际运行接近8个月，而先行指数自2008年3月至今处于连续下探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更是以每月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呈现加速下行态势，至2008年11月份已经跌至96.76%，因此，如果不考虑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1998年的经验显示，政策时滞最短也需要6个月时间左右)，以先行指数领先GDP增速8个月的关系来判断，则GDP有可能出现连续21个月下滑的局面(即2007年10月至2009年6月)。
如果从GDP单季环比增速来看，则已出现短暂的“技术性衰退”(连续两个季度出现GDP单季环比负增长)，不过2008年12月份PMI(采购经理指数)指数的异常变化(2008年12月PMI为41.2，虽然继续低位运行于衰退区间，但比11月上升了2.4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已出现企稳的苗头。但其中的积压指数、产出品库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和就业人员指数仍处下行之中，因此，这种企稳态势还需更多的数据来验证。
在全球金融市场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受制于外部需求的快速萎缩，中国经济内部承受了巨大的去库存化压力。自1996年至今的20多年间，中国企业的存货增长率出现过三个高点。第一个高点是1996年，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达24％，随后工业增加值增速于1999年最低下滑至的1.8%；第二个高点是2004年，存货增长率超过25%，工业增加值于2005年2月最低下滑至的7.6%；2008年三季度，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上升到28.5%，工业增加值则连续降至2008年11月的5.4%，证明本次经济下滑要比以前两次更严重，而且如以2002年至2007年产成品资金占用的平均水平来看(15.23%)，加之近期进口增速连续两月超过两位数的负增长，表明库存周期的调整仍有很大空间。
重工业比重过高制约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为了尽快完成工业化进程，资源配置实际上出现了“美国消费化”问题。所谓“美国消费化”问题，就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对于传统工业化产品的需求基本依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供给，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赶超的情绪下，他们的需求已经变得毫无节制，同时还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创新来推行负债消费(1980年美国储蓄率为10.06%，但到2005年出现负数，美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不储蓄状态，美国储蓄模式已经由以收入为基础转为了以资产为基础)，从而造成了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下的“两症”——美国的消费依赖症和非美国家出口依赖症。为了遏制发展中大国的潜在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也在其完成产业外移——产业空洞化之后，不断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实施纠正，由此也带来了全球的资源配置由发达国家自身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殖民地路径，变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配置。
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作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家，缘于自身产业升级的需要，同时伴随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外向型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外部市场的卖方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国内企业或主动或被动的从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结构调整，由于内部市场需求限于客观原因不能有效吸纳已经过剩的产能(吸纳非农就业人口的能力呈现递减趋势)，外部需求自然就成为经济最重要的拉动因素，但由此带来二元结构困境也进一步加重。
其一是，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构成社会巨大隐患。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200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而据媒体报道，即使我国2009年经济增长能保持8％的增速，也只能提供约80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本经济调整中最棘手的问题。
其二，政府投资拉动空间收窄。与1998年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相比，此次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投资的方向上，处于不断补充的过程(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投向是明确的，只不过是不断追加赤字规模)，而且政府投资可用空间也较10年前相对不足(投资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35%升至43%，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也由10年前的16%升至22%左右)，同时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致使维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受困，所以当前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道德风险在加大(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据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25万亿元，远远超出国务院所设想的拉动地方和社会投资规模达到4万亿的目标，1998年那轮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5年共计才投入3万亿元拉动内需)。
因此，我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难题就是：经济增长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重工业化比重不断提升，资源和环境瓶颈越发紧张，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滞后，农民工暂时性的工业部门就业也显得越发脆弱，同时企业微观层过分倚重剥夺农民工的增长模式脆弱性增强。所以，一旦外部需求出现问题，国内就会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产能过剩倒灌，加剧内部企业竞争热度，同时资源价格机制的非市场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相应暂时性进城务工人员的返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
相应政府对于经济的拉动，则更愿意是“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但此种拉动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相对作用偏小，因此推进城镇化进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房价，而其背后则涉及到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所以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如何权衡两者成为当前调控的重点。
中美“脱钩”言时尚早
自2007年高盛提出中美经济“脱钩”之后，随后又有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汇丰在内等机构的附和，一时间新兴市场被一片乐观情绪所主宰，但从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表明与美“脱钩”尚为时过早。有学者就指出，此次经济调整的结果，很可能是“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中国受内伤”(谭雅玲)。而央行的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出口与美、欧国家的关联度很高，美国和欧洲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6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仅就美国经济而言，由于美国消费在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70%，而且中国的出口与美国个人消费的相关性较高，同时历史数据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也领先中国GDP增长率一个季度左右。
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于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度已经高达19.70%，对于GDP增长的拉动也增至2.3%；但到2008年三季度末，这两个指标分别逆转为-17.6%和-1.8%，因此，美国经济无疑仍然是中国经济运行外部环境最为关键的观察面，尤其是现在大家普遍预期美国经济会在2009年后半段企稳，但如果此预期落空的话(IMF1月底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将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下调为降至0.5%，同时将全球经济的复苏期由此前的2009年后半段延迟至2010年，并且再次强调了前景非常不确定)，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又一轮严重影响，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及早准备。
据此，我认为经济重归平衡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业化优先和城镇化优先之间矛盾如何协调的问题。一方面，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要求必须保持产业的不断升级，对于各地相应也就有了“腾笼换鸟”的需求；另一方面，城镇化则要求对于公共服务、社会矛盾缓冲机制(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的发展，当然对于就业人员的吸纳也更强。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权衡，而且如果从大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此种难题是大国在“中等收入陷阱”面前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作者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本文仅代表个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