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技术哲学 文献摘要

这恰如詹姆士所言，“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就会更加明白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这个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钾月班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dce)和
‘实践的’(practi阅)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川《“)。因此，实用主义和实践哲学拥有类似意义，都强调与人的思想、信念相关的行为、活动。特别是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只需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即可，因为任何思想的差别归根结底都是可能产生不同的实践、效果和反应，展示动机和行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换句话说，任何概念、理论和思想，“除了实践的意义以外，并无别的意义可言”，因为正是实践的具体效用会在一定时刻产生一定差别，所以，实用主义断然抛弃以往形而上学的许多积习，避开抽象和验前理由，避开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趋向具体的事实、行动与权力;不仅特别突出实践的价值和作用，且严格要求人们的实践要见诸实效;认为这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诚实态度和方法。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2005年5月河北学刊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张之沧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希克曼进而分析了费恩伯格批判理论的主要思想。他认为,费恩伯格的技术哲学是建立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之上的。本质主义“都赞同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相分离的自主力量,是一种从理性的外在王国插入技术的第二种自然……技术的本质———理性控制、效率———统治了现代生活”[4]。费恩伯格对技术理解的重大变化就是以一种充满生机的社会建构论反对本质主义,在以前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技术整体中考虑到“技术系统中社会的和历史的特殊性,对众多技术行为者的文化和战略而言技术的设计和使用的相对性”[5]。这些思想在实践中首先意味着费恩伯格承认技术既非决定的也非中性的,而是“某种处于使用背景之中的东西”[6]。希克曼认为这种观点既是工具论的,也是建构论的,而且有一个相当长的家谱,从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一直追溯到杜威的“工具主义”。由于工具论或建构论作为技术哲学的方法已有较长历史,那些实用主义者对费恩伯格的宣言才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反响。从历史上看,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就其提出的“生活世界”而言他们是建构论者,但其限制在于,他们所谓的“生活世界”是在技术科学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当涉及到技术时,他们也赞同各种本质主义理论。比如,马尔库塞明确表示政治改革对技术改革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哈贝马斯也把技术等同并还原为“工具理性”。费恩伯格则试图结束过时的整体论的技术模式,并代之以把工具、方法和技艺等置入到规范/评估的领域或者被称为“生活世界”领域的模式。
希克曼认为:“所有发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批判有吸引力的人都会为费恩伯格的进步而鼓掌。实际上,如今费恩伯格的观点更像杜威的,而不是像马尔库塞的。”[8]他开始阐述杜威实用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同时分析了杜威与费恩伯格理论的相似之处。
(1)杜威同费恩伯格一样,把技术看做是一种多面的事物。杜威认为,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技术”一词可与“探寻”(inquiry)一词相互界定。杜威一直反对技术本质主义,要求所有探寻“本质”问题的哲学家对其做功能主义的理解,即认为一种事物、对象或制度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它与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相关,是我们选择并使用这些东西并使之具有各自的特征。简言之,事实和价值不能截然分开。
(2)杜威同费恩伯格一样,重视对技术科学背景的研究,认为不存在无背景的技术科学。杜威认为科技领域中的决策制定不是一件能从头开始的事。它的操作对应两类假设:一类包括了被赋予价值的东西,另一类包括了那些已被证明有价值的经验阐述。技术科学和人类对其他领域的探求有着同样的操作方式,而事实总是某一具体的事实,总是有其背景的。[9]
(3)最重要的是,杜威和费恩伯格都提出手段和目的不能相互分离。杜威曾明确反对在技术科学的事实和充满意义、价值的生活世界间的分裂,并一直致力于使技术向民主化的趋向发展,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未能直接阐发这些思想。费恩伯格通过剖析各种技术理论的区别,认为技术本质论和技术决定论都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认为技术对象都有两个维度:其一是社会意义,其二是它们的文化视域。前者指非常醒目的工程目标,后者则指文化背景假设。技术选择是由“社会联盟”做出的,“在技术发展中存在多种被视为行动者的社会群体,商人、技术人员、顾客、政治家、权威等都包含在某种层次中。他们在技术设计过程中相遇,通过提供或扣留资源、给新的装置指派目的或是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安排适应他们的利益、把新的使用强加到现有技术手段上等发挥他们的影响。行动者的利益和世界观在设计过程中、在所参与的技术中表达出来”[10]。由此他提出:“技术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技术设计标准确定了社会环境的主要部分。”[11]但费恩伯格却未意识到自己在重复60年前杜威说过的话,而他的“联盟”概念也类似于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1927)中的“公众”一词。
希克曼对费恩伯格批判理论的评价可以看做从实用主义视角对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评价,他从哲学的元理论入手阐发对费恩伯格技术哲学的理解,是一种新型的哲学释义学。在评论中,希克曼把工具论等同于建构论,认为杜威是建构论的创始人,并把“技术”与“探寻”相混同。这些方面构成了费恩伯格对他的回击。
费恩伯格首先回忆了自己的技术哲学之路。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受到希克曼的挑衅之前并未读多少杜威的书,他对杜威的主要印象就是杜威是一个思想家,他促进的那种科学技术的世界观正是费恩伯格在论及大陆哲学时要反对的,而费恩伯格自己主要是从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从著名的“启蒙辩证法”学说开始自己的研究的,“由技术,或者更准确些说,由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带来的敌托邦的压抑,从未完全离开过我”[14]。同时,他通过在现实中参与技术感悟到,敌托邦的逻辑太过于集权化,不能与技术生活的极其混沌的现实相一致。技术社会中的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不可预知。而建构论的技术社会学已认识到这种现实状况,对他详细阐述自己技术生活和文化工作的感受有极大帮助。由此,费恩伯格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哲学,包括希克曼的杜威哲学解释的看法,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差异。
(1)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没有达到哲学的层次,持过分乐观的态度而缺乏批判的维度。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曾这样评价杜威的思想,[15]如今费恩伯格的评价与之简直如出一辙。费恩伯格指出,这使得杜威缺乏一种使他面对科学和技术威胁时的敌托邦的感受,大陆传统学派的任何人对此都会感到非常震惊。这种感受可以在欧洲的思想家那里找到,也正是它在费恩伯格还是学生时就给他以灵感。
(2)对“技术”含义的理解过于宽泛,认为技术就是工具。希克曼使用“技术”一词指称目的在于解决问题的反思性活动,他从《我相信什么》中寻找这种界定的依据:“技术意味着人们能够借此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引导和使用人和自然的能量所具有的智力的技能。”[16]希克曼的用法似乎没有远离日常语言,因为他在对技术的界定中包括了对原材料发生作用的人工物。但人们很快就会得知,那些观念恰恰正是与推土机和铁矿石一样的人工物和原材料。这样,技术就越过了它通常的边界而包含每一种认知活动,如希克曼断言的那样,等同于“探寻”。当希克曼把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涵盖在内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技术成就中不仅包括小说和十四行诗,还包括“所有类型的工具和人造物,包括意义……”[17]。
(3)对“技术民主化”的理解最终使杜威走向技术统治论。费恩伯格认为他和杜威尽管都批判技术决定论,但对“技术民主化”的理解并不相同。杜威强烈地崇拜科学和技术,拒斥对它们的各种批判,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原则之中,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对这些有价值的学科的歪曲和限制。他也承认科学的意义已被夸大成为某种宗教,但纠正这种错误并不需要拒绝技术本身,需要的“只是对它的一个错误的解释问题”,“技术最终只能意味着个人的解放,这种解放比过去已获得的范围更大”。[18]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信任表现在杜威的“社会改革”观念中。杜威多次以一种更具有技术统治论色彩的言辞说明资本主义不能管理自身,政府干预和计划将对拯救现代社会有实质性作用,并批评“科学几乎没有修正人们在社会事务中的基本行为和态度”[19]。希克曼由此提出,既然“在技术学科中存在把那些已证明是正确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较好的基础”[20],那么通往技术革命的道路就是把各种在众多的技术科学学科中已证明是成功的技术引入到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中去而使技术民主化。
费恩伯格非常不满希克曼对“技术民主化”的这种阐释,他激动地争辩道:“这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技术民主化!那些公众的运动,那些受到压抑的边缘人的需要,那些为一些传教士似的专家所忽视的外行人的见解哪里去了?”[21]很明显,杜威和希克曼没有强烈地感受到在其中意义得以形成、民主的创造力得以培育的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认为技术和民主是一致的,表现出技术统治论趋势。
费恩伯格还分析了杜威思想产生的国家和时代境况。在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没有碰上欧洲所遭遇的强大的文化批判逆流,而且那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在科技理性和宗教迷信之间的斗争。没有对启蒙理性主义的世俗批判,杜威当然比如今更有借口以夸张的言辞来阐述科学技术。这样,尽管希克曼为重新恢复杜威作为一名技术哲学家的声誉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解释也带有杜威思想的这种历史局限性。
费恩伯格进而从正面阐述了自己哲学的主要特色以及与杜威、希克曼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重大区别”。费恩伯格的思想集中于敌托邦的现代性理论和建构论的技术分析这两个方面,前者关注社会的技术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后者则关注以技术为媒介的生活环境中通过社会选择而建立的组织。这两类问题在杜威那里都有论述,但费恩伯格认为,“尽管杜威和我无疑在很多方面能达成一致,他却既不是我所喜欢的建构论者,也不是我所喜欢的敌托邦主义者。”[22](1)费恩伯格表明他的技术哲学“是建立在一种敌托邦的技术批判基础之上的”[23]。和杜威相比,他更强调技术行为在本质上的等级特性,以及行为者和对象的非对称联系。当这种联系超过了人之间联系的范围,就会创造一种敌托邦的体系。因此对技术民主化的需要并非仅仅源于通常对民主的渴望,还源于从技术化本身产生的技术统治论的特有的威胁。这样能得出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相一致的思想。人作用于对象,总要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或反馈,20世纪技术批判理论提出的关键问题正是对这些副作用扩至整个社会范围的反思。但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如杜威不公正地指控的那样,建议消除科学和技术。费恩伯格和马尔库塞一样,把技术的解蔽与在所有类型的以技术为媒介的体制中的各阶级之间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持续的分工联系起来。技术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也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建构,以再生产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少数人的统治。这是通过缩短利益范围的设计实现的。技术向范围更大的利益范围敞开,能够产生与人和自然对技术行为的限制更加一致的再设计。
(2)这种敌托邦的批判是在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提出来的。鉴于杜威的理论缺陷,费恩伯格认为一种富有经验的批判研究会要求一种具有社会偶然性特征的设计理论,这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研究的建构论转向之后,才以一种有效的方法清楚地表现出来。这种观点认为,在众多可能产生有效履行其职能的架构的意义上,技术是“待决定的”(underdetermined),设计中各种行为者的不同利益以细微的差别反映出来。因此,不是效率,而是界定及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选择干预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的设计的成败标准。可见,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支撑某种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生活方式的世界。由此可把现代社会中技术统治论的趋向解释为一种在设计中干预技术专家及其服务对象的社会集团的制约作用。
(3)费恩伯格是基于对马克思而不是杜威的建构主义阐释,并以“操作的自主性”概念为核心展开对技术统治论批判的。“操作的自主性”这个概念出自费恩伯格对技术行为的分析。费恩伯格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与其说是由财产的所有权,不如说是通过其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来决定的。这种控制发明适用于所有时空的机器,它使工人缺乏技巧,并用自动化管理来控制企业。管理技术作用于人,在对效率的追求中把技术主体和客体的等级关系延伸至人际关系之中。这就是马克思确认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的非人的统治,它与早期社会模式中人性的统治截然相反。技术统治论正是与此相一致的系统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延伸,无视与其永恒化不相一致的需要。这样一种系统在现代社会中部分地得以实现,表征了一种可能的被权力的需要截短的发展道路。
费恩伯格认为他的理论并不必然导向技术中性论。在他看来,工具的中立性通常是指一种特定的手段,对它可能服务的范围漠不关心。但现代技术倾向于特定的目的而粗暴地对待其他目的。如今我们不是使用技术本身,而是使用这种特定的有局限的技术。这种局限性不仅要归因于我们的知识状态,还要归因于那使这种知识和它的应用发生偏见的权力结构。这样,一种更全面的技术的现实化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就是使技术民主化,扩大由技术行为者代表的利益的范围,以使没有被授权的集团同样能反映他们的思想。只有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为者才能及时揭露和抵制有害倾向的方案和设计。这是一种整体设计的政治学模式,它最终会导向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工程科学。
(《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实用主义和技术批判理论:对技术哲学界一段争论的探究朱春艳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辽宁沈阳　110004;沈阳化工学院社科部　辽宁沈阳　110142)
那么,费恩伯格是如何改革技术的呢?他认为,第一,应避免海德格尔式的技术具体化,因为它类似于他所批判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正如他在《追问技术》的前言中提到的,“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时代已经来临。”[6](无独有偶的是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杜威的技术哲学就是反本质主义的。)第二,技术设计在技术内必须是“反霸权的”。最后,技术必须实现民主化,即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7]这不是单独或者甚至是主要通过立法体系而进行的,而是通过更大的“激情和参与”,它将导致“产生拥护社会生活的技术背景的新的公众领域,以及使‘自然’无法解释的代价内在化的新的理性化形式。”与杜威一样,费恩伯格相信技术具有在资本主义下受到了压抑的有益的潜能。但是不同于杜威,他认为受这些限制的技术具有实现统治的潜能,这种能力是内在于技术行为的基本结构之中的,而且,杜威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有关其威胁的理论。而他在分析技术的本质以及当它在没有新形式的民主干预和控制的引导下广为蔓延时必然威胁到其它价值的内因时,却发展了这种理论。这样民主在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基本原理和使命,即民主不仅意味着在法律下生活的人制定法律,而且也应该保证在技术环境中生活的人避开技术行为的负效应。费恩伯格认为也许杜威是赞同这个任务的第一位哲学家,人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发现原始论述。
第22卷,第2期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Ｖｏｌ.22　Ｎｏ.22005年4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ｐｒ.,2005实用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哲学———实用主义与技术哲学国际会议述评陈凡1,2,庞丹2,王健2(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2.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辽宁沈阳1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