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昌海：有关文革的责任

       老爷子作为整个运动的发起人显然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但那场运动能发展到让好人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在这么广袤的大地上黑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 若不是有大量肮脏的人性利用这个时机泛滥扩张是决计办不到的。 我最近读了季羡林的《牛棚杂记》， 感触良多。 整他的人中就有他的学生、 部下及同事， 人人都知道这叫做恩将仇报、 落井下石， 但这放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简直太容易想象了。 那些人整他的手段之残酷狠毒令人发指， 这绝非是好人被坏人利用， 而是潜藏在市井小民心中的丑恶人性终于有机会为所欲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只有那样丑恶的人性才可以和那样丑恶的运动配合得如此丝丝入扣， 也只有当那种丑恶人性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时， 才能使罪恶的文革变成一场如此彻底的炼狱。 事实上， 与我在其它场合看过的东西相比， 季羡林的牛棚经历还远不是最残酷的， 起码在他的经历中较少目睹有人被整死。 我看过的其它资料上有些被整死的人死法之惨， 我根本没法在这里复述， 把那些行为说成兽行简直就是对野兽的侮辱。 干这些事的许多人正是所谓的普通百姓， 或者劳动人民。

       最近这些年来， 中国社会的各各阶层间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戾气， 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与善意只怕比以前更少， 就象李敖在北大所说的：“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 “人心变了”。 假若再给中国人一次象文革这样的机会， 让人性的丑恶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出来， 我担心情况只会比当年的文革更遭。 这其中当政者显然要负很大的责任， 但如果大家只一味把责任推给上面， 而不反省自己， 把市井小民所犯的罪恶一律认为是次级的， 那起码是把文革的教训丢弃了一半。

       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前一个帖子中我主要谈论整体的看法。 具体到个人， 我并不主张空泛地谈论理想中的人性， 一个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做一些违心之事是可以理解的。 假如我是季羡林的学生， 当北大组织批判季羡林的时候我要是拒绝出席就可能被视为同党， 危及我和家人的生存 (namely， 群众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那我也会出席旁听， 但我决不会特意冲上前去打季羡林几个耳光以示革命情怀。 为生存所迫做一些 minimal 的违心事与借乱世发迹、 不惜残害他人是完全不同的行为， 我们反省 “市井小民” 在文革中所犯的罪恶时指的是后者。

       文革另一个令人痛心的地方是它大面积地颠覆了几乎所有的伦理道德， 上面我们一直在说维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存， 事实上在文革中夫妻之间相互出卖者有之， 兄弟之间相互出卖者有之， 朋友之间相互出卖者更是不计其数。 实是思之令人寒心。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