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课堂上谈政治

 　　如何在课堂上谈政治
　　吴澧
　　来源：南方周末
　　课堂上，没有政治批判对象也没有政治效忠对象，只有学术研究对象。如果学生学会了学术性的分析方法，见到大名词，就钻到下面去分析这一概念在具体时空的具体细节，你不用向他们灌输也不必担忧他们被人灌输，放心让学生自己折腾好了。
　　拙文《学术与灌输》（见2008年12月25日“自由谈”）见报后，收到一些读者意见，主要说学术与政治难以分隔，在中国尤其如此。其实，拙文并没有说学术与政治无关，课堂上甚至会有非谈政治不可的时候。但是，即使必须谈政治，最好也能化为学术来谈，而不是把现实政治直接搬进课堂。
　　所谓政治的学术化，简单地讲，就是从历史、文化比较等多种角度审视某一政治现象，揭示该现象的内在复杂性。
　　举个“学术化”的具体例子，《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章。这是儒家理想社会的经典描述，读文史哲的都可能学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清代大儒王引之说“选贤与能之与，当作举”，并引其他古籍为证。“选贤与能”又写作“选贤举能”，这就是“选举”一词的来历。这里的“选举”，是上面的官选下面的人，但选的时候要出于“天下为公”之心——理论上，相当于现在组织部门的工作，也算源远流长。换成英文，相当于select而不是 elect。
　　而在当今白话里，“选举”一词，含义皆为 elect——然后就热闹了，现实政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进来。有些教师痛斥西方民主是假的；也有教师会说：正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选举是个好东东，中国人也要用一用。前一种说法，做到大学生，至少听过三百遍；后一种说法，虽然罕见于宣传阵地，却广泛流转于其他信息渠道，学生通常也熟悉。两种说法对他们都不新鲜。
　　但教师并不是非要为“选举”下价值判断的，他也可以给学生分析具体细节。西方媒体常说中国没有民主，但按数量，甚至按比例，中国的受选官员，大概远多于美国。因为国内一选就是选一个委员会，少的几个人，多的能有几百人。而美国的选举，或是选一个代表，然后代表在议会或某个委员会为选区民众谋利益；或是选一个头领，然后头领选贤举能，任命方方面面的主持者。这些所谓的“政治任命者”（politicalappointees），通常是相当忠于头领的，不会轻易闹别扭。
　　指出两国在“选举”这同一词汇下的区别后，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讨论由此带来的不同。美国的 leadership训练，一是团队精神，相当于选上代表之后，如何与地位平等的其他代表合作；二是主动精神，相当于选上首领之后，如何带动那些被自己挑出来办事的下属。而在中国，按毛泽东关于当好党委书记的指示，一把手要学会“弹钢琴”，要团结党委一班人，要克服派性和山头主义——因为选出的委员会里可能有上级派下来加强领导的副职，或上届班子留下来的老委员，或对书记不满的部分群众选进来的新委员，他们不一定那么买书记的账。
　　列出选举结果之不同后，可以继续讨论两种方式的优缺点。美国选头领的方式比较有效率。而那位向中央上书说“农民真苦”的李昌平，当年可谓尚方宝剑在手，七位政治局常委都作了批示，要求省里县里支持他的改革。但他只是个选出来的镇委书记，管电管水的部门头儿都不是他挑的，不给钱根本调不动。李昌平宏图无法施展，最后走人了事。选头领方式的缺点，当然是容易结帮营私。美国也有这问题，但他们选举文化深厚，大不了几年后选民把营私者选下来。
　　国内这样在基层选委员会，如果只是管管私事冲突，应该还是有效的；但要改变面貌扩大建设，就比较难。难怪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经济上实行厂长负责制。但在中国，苏联的作法曾经被批判为不讲政治的“修正主义”。
　　上面讨论的细节问题，并不犯忌，教师甚至可以全盘引用《人民日报》的资料。而且全部讨论可以放在研究儒家理想社会的框架里。愚意以为，这样“学术化”之后，学生倒是可以学到一些新鲜想法，有助于他们今后进入社会。
　　课堂上，没有政治批判对象也没有政治效忠对象，只有学术研究对象。如果学生学会了学术性的分析方法，见到大名词，就钻到下面去分析这一概念在具体时空的具体细节，你不用向他们灌输也不必担忧他们被人灌输，放心让学生自己折腾好了。（作者为旅美学者） 
　　学术与灌输
　　作者: 吴澧
　　2008-12-25
　　【南方周末】
　　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1715
　　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教授在课堂上仅是价值中立地教书而已，并不对学生作政治灌输
　　近日“学生告密”事件中，被告教授问：“难道只有闲聊的时候可以谈个人观点，上课的时候不能谈个人观点？”这种事，本无一定之规，我还是谈点美国教授的通常做法为参考吧。
　　话说美国学界，比一般民众左得多。比如，西部的科罗拉多州，选民通常选共和党；但在公立的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中两党成员之比竟为825∶23，共和党仅占2.7％。这一现象引起了州议会共和党议员强烈不满，他们担心学生受到左派教授的思想灌输，考虑通过法律，强制公立大学多聘共和党教授。
　　教授们当然反对这类法规。利益之外，他们确有道理。最近公布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左派教授对学生政治立场的变动影响甚微。年轻人通常激进，美国大学生也是偏民主党的，这次美国大选，选奥巴马的学生至少比选麦凯恩的多一倍。但研究者认为，这是代际变动，并非教授推动。
　　依我看来，美国绝大部分教授，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课堂上仅是价值中立地教书而已。教授通常并不对学生作政治灌输，很可能上了他一学年课都猜不出他大选时会投哪个党。他们对学生政治立场的变动，自然也就影响有限了。
　　我碰到过左派里的左派——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老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在课堂上介绍各批评流派时，他谈的是某流派的分析方法，对文学批评有什么新贡献。他从来不给这些流派贴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诸如这家的模仿论是“客观唯心主义”，或那家的反映论是“形而上学”。
　　谈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时，教授说这一流派有两个经典文本：一为恩格斯1888年写给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尼斯的一封信，指出作家应该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藏起来，恩格斯因此抬巴尔扎克（法国保皇派）而抑左拉（进步知识分子）；二为列宁1905年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强调文学应当成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一显一隐，弄得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鼻祖、匈牙利共产党理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很是头疼。他试图调和这两个文本，论证恩格斯和列宁的底线是相等的。但卢卡奇在自己的评论实践中，像恩格斯那样喜欢思想并不先进的古典作家——席勒或巴尔扎克，几乎不提那些按列宁的原则创作的苏维埃新锐，为此他曾遭到党内同志的严厉批评。
　　教授派给学生一堆鱼：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一流派有什么经典文本和主要著作，流派中人对各类作家的态度，等等。教授也传点打渔技巧：罗列流派的不同成分，找出各成分间的张力，分析这些张力对流派中人有何影响，等等。但教授并不表态，不为争论中的人物裁断是非。
　　教授练的是以文本立论的内功连绵掌。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学术上还有从传记和社会历史入手的“知人论世”外功开碑手。敝人见机拉个场子，和教授比划比划。我说，恩格斯讲的是个人偏好，而列宁是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高潮时谈革命措施，其实列宁的个人偏好或许与恩格斯差不多。列宁非常喜爱贝多芬的音乐，但又说不能多听。我举出中国类似例子：毛泽东说现在应该提倡新诗，可他自己只填旧体词。
　　教授说，黑格尔曾惊异于荷马史诗之生动，连造船打盔甲之类体力劳动，都写得如临其境；现代作家似乎失去了古人与物质世界间的那种天然联系。这一观察对马恩两位有很大影响，后来他们提出了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恩格斯的抬巴尔扎克抑左拉，可从这一角度理解：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是有机的；而左拉只能以纤毫毕露的自然主义描写来掩饰他对笔下矿工生活的隔膜。
　　教授的文本互联，逻辑上比较严密。而且黑格尔的观察，让笔者想起李白《秋浦歌》中的铁匠——“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心中大赞有理。这一回合，马家连绵掌胜孟府开碑手半招。
　　课后，教授邀我和几位学生去喝咖啡，他对孟子还有兴趣。我告诉教授，列宁那篇文章的中译，在1980年代反“自由化”运动中，为了扩大覆盖面，被改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了。教授和同学皆大笑。
　　你看，我们在课堂上只谈学术，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地谈学术。课外咖啡馆里，才联系到了与学术有关的现实。（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