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徘徊在丑陋中国身边的一只聪敏的狼

费正清：徘徊在丑陋中国身边的一只聪敏的狼
　　
　　 刘水
　　
　　 之所以用了“丑陋的中国”，是因为费正清一生进入和研究的是突变混乱的近现代中国；“聪敏的狼”比喻他学术目标执着、凌厉、全面的学者品质。费先生研究重心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不全是因为他的生命停留于那个年代(1907——1991)。余英时的见解能够采信——费氏对繁杂久远的中国史海考证没有兴趣；再者，他25岁始学汉语，中文始终不大溜光，晦涩芜杂的文言文是一道坎。言下之意，研究与自身几乎同时代的近现代史，是一条学术“捷径”。
　　
　　 至少，费氏有功于中国人的。他的关于近现代中国及东亚研究的学术成就，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越。四次修订完善成名作《美国与中国》（初版1948），可见他治学的严谨。中美建交之前，这本书几乎同时摆上了尼可逊和毛泽东的案头。尽管费正清一直不承认他对中国的研究或多或少的为美国几任总统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是，他的自传里还是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中苏关系恶化后，他建议尼可逊及时主动向毛泽东示好，理由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向来自恃天下独大，有要外族（国）主动朝贡的嗜好。所以，后来有了那个寓意丰富的尼克逊首次访华的历史性镜头——尼克逊疾步走下总统专机，面带微笑，大老远伸出双手迎向站在原地不动的周恩来。抛却学术研究的细枝末节，实用、发现、流传、使用是学术研究的目的。《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他对中国的全面见解，是中美比较研究的教科书，也是美国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活地图”；《剑桥中国史》、《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1842——1854》则代表了他学术上专精的造诣；《费正清自传》是我最为推崇的，大跨度广视角的描述中，见识了一个西方学者在点点滴滴细节上对人待物的侧面。他的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在此不便一一列举。
　　
　　 费正清对中国介入的深度，当以20世纪30——40年代为最；其二，多种身份出现，1931年首次以牛津大学在读哲学博士身份来到中国，时年25岁。考察海关贸易、学习中文、短期兼职清华教师，主要为了撰写博士毕业论文。40年代先后两次来华任职，驻华大使特别助理、战略情报局官员、驻华新闻处处长。中美建交后的1972年，他受邀访华，凋敝的国情，受难的朋友，几乎让他没有收获；其三，交往人物杂且多，跟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留美背景的大学教授专家，国共两党高层人物，都有很好的友谊，梁思成林徽英夫妇、蒋廷黻、金岳霖、胡适、殷海光、乔冠华、龚澎、斯沫特莱、斯诺、郭沫若、茅盾等等。他始终是一个对中国怀有好奇和同情心的学者，所以，他们数十年的交往，可谓君子之交。对于国共两党，他站在美国利益角度作出判断，除此而外，没有太强的好恶之别。费正清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他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他当时的判断，现在看来显然已经过时老旧了。假若能活到今天，他的史学观大概也会与时俱进的。因此，在他的意识形态里，无论国共两党，只要谁能够维持中国的有效统治，他就支持谁。1943年，他就敏锐地判断出国民党已现颓势，不会久远。
　　
　　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考量，而不是经济、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尽管他早期在华旅行考察研究，多从海关贸易、传教士入手，这跟当时英美人士介入中国的广度和深度有直接关系，他来华的目的很明确，贴身观察和介入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并推介给美国。他不是一个来自西方觊觎财富的冒险家，他早期尚是一个典型的学院式自由主义学者，对苦难的中国感同身受，同时，他对外国人享受的“法外法权”颇不以为然，显现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当中国命运发生重大逆转——抗战、内战，也是恪于他的美国官方身份，他原本的自由主义学者色彩暗淡了，他观察中国的角度转向了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指向的实用主义，但这些丝毫没有改变他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国共两党精英的友谊。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他维系着双方气若游丝的学术期刊和情报的交流，疏通中国学者留学美国的管道，提供电影放映设备，资助生存窘迫的西南联大教授，提议盟军在延安设立观察所。这些作为，既是官方行为，也是个人行为，关键是他不带任何政治偏见认真去做了。他一贯秉持着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正义，50年代，他对台湾的“自由中国”雷震事件倾注关心，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义上声援为言论自由抗争的台湾自由知识分子；殷海光被台大开除，身心生活陷入困顿，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基金给予金钱支助。
　　
　　费正清卓越的学术带头能量和优秀的交际能力，不能不提到。1935年，费正清携妻第一次离开了生活了4年的中国，其间，他的爱情在古老的中国开花结果。自此，他的画家夫人威尔玛几十年追随费正清朝向东方的脚步，夫唱妇随。战时她曾任美驻华使馆文化官员，对中美文化交流颇多贡献。哈佛大学历史系早前也有近代远东史的选修课，一则教授们没有在中国的阅历，二则普遍不懂中文，只是可有可无的偏门课目。1936年，费正清来到大学母校康桥（哈佛）任历史系教师。几年努力，学习中文的大学生有了一定数量。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被动卷入二战 ，与中国同为盟国 ，战事需要大量中国问题专家，客观需求推动了研究中国的热潮。早在珍珠港事件前4个月，费就被华府征召加入为战争服务的学术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费正清在40年代，先后两次以美国政府官员身份重返战时中国的缘故。1955年，福特基金会支持下的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上世纪50——80年代，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了极致。费正清数次飞往中国周遍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台湾、香港、苏联考察旅行，跟当地的中国问题专家交流，除了日本、香港和台湾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水平，其他让他大失所望，但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交流渠道，还不至于让他绝望。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研究，不单是停留在书斋里，他在全球织成了一张研究中国的学术网，这张网的源头就是他任职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而跌荡多变、封闭保守的中国大陆，隔海而治的台湾、殖民地港澳，也为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课题。知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跟他共事20余年，对费正清有很高的评价。一流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50年代美国主流社会反共产主义的“麦卡锡年代”，也遭遇清查被推上法庭。所幸没有足够证据，他又回到了学术前沿。
　　
　　他的研究触觉延伸到日本、苏联，并以高龄发奋日文和俄语。所以，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再加上哈佛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号召力，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培养的东亚史博士，几乎垄断了美国一流大学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康桥的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研究中国问题能量巨大的平台，有海外最大的中文图书馆和出版社——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出版社，由此确定了它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霸主地位。哈佛—燕京出版社至今还与大陆合作出版学术著作，曾传言被查封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即由三联和哈佛—燕京出版社合作出版。近20年，大陆许多人文学者都有在此研修的经历。福特基金会也支持了大陆许多的学术活动。
　　
　　费先生开放自由的学术观，同样在对他们两个女儿的管教方式上淋漓地体现出来，宽容、开放、尊重。以他蜚声国际的学术成就，他不迂腐专断，相反，他们给了孩子个性和兴趣的发展空间，她们选择了钟情的专业，从事平淡的职业。这也是一个大学者风范的注脚。
　　
　　费先生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人物，而中国人对他的看法也颇多，因为他的中国近现代研究，跟美国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他的治学观符合美国人一贯的实用主义精神，因而亦漳显它的普遍和典型意义。但是，不管怎样，费先生主流的西方实用主义观，无意间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看清自己真实背影的另种视角，这是他对中国人最好的礼物，足够了。
　　
　　9月14日是费先生谢世11年忌日，谨以此文纪念！
　　
　　 2002、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