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防务负担战略

学科分类：国防经济学
中国崛起的防务负担战略
--从大国经验研讨中国国防支出政策
 [摘要]  在中国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支出多少军费，保持何种军事力量，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才能与大国地位相匹配，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现实战略问题。本文从冷战结束后常态和平状态下大国防务负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经验，以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几个经济正在起飞，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新崛起大国的防务负担演变趋势为背景，检讨了中国的防务负担政策，认为中国未来的适度防务负担区间为2—3%，中值以2.5%偏弱为宜。此外在防务负担政策上提倡适度滞后的防务负担发展战略，并根据国家战略和中国军事变革的需要调整军费内部支出结构。
关键词：防务负担、国防支出、国家安全、国防政策、战略管理
The Defense Burden Strategy of China Growing up into the Great Powers: A review to China’s Defense Expenditure Policy based the Experience on the Great Powers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ina’s future defense burden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drawing lessons from certain experiences of defense burden of the great powers under peace situation and economic takeoff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first of 20th century. We suggests that China’s future defense burden policy are: (1) future moderate burden ( military spending-GDP ratio) area coverage should be 2—3%, and the 2.5 percent of mediant is suitable; (2) the moderate lagg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efense burden  deserves to be advocated; (3)adjusting the military spending items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need of China’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defense burden; Defense Spending; Nation Security; Defense Policy; Strategy Management 中国崛起的防务负担战略
--从大国经验检讨中国国防支出政策
一、前言
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性强国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在中国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支出多少军费，保持何种军事力量，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才能与大国地位相匹配，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现实战略问题。中国军费“多少才够”？有两种测算思路，一种是根据国家战略和军力规模来测算国防支出需求规模；另一种是既考虑国家战略和军力规模，又根据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来测算国家财富对国防的可供给比例——国防支出占GDP（或GNP）的比例，即防务负担。从大国兴衰史来看，我们认为后一种思路由于将防务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一国过度的国防扩张会膨胀非生产性部门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从而减少稀缺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用，引起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而各大国之间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他们的兴盛和衰落。
本文拟在大国背景下研究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防务负担和战略。以冷战前后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大国的防务负担，以及主要大国在经济起飞，崛起过程中的防务负担实证经验为背景，讨论建国后的中国防务负担演变、问题和未来战略。本文第二部分首先讨论大国冷战前后和崛起过程中的防务负担，第三部分讨论中国防务负担的演变过程和存在问题；第四部分提出战略思考。
二、大国的防务负担
（一）冷战前后主要大国的防务负担
在世界政治中, 大国除追求并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和基本富裕外,与一般国家的区别在于大国影响力的客观存在,这使大国的责任超越了本土范围,向地区乃至全球扩展。大国地位的实现就是大国责任在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扩展，使自己对所在地或全球事务区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虽然二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发挥,更多靠的是经济实力、信息权力和制度权力等软性权力,但军事实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大国以军事实力配合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实现。因此，大国的国防支出总额普遍要高于世界一般国家或本区域的其他国家。表1列示了美国、俄罗斯、英国等7个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大国冷战前后的国防支出。冷战时期，上述7个大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全部国防支出的70%左右，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防支出就占世界全部军费的55—57%。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国防支出有所下降，但上述七国仍是世界主要国防支出国，占世界国防支出的比重仍达到56—63%，其中，美国一国的国防支出就占世界国防支出的三分之一。
表1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防支出总额    单位：现价，亿美元   
年份 美国 苏联/俄罗斯a 英国 法国 德国b 印度 日本 世界军费总支出 上述七国国防支出总额 上述七国国防支出总额占世界世界支出总额的比重（%）
1983 2180 2507 281.5 300.7 296.4 39.9 202.1 8433 5807.6 68.9
1984 2371 2637 298.7 313.4 307.4 44.3 219.9 8938 6191.7 69.3
1985 2582 2772 334.5 357.4 394 50.2 274 9710 6764.1 69.7
1986 2809 2876 339.1 368.3 402 54.7 294.8 10182 7143.9 70.2
1987 2880 3030 368 342 353 58.9 243 10400 7274.9 70.0
1988 2930 3190 359 352 361 62.7 263 10700 7517.7 70.3
1989 3040 3030 385 347 342 61.4 288 10500 7493.4 71.4
1990 3060 2920 397 360 372 61.7 311 10600 7481.7 70.6
1991 2800 2600 422 377 362 59.1 330 9910 6950.1 70.1
1992 3050 640 389 375 353 60.0 345 8340 5212 62.5
1993 2980 559 385 379 327 69.3 358 7980 5057.3 63.4
1994 2880 552 384 389 312 68.3 369 7870 4954.3 63.0
1995 2790 377 365 378 313 74.5 382 7720 4679.5 60.6
1996 2710 347 375 378 314 94.6 405 7850 4623.6 58.9
1997 2760 393 360 386 312 100.0 420 8150 4731.0 58.1
1998 2740 284 368 380 316 112.0 424 8210 4624.0 56.3
1999 2810 350 365 389 326 113.0 432 8520 4785.0 56.2
注：a:1983-1991年为为前苏联，1992-1999年为俄罗斯。
b:1983-1990年为西德，1991-1999年为联邦德国。
资料来源：USACDA(US Arms Countra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1993-94，1996，1998)，annual,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U.S.),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1999-2000, http://www.state.gov/t/vc/rls/rpt/wmeat/99-00.
虽然从表1来看，各大国都承担了巨额国防支出，但大国的国防支出与其本国的经济总量和国家承受能力是密切联系的，换言之，大国对其国家安全的支出是充分考虑了其国家所能负担的。表2是以国防支出占GNP表示的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七国的防务负担。分析表2， 发现冷战前后，大国之间的防务负担有如下特点和变化：
      表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a  单位：%年份 世界平均水平 美国 苏联/俄罗斯b 英国 法国 德国c 印度 日本
1983 5.7 6.3 13.0 5.2 4.1 3.4 3.5 1.0
1984 5.5 6.2 13.0 5.2 4.1 3.2 3.6 1.0
1985 5.2 6.1 13.1 5.1 4.0 3.2 3.5 1.0
1986 5.2 6.3 12.8 4.8 3.9 3.1 3.6 1.0
1987 5.0 6.1 12.9 4.6 3.9 3.1 3.6 1.0
1988 5.0 5.7 12.7 4.1 3.8 3.0 3.4 1.0
1989 4.7 5.5 11.5 4.1 3.6 2.8 3 1.0
1990 4.5 5.2 11.0 4.0 3.5 2.8 2.7 1.0
1991 4.0 4.7 10.3 4.2 3.5 2.2 2.5 1.0
1992 3.3 4.8 8.0 3.8 3.4 2.1 2.4 1.0
1993 3.1 4.5 7.5 3.6 3.3 1.9 2.6 1.0
1994 2.9 4.1 8.3 3.3 3.3 1.7 2.3 1.0
1995 2.7 3.8 5.8 3.0 3.1 1.7 2.3 1.0
1996 2.6 3.5 5.4 2.9 3.0 1.6 2.6 1.0
1997 2.5 3.3 6.0 2.7 2.9 1.6 2.6 1.0
1998 2.5 3.1 4.6 2.6 2.8 1.6 2.7 1.0
1999 2.4 3.0 5.6 2.5 2.7 1.6 2.5 1.0
2000 2.4 3.1 [3.6]c 2.5 2.6 1.5 2.3 1.0
2001 2.5 3.1 [3.8]c 2.5 2.5 1.5 2.5 1.0
注：a:1983—1999年资料来源于美国国务院军备核查与信守局（BVC），2000-2001年数据来源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且数据为国防支出占GDP比重。两种资源来源除俄罗斯外，其余均具可比性。
b: 1983-1991年为前苏联，1992-2001年为俄罗斯。
c:由于BVC和SIPRI对俄罗斯军费的核算方法不同，因此，SIPRI数据与前时段BVC数据不具可比性。
d: 1983-1990年为西德，1991-1999年为联邦德国。
资料来源：1. USACDA(US Arms Countra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1993-94，1996，1998)，annual,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2. Bureau of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U.S.),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1999-2000, http://www.state.gov/t/vc/rls/rpt/wmeat/99-00.
3. SIPRI, 2003, SIPRI Yearbook 200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 冷战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未包括中国）的防务负担要普遍高于其他地区性大国。冷战前，美国的防务负担区间为5.2—6.3%，众数值为6.2%，苏联为11-13.1%，众数值为13%，英国为4.0—5.2%，众数值为4.8%，法国为3.5—4.1%，众数值为3.9%，而德国、印度、日本等地区性大国的防务负担区间分别仅为：2.8—3.4%、2.7—3.6%和1%。
2. 任何大国都难以长期承担高额的防务负担。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展开的敌对的军备竞争，使这些大国承担了高额的防务负担。美国防务负担长期超过5%，而苏联由于经济实力的不逮，必须比西方发达国家消耗更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军事竞争，其防务负担更是长期超过13%，这种高额的防务负担最终导致了其经济的崩溃和国家的解体。这间接验证了保罗•肯尼迪对大国兴衰的论断：过度的军事扩张必然损害一国的经济基础，并导致经济的相对下降和衰败，而经济生产能力的下降，是大国衰亡的开始[1]。因此，冷战结束后，各大国都迅速降低防务负担，使国防支出控制在国家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到2001年，美国的防务负担已降到3.1%，英国、法国、印度降到2.5%，而德国则降到1.5%，俄罗斯降至3.8%。
3. 常态和平状态下的防务负担区间在2—3%之间，众数值为2.5%。至21世纪初，在常态和平状态下，各大国承受的防务负担已趋于稳定，除德国和日本因历史原因外，一般大国的防务负担基本稳定在2.5%左右，而美国和俄罗斯为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绝对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继续保持高于一般大国的防务负担，美国稳定在3%，而俄罗斯在4%左右。
（二）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防务负担
讨论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防务负担实证经验，或许对目前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正确制定防务负担政策更具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19世纪的后半叶至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中公认的大国是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和美国。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作为资深的国际性大国此时正受到经济处在“起飞”阶段的其他五个新兴大国的挑战。德国、法国、俄国、日本和美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加快了国防建设和国防支出的步伐。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分析崛起的大国的防务负担，因此，英国作为早已成熟的工业化和政治性大国，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之列。又由于俄国的资料与我们手头的其他国家的资料不具可比性，我们也将俄国排除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
 
                    图1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防务负担
资料来源：Castillo, Jasen, Lowell, Julia, Tellis, Ashley J., Muñoz,Jorge, Zycher，Benjamin, 2001,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RAND , MR-1112-A.
图1是经济处在“起飞”阶段和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四个正在崛起的大国1870—1939年的防务负担变化。该图中防务负担剧增的极端值反映了该时期大国所遭遇到的冲突或战争，如1890—1920年前的日中战争、日俄战争、美西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撇开这些非常态因素，单纯反映和平状态下的常态防务负担，则四个大国之间的防务负担趋势变化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国家战略。
法国。1872年法国的GNP总值按1982年不变价格和美元计为542亿美元，到1913年增到1048亿美元，经济的腾飞使法国能有更多的财富用于军事发展，1871年法国的国防支出仅有13亿美元，到1913年已达37亿美元[2]。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的国防支出增长显著攀升，甚至超过了经济的增长。但从防务负担来看（军费占GNP比重），法国的防务负担在1870-1910年前，基本维持在3—4%之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防务负担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921年的3%上升到1938年的8%。如果排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防务负担的需求，法国在此间作为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平均防务负担为3.3%。
德国。在1872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经济也出现快速平衡增长。按1982年不变价格和美元计，1872年德国的GNP总值为558亿美元， 1913年已达1502亿美元。实际国防支出的增长更是要快于经济的发展，其总额从1872年的8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48亿美元，但相对于法国来说，其国防支出无论从总额还是防务负担都是较低的。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前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外，德国作为大国崛起期间的防务负担基本维持在2—3%之间。
日本。日本的GNP按1982年不变价格和美元计，在1875年仅不足60亿美元，但到1919年已达到420亿美元。从防务负担来看，在1875—1893年间，日本的防务负担平均为2%左右，但在1894—1936年，已大幅上升到5%左右（已扣除日俄战争期间的防务负担）。此间，在20世纪的20年代防务负担稍有下降，但在30年代又恢复上涨，至1937年入侵中国，其防务负担已剧增到20%以上。
美国。与上述3个大国不同，美国在四个崛起的大国中的经济增长最为强劲，但美国的防务负担却是四个大国中最低的。以1982年不变价格和美元计，美国在1870年的GNP总值为750亿美元，到1913年增至425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在40年来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8%的快速增长。此时，美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除了GNP总值稳居世界第一外，美国的煤、钢、汽车的生产以及能源的消费已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老牌或新兴的大国。在1914年，美国产煤4.55亿吨，远超过英国的2.92亿吨和法国的2.77亿吨。它的生铁产量大于德国、英国和法国三个大国的产量之和，它的钢产量几乎等于德国、英国、俄国和法国4个大国的产量之和。它生产和拥有的汽车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3]。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并未象其他三个新兴大国一样，同时致力于军事的发展和扩张，直到二战前，美国的国防支出还低于100亿美元，占GNP比重，除发生战事外，一直在1%左右。美国的低防务负担，使得美国的军力在1914年前，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微不足道。美国的这种国家发展战略，使得美国尽管成为一个大国，但它并不是大国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直到1913年前，以及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仍是一个站在大国体系边缘的大国。
美国的事例至少说明，经济强盛的大国，并不一定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大国，大国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大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的事例也再次证明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日本，尽管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日本的国防支出仅占GNP的1%，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一样，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三、中国防务负担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防建设已经走过50多个春秋，国防支出由1950年的28.01亿元，上升到2002年的1694.44亿元，50多年来，我国国防支出总量稳定增长，按现价计年均增长7.7％，按不变价计实际年均增长4.2％。
与中国国防支出总额叠创新高不同，中国的防务负担近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防务负担以1980年为分水岭，前后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图2（a）、图2(b)）。 
表4 1952—2002中国的国防支出和防务负担
年份   国防支出
（亿元） 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国防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 年份 国防支出
（亿元） 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国防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
1952 57.84  8.52  -- -- 1978 167.84  4.63  14.96  31.54
1953 75.38  9.15  34.39  46.52  1979 222.64  5.51  17.37  33.99
1954 58.13  6.77  23.81  31.64  1980 193.84  4.29  15.77  29.07
1955 65.00  7.14  24.74  32.33  1981 167.97  3.45  14.75  26.85
1956 61.17  5.95  20.49  29.13  1982 176.35  3.33  14.34  27.06
1957 55.11  5.16  18.62  26.24  1983 177.13  2.98  12.57  23.32
1958 50.00  3.83  12.49  28.21  1984 180.76  2.52  10.63  20.23
1959 58.00  4.03  10.68  23.26  1985 191.53  2.14  9.56  24.08
1960 58.00  3.98  9.01  20.82  1986 200.75  1.97  9.10  24.00
1961 50.00  4.10  14.04  31.19  1987 209.62  1.75  9.27  24.79
1962 56.94  4.95  19.31  31.35  1988 218.00  1.46  8.75  25.80
1963 66.42  5.39  20.00  34.54  1989 251.47  1.49  8.91  28.29
1964 72.86  5.01  18.50  32.40  1990 290.31  1.57  9.41  28.90
1965 86.76  5.06  18.86  30.53  1991 330.31  1.53  9.75  30.28
1966 101.01  5.41  18.79  29.79  1992 377.86  1.42  10.10  32.28
1967 83.02  4.68  18.88  30.75  1993 425.80  1.23  9.17  32.45
1968 94.09  5.46  26.29  42.87  1994 550.71  1.18  9.51  31.39
1969 126.18  6.51  23.99  39.54  1995 636.72  1.09  9.33  31.91
1970 145.26  6.45  22.37  37.99  1996 720.06  1.06  9.07  33.47
1971 169.47  6.98  23.15  38.90  1997 812.57  1.09  8.80  32.09
1972 159.39  6.33  20.81  36.95  1998 934.70  1.19  8.66  29.90
1973 145.39  5.34  17.98  32.36  1999 1076.40  1.31  8.16  25.92
1974 133.39  4.78  16.88  33.53  2000 1207.54  1.35  7.60    17.28
1975 142.46  4.75  17.35  34.80  2001 1442.04  1.50  7.65    15.80
1976
1977 134.45  4.57  16.68  35.60  2002 1694.44  1.61a  8.03  --
 149.04  4.65  17.67  37.86      
注：a：该数据为作者估计数。
资料来源：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出版社2000年，2002年。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中国的国防》2002 ,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6/20021209/
                          
 
1950—1980年：高防务负担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防务负担，无论是国防支出占GDP比重，还是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比例。1952—80年中国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3%，1953—80年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8.5%。从这一时期相关年份的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上世纪50年代是最高的，这一时期由于共和国成立伊始和抗美援朝，国家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国家安全和抗击外敌的需要，1952—55年国防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7.83%，其中，1953年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9.15%。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1958—61年），由于国家经济的恶化，防务负担出现了短暂的下降，平均不足4%，但随后又出现较大增长，1962—80年我国的防务负担基本稳定地保持在5%左右，国防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5.29%。这一时期的防务负担明显带有冷战时期所具有的特征，它既反映了中国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反映了我国对国际战略形势恶化的过高估计。
1981--至今：防务负担大幅度下降和低防务负担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防务负担最显著的变化是：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国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5.51%开始，持续下滑，2001年达到1.5%，其间，1996年最低下降到仅占GDP的1.06%，整个90年代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仅达1.37%。与此同时，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17.37%一路下降到2001年的7.65%。如此低的防务负担，这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性大国中是少有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我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政策转入全面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
中国防务负担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使得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经济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得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防务负担过多过快的下降，不仅与我国大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符，而且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造成伤害。
首先，由于国防建设资金严重短缺，滞缓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拉大了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军事差距。防务负担的大幅度下降，使我军不仅难以更新现代化装备，甚至一度连正常的军事训练经费也难以为继，为弥补军事训练经费的短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军队被迫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经营。目前，世界主要大国为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纷纷投入巨资打造信息化部队，主要国家主体装备信息化程度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如美国陆军53%的装备已实现信息化，海军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已达70%以上，而我军由于军费短缺，有半数以上的武器装备仍停留在半机械化程度。
其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趋于消失。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军力发展停滞，在1980年前在亚太地区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步消失。据胡鞍钢等对中国、日本和印度三国国防实力的估算，80年代以前中国在三国中处于优势地位，80年代以后，差距在不断缩小，到90年代三国的国防实力已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4]。
第三，优秀军事人力资源流失严重。由于军费投入少，军人收入来源单一，使得军人收入增长慢于许多行业甚至政府公务人员的收入增长[5]。在人力资源成本和收入利益的引导下，一方面，军队年青和优秀的军事人力资源纷纷要求转业，退出现役，流向人力资本回收快的行业；另一方面，地方优秀青年因军队人力资源成本回升时间长，而不愿当兵入伍，为国效力。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军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用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青年为国效力。如美国政府对军队的高收入、优待遇政策使美军官兵的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军官收入步入高收入阶层。目前，美军应征士兵平均年收入为4万美元，军官平均年收入7.9万美元[6]。其中，服兵役20年的上校年收入可达到12.2万美元，服兵役10年的上尉年收入可达7.55万美元[7]。而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2全国就业者平均年收入为3.65万美元，其中，白领为4.39万美元，专业技术人员为5.15美万元，大学教师为6.49万美元，律师和法官为9.43美万元[8]。
三、中国防务负担的战略选择
（一）担负大国的责任，承担必要的防务负担。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今后20年仍将保持的高速平稳增长 ，中国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认识意义上的大国，更不是70年代早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识意义上的大国。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崛起的和不断成熟的大国，中国在经济实力、世界贸易、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等方面在国际舞台上都占居重要地位，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但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的崛起中，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应保持怎样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中国应具有怎样的防务负担才能与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才能保护国家的利益，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有份量的大国。
通过上述对崛起大国和和平状态下大国的防务负担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对今后20年内的中国防务负担作一判断。从4个崛起大国的防务负担来看，在常态的和平状态下，除美国保持1%的防务负担外，其它3个大国的防务负担基本保持在2—3.5%之间。从成熟大国的防务负担来看，如果我们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作为一个常态的和平状态，则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个大国在冷战结束后的1996-2001年防务负担在1.5—3.5%之间，其中，2001年四个大国防务负担分别为美国：3.1%，英国，2.5%，法国：2.5%，德国：1.5%。因此，参照崛起的大国及成熟大国的经验值，对在常态的和平状态下中国今后20年内的防务负担，我们应将最低临界值设为2%，而上限设为3%，中值以2.5%偏弱为佳。这是因为，从最低临界值来看，在今后20年中，我国仍需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力为主，不必也不应该将过多的将社会财富用于军事力量的发展中去。但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随着国际贸易在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需要国家建立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来保障我国的海上战略通道；又如，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国家对我国周边海屿海洋资源和海上战略资源的开发需要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此外，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也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
（二）充分考虑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适度滞后的防务负担战略
如何使国防建设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使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考虑的重大现实政策问题。如果说，我国的防务负担要与经济同步增长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缺少意义，从而我们需要做出适合国情和军情的国防战略决策的话，那么，在存在“防务负担国际示范”的条件下，我们只能选择滞后的发展。至少在现今一个时期内，只能如此。但滞后发展的程度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妨把滞后区分为严重滞后和适度滞后。严重的防务负担滞后是指防务负担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脱节达到了既阻碍了国防建设的发展，又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的程度。严重的防务负担滞后显然有损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从而是应当避免的。防务负担的适度滞后之此不同，它是指防务负担虽然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脱节的程度并不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防务负担相应也会有所提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这些既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不妨碍综合国力的提高，从根本上说，防务负担的适度滞后是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
（三）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调整我国国防支出结构。
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调整国防支出结构，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客观要求。对我国国防支出结构的调整，我们认为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发展战略调整国防支出在各军兵种之间的分配结构；二是根据信息化战争要求调整国防费内部支出结构。
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大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一方面是确保本土安全和保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是支持和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从这一大的战略框架出发，诸大国都制定了各自的国防发展战略，优化了国防支出在各军兵种之间的分配结构。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都以发展海军、空军和战略国防力量为主。例如，美国海、空军国防支出占国防部军事支出的比重长期以来分别占到30%左右，陆军仅占25%左右。英国空军军费占英国国防支出的比重也在30%左右。法国国防战略力量占国防支出的比重2002年达到9.2%。我国在50多年的国防建设中，由于国家战略和国家资源的限制，国防发展战略中以陆军建设为主，这在当时的国家战略和国家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新军事变革中海军、空军、二炮部队在信息化战争中地位的日趋重要，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大国地位的日益凸现，调整我国国防发展战略中各军兵种的优先发展次序，支持以海军、空军和国防战略力量优先发展的国防发展战略，是符合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和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的。
从信息化战争需求出发，调整国防费支出结构，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客观要求。从国际国防支出结构经验数据来看，大国在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军队建设中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对国防支出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军费中的主要支出项目，如人事费、装备购置费、国防研究与开发支出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需要和信息化军队建设需要，突出重点，协调发展。从美国来看，国防支出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是：国防研究与发展支出在国防部军事支出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并保持稳定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保持在13-17%；装备购置费在国防支出所占比例的升降调整是根据国家战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在局部战争和军备竞赛期间较高，保持在30-38%之间，常态和平状态下基本维持在20-25%之间，1996年以来，稳定地保持在18%左右；新军事变革中重视军队信息化人才建设及军人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事费支出超过装备购置费支出，1996年以来军事人事费支出占国防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6%左右，如果包括文职人员的生活费支出，则美国国防支出占人事费的支出将高达34%左右。而我国目前国防支出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有必要进行优化和调整。一是提高装备购置费占国防支出的比重，发展高新技术装备，重点加大“杀手锏”装备及信息化装备的投入。二是缩小军队规模，适度提高军人生活待遇，吸引和保留高素质的军队信息化人才。减少干部员额，逐步将官兵比例由现在的1：2.3调整到1：5，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军官待遇制度，使我军的军官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要打破平均主义，以吸引和稳定高技术战争人才为重点，确保军人收入水平与其履行的职责相适应。三是加大国防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使我军信息化建设有质的跃升。国家要加大以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的研究，将国防研究与开发活动放在政府研究与开发活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下，使我军信息化建设实现质的飞跃。参考文献：
[1]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蒋葆英等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304-305.
[2] Castillo, et, 2001,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R],  RAND , MR-1112-A.
[3]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蒋葆英等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304
[4] 胡鞍钢、刘涛雄. 中美日印国防实力比较[J]. 战略与管理. 2003, (6).
[5] 陈炳福等. 转型时期军人家庭生活水准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1999, (31).
[6]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ush’s FY 2005 Budget [EB]. http://www.whitehouse.gov/infocus/budget/index.html, 2004.
[7]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Compensation[EB],  http://www.defenselink.mil/militarypay/pay/index.html, 2004.
[8]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tional Compensation Survey:
Occupational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uly 2002[EB], http:// www.bls.gov/ncs/home.htm,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