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数千万寻找岗位劳动力何去何从？

红网12月29日报道 截至11月底，在我国10个劳务大省中，已经有5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到2009年春节，这一数字还会迅速扩大。当城市无法再为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不得不留在农村。大学生们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610万人，以目前的就业形势看，预计将有200万人左右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2003年的高校毕业生总和。而其他一些城市白领们，则有可能面临裁员的威胁……

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剧烈动荡，都会带来劳动力的重新流动，而每一次劳动力流动和资本的重新组合，又会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成长的动力。站在这个立场，2009年的就业压力，就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重新涌动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涌向的主题词，将是“服务业”。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接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当时最富活力的象征。这是中国劳动力自由涌动的第一次浪潮。10年前，国企改制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影响，导致国企职工大量下岗，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难题，但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最终消化了大量失业人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在这10年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劳动力涌动的第二次浪潮。而这一次，从2007年开始的企业发展升级与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使劳动力市场再次面临重新洗牌。数千万寻找岗位的劳动力何去何从？服务业将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我们由此将2009年看做“服务经济元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服务业的崛起将是对旧有经济模式一次新的重组。在改革开放30年获取巨大成就之后，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开端。

张炎夏:2009年利用好现代农业政策

50岁出头的上海商人张炎夏喜欢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城里人去乡下种地，掀起了一轮投资现代农业潮。

选择不去流转土地

现在有不少城里人想去乡下承包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我看着好笑:他们是在重复我2004年做的傻事。那年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结果发现自己与所有农民一样，走进了一个“高进低出”的怪圈——在地里投入的成本高，最后由于粮食收购价低，种地的利润非常少。我原本看中土地规模效应，并且想拿到粮食进入流通领域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提高了种地成本，风险也很大。直到做了5年尝试后，我发现农业领域有很多规则是与工业领域大不一样的。2009年对于农业投资来说，怎样降低成本和利用农业补贴的政策优势，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从1984年开始做生意，卖过专利电话机、消防器材、办网站、开饭馆，所以会用做企业的方法来核算，衡量我在农业投资里的成本和风险。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使得在大城市投资农业，其实远比到偏远地区投资农业划算。以上海市来说，上海的农业补贴属于全国最高，2009年每种一亩地，政府给农民补贴最高可到320元，而江苏一亩地的补偿只有30元。但补贴是给种粮大户的，若某个大户的种田规模达到80亩，政府给予某个额度的补贴。规模达到200亩，才能获得每亩320元的最高补贴。上海农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可能只有5亩多地，所以个体很难获得高额的农业补助。这就给了投资者商机，怎样通过规模经营得到并用好这些补贴。初入农业领域时，我并不懂得利用政府补助，而是选择了集中土地的方式来种地。

2004年我到金山区廊下镇租地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年的租地合同，也就是将500亩地流转到了我手里。但是一季粮食种下来，我就发现集中土地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流转土地后再雇农民为我干活，等于是我将农民个体隐性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如果每亩地租金500元，亩产1000斤，那么我每斤粮食的成本就比农民高5毛钱。再加上人工成本，每斤粮食要比农民多7毛钱的投入。一斤粮食国家的收购价是9毛，我种地成本就比农民高出7毛，怎么能赚到钱呢？

农民说谷子晒3天就能干，可是他们为我干活时，哪有为自家晒谷翻得那么勤快？谷子5天也晒不干。人工费用比我的预算高出近一倍。农忙时一亩地好几人忙不过来，农闲时一个人也不需要，这种零散的季节性的用工，很难讲究效率。由于金山靠近上海市区、杭州、苏州等地，年轻人多年前就弃农打工了，我能找到的本地劳力，全是“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的”。

如今上海的土地，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到现在的1%都达不到，土壤开始板结。由于国家收购稻谷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农民只关心亩产，根本不愿意多花钱施有机肥。到了收获季节，大规模种地又带来了一系列麻烦。许多田地离公路一里多远，我那500亩地产出的40多万斤稻谷，如果只是雇佣村里劳力，需要600天人工才能搬完！晒谷子也没有地方。我对农业生产原本毫无经验，那时真是跌跌撞撞，最后托朋友关系动用了解放军，才帮我解决短期人力不足的问题。

这么折腾一次后，虽然从表面上看，我雇人到宾馆超市直销大米，通过提高卖价赚了十来万元，但这样赚钱风险太大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很可能会赔老本。我于是想，为何要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里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成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吗？

如果我只是与各农户签协议来收购粮食，就把粮食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分散在了每个农户身上。同时因为我与他们有统一订单，又能成为种植大户，享受政府的农业补贴。目前我正与上海市政府部门在谈判，2009年我希望达到1万亩的土地规模，土地仍然由每家农户自己经营，达到标准后我来收购。不过我要求政府在2009年初就将每亩320元的补贴发给我，这样我就能给农民们每亩300元的预付款，即使他们的粮食达不到我收购的要求，他们至少得到了每亩300元的订金，愿意为我种地。

选择不进行土地流转，其实是更加保险和长久的做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很多人看做是对土地政策的放开，其实我觉得他们恰恰误读了。国家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案》就给予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力，今年关于土地的“确权”，实际上是在规范农地的流转。以往村委会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再补给农民一块面积相当的地，现在确权后，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上不再只有面积登记，还有详细的农田地址，不能自行更换。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再想流转土地，必须经过土地上每一户农民的同意，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集中的难度，规范了流转行为。所以我作为商人，如果还想搞大规模土地流转，阻力会更大。于是2009年我继续选择不参与土地流转，依然让农民进行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样才顺应了大的政策形势。

怎样在农业里玩资本运作

大家都说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2004年我种500亩地投入了40多万元人民币，对商人来说，肯定是资金投入越少，风险就越小。所以2009年我会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减少投入，1万亩地的前期投入都不会超过当年的500亩地，一直等到大米准备上市，我才会有大的资金支出。

我曾经到美国、日本、东南亚去考察不同的农业模式，发现国内很多搞农业研究的人，考察时只关心人家的设备多么先进，技术品种多么好。我自己种了一回地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关键是生产方式。

两三个人就能管理美国的一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农场，但要注意，并不是让这两三个人像中国农民一样，自己来种地。每年播种前，期货公司的人会根据行情与农场谈好粮食收购价，期货公司拿着合同便可到银行抵押获得银行担保书。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有非常细致的社会分工。到了播种时，给种子公司打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完后让你签单。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候，收割公司来给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根据你的“签单”，扣除你欠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你的账户。所以，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共同完成了高效的农业生产。美国的种地模式必然带来种植成本下降、种植质量提高、风险由参与者共担、流动资金平均分担、交易环节减少。

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这几年我已经在农村看到了一些苗头。一些农民自发组成了专业收割队伍，以一台日本产的“久保田”收割机来说，售价25万元，一天能收割50亩地，一年下来，一户农民家只用得上15天，也就是收割750亩。而以每年的折旧费5万元计算，平摊到750亩地里，每亩地收割机的费用就需要六七十元。再加上油钱、人工费用、维修费等，每亩地的成本可以高达百元。我通过网上招标，找来苏北专业的收割队伍，这些苏北人根据不同纬度稻子成熟季节不同，由北往南收割，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干活，因此每亩地的收费只要45元。

我将整个粮食链条分为6个环节: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大米加工、销售、配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尽可能利用正在形成的农业分工。

种地的事情我让农民来做，我不仅不承担种地的风险，还能让我和农民都获利。农民个体买一袋化肥需要105元，我集中购买只需85元，我按照95元一袋的价格卖给农民，双方都高兴。在粮食收购上，我也做起了“无本买卖”。按照我与上海市政府一些部门的谈判，如果他们同意明年初将农业补贴提前发给我，我可以用来垫付农民种地的订金。我又与金山区粮油总公司谈好，租用他们的粮仓储存我的粮食，我只需付较低的委托保管费，他们就能帮我灭虫储藏。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国务院下拨的“夏粮收购专用资金”，农民粮食入库时，他们按照每斤0.9元的收购价付钱给农民，实际上也是帮我垫付了资金。我给农民的收购价比国家每斤高出0.3元，由于事先我支付了订金，所以实际上我不用再额外出费用。加工大米也不需要我付钱出去，因为按照“行规”，可以留下米糠抵加工费，有时候甚至是加工大米的小贩反过来付钱给卖粮者。

所以做粮食生意的6个环节中，我只需要等到大米加工好了装袋包装，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开始为品牌做宣传。

农产品的高低端

做高端的农产品，是我在摸索了两年后提出来的。从2009年开始，我准备开始大量做普通大米的生意，它们将占到我生意的80%。因为高端大米虽然利润高，但是市场份额比较有限，我通过做高端大米创立了品牌，接下来就可以带动我做薄利多销的普通农产品。

2004年我糊里糊涂种了一次地，计算出自己的成本比普通农民高，我就琢磨出两条出路:一种是不租地，让农民自己种;另一方面要种不一样的大米，卖出高得多的价钱。

我开始研制更好的大米，从日本的高校请来专家教农民种地。中国的农业思路还沉浸在几十年来的“高产”追求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农业的优势。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非常高，但是粮价低，使农民直接获益少。我发现日本人为了保证大米的高营养和好口感，会严格控制亩产，亩产低的大米才可能好吃，他们的亩产不超过780斤。日本专家指导我的技术人员，稻谷成熟过程是淀粉蛋白质向淀粉的转化过程，一般农民等到稻谷变硬才收割，但是如果提前收割，稻谷的蛋白质就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营养和口感都明显更好。所以今年我的田地里，从9月29日就开始收割稻谷，其他农民可是等到11月才收。我们的品种不一样，具体哪天开始收割也大有讲究。9月底人家的稻谷可能还是空壳，我们的稻谷就成熟了。我派技术人员指导监督农民按我的标准来种植，亩产严格控制在600斤以下。这样出来的米品质好，收获的时候，就能够闻到大米浓郁扑鼻的醇香。

当我对现在的农业模式有了基本设想后，金山区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在2006年成立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任总经理。在我自己租地种植两年后，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因为我发现农业生产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上海优惠政策大，如果我选择去青海种地，每斤粮食的运费就会高出3毛钱。因为稻谷运输的短驳费用很高，农产品利润又低，折算到成本里受不了。

所以我目前的模式，是在尽可能利用上海的优势。上海支农资金多，而且上海有100万外籍人士对农产品有更高的消费需求，上海人也认本地的牌子，认为安全。所以我在上海走高端路线有市场。2006年我们推出的“金博士”米卖价为每斤4元，后来我们一路提价，依旧卖得好。从今年开始，每斤米卖到了12.5元。2009年我准备用8000亩地种普通大米，这就好像“奔驰”汽车的效应，奔驰的品牌树立起来了，即使它的低档车也销路极好。我也希望做到这样，树立了品牌再推出中低产品。

大米直接进超市，远比去农贸市场买卖利润高。小贩们在农贸市场艰难议价，而一旦进入超市，定价权在我们。一些高档超市不需要入场费，我们的产品需要用质量来说话，而政府成立的农业公司有着良好的信誉，做起生意来更顺手。2008年我们公司销售了1000吨稻谷，盈利不错，我从中看到了相当大的商机，所以年底我刚刚辞职，准备2009年个人再创业。一旦我个人创业，就非常需要政府在其中的服务作用。比如我大规模地购买肥料农药，如果有政府做担保，肥料农药公司是愿意让我赊账的。现在我正在与上海的麦德龙等大超市谈判，除了供应大米，我还准备做土豆生意。超市卖土豆的利润非常高，超市一旦认可了我提供的产品，我将长年为他们供货。这时我最需要资金的周转，如果有政府对农业大户做担保，我们可以顺利地周转。我已经与青海某生产土豆的县达成初步意向，由他们当地政府组织农民为我供货，政府来监督产品质量。

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挤占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因为政策向投资拉动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一个很小现象就可以说明这种资源的倾斜——工业用的水电价格都比服务业便宜。

为什么需要服务业？

按照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人们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农业种植日渐纯熟，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简单的衣食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解决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供人们享用。

工业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样也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形的产品，而是需要更多无形的服务。一个普通家庭就算拥有3辆汽车，能够消费的有形产品也终究有限，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却近乎无限。于是，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壮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最终占据了国民经济70%左右的比重，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

按照服务对象划分，服务业一般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前者主要为企业服务，比如仓储物流；后者主要为个人消费者服务，比如娱乐餐饮。当然，也有二者兼顾，比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随着制造业的高度成熟和专业化分工日渐细致，一件产品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会历经无数环节。比如上游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下游的渠道物流、售后服务，甚至还有金融、法律等中介，这些都构成了庞大的服务业链，分享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而制造业的初始定义——加工组装环节，反而蜕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此干脆将组装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赚取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

服务业带来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极大降低了制造业成本，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中国经济屡为人所诟病是，30年的增长更多靠高投入取得，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除了技术研发，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过多人停留在工业甚至农业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必然是低下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率分别为42.6%、25.2%和32.2%。英国和美国的三产业就业人口大致为农业不到5%，工业不到25%，其余超过70%的人口在服务业。日本的比例是农业人口约为5%，工业不到30%，其余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这些发达国家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而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整体国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才能提高。从工业人口看，我国的比重其实和发达国家较接近，这也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接近30%的就业人口，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中国想要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服务业。

从创建内需型社会的角度，服务业的兴起更是必不可少。谈及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很多人都归结于中国人节俭，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也忽略了另外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空间。有些中国人的确保留着节俭的传统，但也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比美国人还敢于消费，尤其是最近几年，不难发现，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都选择去欧洲旅游消费，欧洲的很多景点和商场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身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除了差异化体验的消费心理，国内没有提供足够优越的消费环境是很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不够发达和消费环境还有种种樊篱。它们导致了大量在国内获取财富的外流，而吸纳国外财富到国内消费更显不足。

一个健康、开放的旅游消费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实在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人担心服务业过度发展的弊病，如果多数人都去从事服务业，一个国家是不是将遭遇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比重问题。以美国的发展轨迹看，进入20世纪工业化后期，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开始超过工业人数，到了1969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人数总和，进入21世纪，服务业比重超过70%。以中国目前的比重来看，距离产业空心化还差得太远，中国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是产业实心化而不是产业空心化。

服务业的创富可能

世界银行曾经在1984年考察中国，在当时的考察报告中写到:为了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增长率，需要加强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服务和其他为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在世界银行看来，发展服务业是提高国民收入最快捷的途径。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企业利润还是工资收入，服务业都远远超过工业和农业。

按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业的人均报酬为9269元，制造业平均报酬为18225元，而服务行业大部分子行业的劳动报酬明显超过这两大产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为28424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24111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43435元，金融业为35495元，房地产业为22238元，教育业为20918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25847元……尽管最终统计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但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三大产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异。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鼓励创业，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应该说，在目前经济低迷时，各种原材料和资金成本都相对较低，加之政策扶持，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不错的时机，一方面可以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甚至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业方向，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服务业应该是比制造业更好的选择。

需要怎样的服务业？

中国和印度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不同处在于，中国主要以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主要向世界提供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印度则以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使得很多国际性大公司都将后台服务和软件外包等业务转移至印度。

如果以就业能力看，印度以服务业参与国际市场，理应为印度人民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这些年一直在为接近10%的失业率而苦恼，而中国近年来的失业率却为4%。除了统计方法的差异，印度以服务业著称，反而创造不出就业，原因在于印度多为高端服务业，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机会分享，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群和印度的服务业无关。最近几年，印度也开始向中国学习，加强制造业的力量，希望通过制造业来解决更多的就业，塔塔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印度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服务业也并非天生就是就业大户，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盲目发展，还需要精心选择。

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犯上印度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

就业的角度，中国发展服务业不宜好高骛远，非得追求发展所谓的高级服务业，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无论是生产性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只要有需求，就应该尽量让其自然生产，因为这将使更多底层人群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比如在农村，大量农民返乡之后，也可以围绕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选择性服务。尤其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农业的专业化分工也将越来越细分，农村各种服务也将随之兴起。在城市，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比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也是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培植连锁发展。至于一些高级形态的服务产业，目前大多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需要形成多种形态的投资主体，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多条件。

政府通过有意识的投资来发展服务业，如果设计得当，自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投巨资修铁路等基础设施，一方面可缓解我国铁路运输的瓶颈，另一方面也能刺激增长、增加就业。最近京沪高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沪高铁平均每天要消耗1万吨钢筋、3.5万吨水泥、11万立方米混凝土，完成投资额约1.9亿元，现在全线的工作人员超过11.3万人”。但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条铁路线服务业有建设性的营造。政府主导投资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无法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很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浪费，这已经被很多事实所证明。所以，对政府而言，大手笔的投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放松管制。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往往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所在。中国最需要怎样的服务业，民间资本其实对此最为敏感。

拆除樊篱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这明显和中国经济现在的地位不相匹配，为何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上一轮经济回落时期，1997年至2002年，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可以说，当时服务业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在经济复苏后，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服务业占GDP产值不足40%。其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从1999年到2006年，工业产值比重从40%上升到43.3%。尽管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弱，但之所以更受青睐，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而言，重化工业在短期内拉动GDP的能力远远强于服务业。以此看，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服务业，首先有必要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GDP直接挂钩，而是辅以其他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比如就业人口、整体经济效率等等。

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也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对这些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根结其实主要在于利益。在12月8日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以这句话来理解中国的服务业，放松管制看不出有任何难处。

政策固然鼓舞人心，问题的关键在，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现状，所以，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现实之间多少会有脱节。而到了2009年，当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时，这种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将政策迅速转化为现实。(主笔 谢九)

一名地产炒家的熊市方法论

“‘通胀时玩资产，通缩时玩钱’，这是我的基本方法论。”

不到一小时，在一家咖啡馆里，一桩上千万元的商铺交易就被张羽冲不动声色地基本敲定了。“我今年只是偶尔谈个生意。”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休息。”如果不是这个突然来访的买家，他这个下午应该是在附近的足疗店里，他说他现在每天都要做个保健按摩。

我没想到，这个4年前采访过的采访对象、当年一出手就购入50多套房产的房市炒家，2008年会过得如此平淡。在他看来，“平淡”也将适用于接下来的一年，因为他暂时还不打算有任何冒险和激进的投资行为，除了一部分几年中购买的商铺外，2007年底他已经从房市撤出了大部分资金。他说，“我3年之内没有再碰房产的想法了，我不会再关注这个行业”。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等待”，现在要比的既是“现金”更是“耐心”。他在寻找下一个机会，以确保自己像5年前用第一桶金倾囊投资房市一样，能“一击即中”。

靠楼市发迹的张羽冲今年38岁，开始从房屋这种不动产中嗅到利润的气味，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那个土地批租泥沙俱下的时代，仍是北京交响乐团首席圆号手的张羽冲在北京玉泉路附近租了100多亩地，盖了房子出租，一年收益有20多万元。但后来这块土地被国家征用，让他的地产投资暂时划了个逗号，但他很快又卷土重来。“1999年，住宅房产开始有贷款这一说了，我就认为房子的商品时代到来了。”

这个当年不到30岁的年轻人接下来只用几年时间，就从一个靠开班授课挣钱的音乐教师，成了标准的楼市炒家。他真正的楼市投资从1999年购买北京东三环一处叫“华腾园”的楼盘中的4套住宅起步；2003年出手“富力城”的大手笔开始，他从一个炒房“散户”成为一个“庄家”。他2003年、2004年从住宅市场获利的钱，足够他在2005年贷款投资一处600万元的商铺。在5年的时间里，他不断从风险高的住宅项目套现，再去抄底低价楼盘，又从住宅领域撤出，投资商铺。通过连续、高质量的滚动，张羽冲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他当年那些音乐课学生的家长，不少成为他投资领域的追随者。

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方法论。

“3年内不碰房子了”

4年前，我兴趣盎然地跟你聊房产投资，现在我要说，3年内我基本上是不会再碰房产这个行业了，我的钱不会再投在这个里面。

房子涨到这份上，回调点是正常的，也不会调得太多了，基本上就是个横盘。一段时间内别指望再出现一个月房价涨几千的局面了。财富从哪来，那是靠钱堆起来的，经过连续几年的通胀，整体社会财富不怎么增长了，房价就得横很长时间，等待财富再次积累后的下一轮爆发。对投资者来说，它现在就像个“鸡肋”，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我觉得什么东西，不涨就等于是赔钱，因为你的成本在消耗。

刚有个客户跟我谈的这个商铺，我买的时候1200万元左右，一个月租金是10万元，我拿了两年的房租，现在卖给他1800万元，我既规避了现在的风险，又赚得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回报，这个买卖多好。不过，两年前甚至一年前我是不会卖的。为什么？现在大家资产都在缩水，表面上我收回来1800万元现金，这个钱相当于一年前的3000万元，也就是说我能用这1800万元干出一件值3000万元的事情来，能买到更值的资产。通缩时候，“现金就是你的爹妈”。

明年的经济形势，我看人民币是个关键。现在要保证出口和制造业，这个国家GDP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人民币一定要不能再升值，但现在美国0.25的利率快降到零了，中国这边贷款利率6.12，这个差别太大了，利差逼着人民币升值。你能不能抗得住，抗不住就还得有企业破产，所以我是对明年形势谨慎看待，没到很乐观的时候。

做投资的人都知道，通货紧缩的时候玩钱，道理大家都懂。问题是通胀的时候你会不会买？通缩的时候你手里有没有钱？

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不动比动好，动不能乱动。就像买股票一样，要用时间换空间。你手里有钱，不代表明天就要让它巨幅增值，不代表马上就要去投资，而是要等候时机，别今天看件事可以就去干了，几天后发现，有件事比这件有高出几倍几十倍的收益。可是钱已经投进去了，你就没机会了。现在钱很紧，大家都很紧。你要手里有钱，一定是看准一次巨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才能考虑出手。甚至可以这么说，绝对不是那种20%、30%利润的事情。所以说，有资本的人，现在就是看谁忍得住，判断得准。

今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时就说，你现在手上现金流越多，证明你现在越安全，但同时你也越容易犯错误。假如你手里有1亿元的现金，有几个人跟你说有个投资，收益很高，你干不干？你真是很难禁得起诱惑。但往往一干，“咣当”一下就可能被打回原形了。我上世纪90年代有次赔光了，也就是吃的这亏，当然当时钱也没多少，但全没了，所以我现在很谨慎。我看我周围的朋友，现金流大的，都难免要犯一次错误，犯就犯一次狠的，赚过大钱的就还想赚大钱。这在2007年、2008年很普遍啊，成功从一个项目里脱身了，但没按捺得住，栽在下一个里了，整个牛市都安全渡过了，却在牛市的尾声里“死”了。

短期内最好的恐怕就是“钱”的生意。国家对民间借贷有松动的迹象，不超过4倍利率的借贷在一些地方是被允许的。我在找到下一个出手机会前，明年可能会考虑一下这方面的生意。

“政策市”的投资直觉

真正的英雄是能把胜利果实留下来的人，而不是坐过山车的人。我在2007年底2008年初，成功从市场上撤出大部分现金，所以我现在很舒服，不像很多人一样度日如年。

其实我的判断依据很简单，紧盯政策风向。不可否认的是，政策市一直是我们国家市场的特点。政策对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直觉。

为什么我去年底和今年初在忙于“清盘”？因为去年11月份，出台了一个限制房市过热的政策:“只要有过贷款记录的，都算第二套住房，交易时上浮15%利率。”当时我就说，房价肯定要跌，2008年房地产商得死掉一批。因为调高利率之后，整个流动性都出现了问题，就是说，我买过一套房，现在要换一套房，可是要上浮15%的利率。哪怕我这房子还清了贷款，第二套购房也要执行这个政策，将来利率调整了，你这15%也都交，这辈子都比别人要亏15%的利率，这影响太大了。这几乎等于通杀，按目前的房价，真正能买得起房的人有多少只满足于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本身有相当大自主需求的合理性在里面，你把投资的、投机的、有自住需求的一刀全砍了，你想想这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说到底，国家得靠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来拉动经济，这也是一个接力棒，下一棒的拉动永远要交给下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指着现在还在挣钱的人拉动是不可能的。你把前者的需求给遏制了，房价能不跌吗？流通环节能不死吗？

这批房子去年底我出手了一部分，今年二三月份把剩下的都卖了。虽然市场形势已经风声趋紧了，但因为我在低价进入，所以成交并不困难。我的经验是，你只要比同区域二手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便宜两三千元，一定有人买，你一次性给我钱，我马上把房子给你。其实和股市是一样的，不是没给你挣钱的机会，你不贪，就很好出手变现。卖的时候，我跟接手的人也都说得很明白，我赚你多少钱，要是自住无所谓，你不会吃亏，因为我买的位置都比较好。如果是投资，你就别买了，不会挣钱的，没什么空间了。你看，一套房100平方米，如果你是在1.6万元接的盘，哪怕你2.1万元出手，看起来每平方米挣了四五千元，其实已经不挣钱了，利率当时一涨再涨。因此没人恨我，因为没有在我手里买房套牢的。

“投资是场运动战”

投资是场运动战。我不认同长线投资的方式，那是认死理，绝大多数人都经不起熊市的摧残，更不用说像这次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了。不能用静止的心态看投资，要不断切换项目，不断滚动，即便都是房产投资，你在不同的阶段也要寻找估值相对安全的领域。这样既保证资金安全，能随时撤出，又能追求最大限度的资金增值。

我一开始是投资住宅，后来发现住宅投资、尤其是指望租金回报的投资其实适合于中小投资者。当资金多的时候，住宅投资很累赘，10套房子，今天这个不租了，明天那个不租了，这样很容易出现空置期，每年能收到10～11个月的租金就是很不错的水平了。另外你也忙不过来，都快变成个物业管理者了。但商铺投资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5年期的合约，回报稳定，也比住宅高2到3个百分点。10套房子1000万元，我投资一个商铺，省心多了。

我2005年把富力城那批房子陆续出手的时候，后来很多人说我卖早了。我的确没卖在最高点，但我套现出来没离开这个市场，我只是把涨幅过大的，换了一个涨幅还没有这么高的品种——商铺而已。挣取更高也更保险的利润，这和做股票是一个道理。

我的商铺都是在历史最低点的时候买的。刚开始，开发商不知道商铺到底能值多少钱，投资者对于某个刚开始的区域商铺租金能达到多少也是个未知数。“运动战”就是你要能先入为主。你要等到开发商对自己产品的定价十拿九稳的时候，它们已经充分控制定价权了，它算准了它能赚多少，你是没有什么议价余地的。你要走在开发商前面，在一个完全不对称市场里，你的胜算才大。

比如富力城，为什么我开始做住宅拿它来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知道，这是富力集团到北京做的第一个产品，同时双井地区的商业成熟度不够，富力要想在北京打开市场，它一定对产品价格信心不足。虽然它以高价拿地，但它绝不敢以高价入市，这个时候你出手，你就等于占了开发商的便宜，也以地板价抄到底了。

2004年底到2005年中期，当时的房市应该说已经炒了一个高潮了，商品房价格在一个平台上相对缓涨了一段时间，而那时候，北京商铺的投资还基本上没有启动。主要是投资商铺的资金要求高多了，它的门槛远非住宅投资能比，很多人一开始没钱做这个。到2005年以后，起来一批暴发户，主要是做能源的，股票市场没起来呢，你能感觉到社会普遍的资金面并不是很充裕。需求少，开发商也只有试探性的报价，所以相对于商铺的价格走势，那是一个绝对的历史低位。我算是有些资本积累的，又最早意识到了商铺投资的价值，应该是北京第一批的商铺投资者。富力城的第一批商铺是用拍卖的办法招商的，开发商通过这个办法观察投资客的心理和价格承受力。

话说回来，如果那时候大资金就已经杀进这个领域，那就没我们这种中等投资者什么事儿了。这也是社会财富的转换过程。更有钱的人在投资门槛更高、收益更大的产业时，我们这批人先做房产，等那些人和一批新富起来的人带着大量的增量资金进入房产时，房价也被推到一个相对高位了，我们就把手里的筹码出售，把利润和风险的接力棒也交给他们。

社会发展的一轮牛市，一定是在这种社会财富的转换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不会是每个产业、每个行业一起爆发，它会总有一个先启动、后启动的次序，从而掀起一轮一轮的财富效应。我现在的工作不是投资，而是思考未来的布局，是这个冬天之后，什么行业将先启动，什么行业会先复苏，我下一轮的掘金场在哪儿？

一般情况，我都是把5年做一次规划。一个行当我只干5年，5年以后，我相信这个行当所有人都明白了，你也没什么干头了。

“一铺养三代”，熊市的防御术

商业地产投资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品种，它能保证我在这个漫长熊市里资产有一个基本收益。

你要问，这时候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我手里盘下一个1800万元的铺子？现在很多做生意的人，比如说做能源生意的，开矿的，生意都不景气，有的矿已经停了，他们拿着大把的钱不知道干什么，没地方用，也没地方敢投。投哪儿都有回不来的可能，今年商铺的回报可能也降低了，7%的回报，但那是真金白银。另外你有一个铺子在那儿，经济一景气了，你还可以转手，把钱套现出来。虽然住宅市场交易很不活跃，但商铺愿意接手的人还很多。我手上保留一些商铺，在这时候，也算是可进可退。

我这两年投资商铺的原则是:不买商场里的店铺，不买那种产权分散的商铺，只买独立的商铺。你干不下去，我可以换人。商场要是整体情况一差，你的铺子卖也卖不出去，租也租不出去。那种小产权商铺看起来成本低，其实投资的变数很大，产权分割出售后很难统一所有投资人的意愿去经营，而且极容易出现恶性竞争，最终沦落成小商品、小集市式的商场。

我买的第一个商铺600万元，算下来单价4.5万元一平方米。我对它的投资信心，一是来自于我在富力城住宅上的投资成功，社区商业由于有强大的住户支撑，投资的回报基本是比较稳定的。另一个，是我研究了这个铺面的户型图，是在所有商铺里少有的几间处于十字路口拐角处的，虽然才130多平方米，但因为它的拐角位置，玻璃展示面很广，有20多平方米的透明面，你得看它的价值展示面。另外一半空间有6米层高，能搭两层，所以我算了算，它的得房率有98%，4.5万元的单价是不高的。“得房率”在商铺投资里可是个比住宅投资中更重要的概念了，一个售价3万元/平方米、得房率85%的商铺要比一个售价2.5万元/平方米、得房率70%的商铺要值得多。

当时这铺子的起拍价是500万元，有几十人参与竞拍，大家心里都没底，开发商没底，我们也没底。只知道铺子的位子和户型，房子还没盖起来，商圈也没形成，500万元砸下去，能起多大波澜？所以大家报价都小心翼翼的，5万、10万元往上加。到600万元的时候，他们都撤了，我心里也紧张，要再往上抬价，我心里也没底了。

作为投资者，你买下这铺子，并不意味着你就旱涝保收、坐享其成了。我这人能吃苦，我做住宅地产投资的时候，和别人买房不一样，天天都在工地里待着，看开发商的施工质量和进程，自己心里要有数，他的质量会做成什么样。商铺也一样，你首先得想好这铺子将来租出去大概用来做什么的，完全等别人上门来租，守株待兔可不行。你要调查，一种面积的商铺适合什么样的商业类型，是餐饮、中介公司、票务、干洗店、专卖店还是小超市？这样的地段和周边的消费水平，能支撑什么水平的品牌？在保守估计的营业额基础上，预期的租金水平能不能让商家在撇去其他成本后还能盈利？你是个人投资者，不需要像机构投资者那样撰写投资报告，但你的功课是不能少的，心里得有本清晰的账。

我比较了很多家，后来交房的前3个月跟“7-11”超市签了8年的租赁合同，一年租金60万元。现在你去问这条商业街上哪个铺子生意最好，谁都会告诉你是那家“7-11”，因为那个位置开这种店是天时地利的。“7-11”一开始想跟我订10年，我说8年吧。现在看，当时签合同还是保守了，8年时间还是长了，没想到后来生意太好，租金上升太快，现在我这铺子能租到95万元左右。其实生意不好，人家一年就会走；生意好，人家也不会走，所以你跟他签时间长了是多余的。后来我其他铺子再租一般都是5年一签。

600万元里我贷款了300万元，一个月租金收入5万元，还银行3万元，这里面还有1.8万元是本金，多支出的利息也是1万元多点，剩下的全是利润，回报率10%以上。记得3年前我就跟你说过，我最基本的投资理念就是:资金一定要滚动起来，同时要有一条完整的链条。从我当音乐教师挣钱的时候，我就不赞同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去吃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利息。这些年投资房子的人也多了，一些人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这么大，是因为动辄几十万元的房产，别说上百套，就是两三套、三四套积在手里，许多人就睡不着觉了，脑子里整天盘算那些利息、支出和收益率。可我不一样，分文没有甚至背着债的日子我照样睡到自然醒。这几年即便我手里有足够的钱，我也要保持一定规模的贷款资金。就是因为流动性的重要，做事情必须要留有余地，不可贸然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一个篮子里。比如有500万元的资金，比较理想的局面是拿出300万元首付、100万元装修、交纳各种税费及应付空置期的利息，另外1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作为投资和应急的周转。这是我这些年坚持的一个比例。我也坚持分散性，选择不同地段、不同面积的商铺，并尽可能地多租赁给不同的行业，将风险降至最低。如果投资了多个商铺，最好能有一个60平方米以下的商铺，因为这种面积的商铺，总价相对要低，容易变现，可应付各种突临的危机。

实际上，从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有些铺子我是完全投资、价格合适会出手的，有些铺子是买给自己的。“一铺养三代”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给自己留一笔相对可观的钱攒下来，买成商铺，就等于攒下来了。我前面不是说嘛，现在你现金流越大，也越容易犯错误。这时有人找我说，有钱没？我说有，不过全在商铺里，让我卖我也卖不了。这可以避免自己犯错误的概率。

我那些商铺的生意大多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一是没有特大型的商铺，二是位置很好。另外，就算有问题也没关系，我可以主动跟客户谈，合约签每月6万元，我暂减你2万元，租你4万元，大家一起过冬嘛。经济景气之后，你再把租金给我补回来。

商铺是我的过冬工具，但肯定不是我下一个行业。(主笔 朱文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