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首发式在深圳举行

　　政治人类学专著《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1月13日在深圳（学名南方，下同）华强北商业街（学名福街，下同）隆重举行。

　　专著作者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博士后陶庆，通过对深圳市华强北商会（福街商会）长达八年的社区活动，并最终合法化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围绕华强北所在地“上埗岭”（学名北埗岭，下同）地区从农业区到工业区，从工业区再到商业区的两次历史性转型，和深圳市地方政府权威以国家规划“蓝图”三次改造“上埗岭”地区等重大事件；深描了广泛兴起的民间组织与改革创新的地方政府，在良性互动中建构和谐商业社区的人类学民族志“故事”。

　　《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描写了深圳市华强北商业街的私营商人们，经过长达8年的民间自治活动，最终获得合法登记这一传奇而动人的故事；主要展现华强北商业街私营商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商业奇迹和合群结社维护商业秩序的生动画面。故事人物一百出头，主要角色20多位；华强北商业街商人自治组织自1997年底早期的“会”，至2004年底合法注册登记，历时8年之久，经历5个发展时期，先后有三任主要商人“挑头”华强北商业街商人自治组织。专著不仅叙述了华强北商业街商人的合群结社经历，而且围绕华强北商业街所在地“北埗岭”地区两次历史性转型（从荒无人烟之地向现代电子工业区，和从国有企业群落向现代商业街的转型），深圳市国家权威三次以规划方式改造“北埗岭”地区（即工业规划、商业规划和商会规划），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一系列事件来逐步展开，全文共37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既独立成篇，又连贯为一体；纯粹的“讲故事”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

　　这部专著的田野研究表明，和谐社会需要“群”的兴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根据利益、兴趣、爱好、目标和信仰能够找到同路人，以血缘为关系尺度的宗族社会也必然会向以一定的旨趣为离合准绳的“群”体社会过度。改革开放以来，以“群”为导向的民间自治组织应运而生；深圳市华强北商业街商人形成的“群”——华强北草根商会——的故事就发生在地处市场经济最为前沿最为开放的深圳市。传统宗法社会“群”之不张的旧状态，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开始有了相当可观的改观。转型期中国现代商人的微观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已经越过相对滞后的有关民间组织政策的边界，进入到国家与个体之间 “群”的广阔地带。华强北草根商会虽然得不到有关民间组织政策的支持，但他们不仅得到了华强北民间人士的广泛认同，而且通过每年骤增的商业税收和有效的地方治理等方式，使福田区政府对它产生了高度认同；“商人部落”虽为华强北商业街内外的政治法律系统所容忍甚至默认，却不能为当下相关民间组织政策的接纳。这种与既有法律法规不相容却与地方政府高度相融的华强北现代商人“群”的自治形态，就是他们游离于法律之外又活跃于华强北上下的“部落”情结所在。

　　这部专著的微观经验向学界展示，和谐社会需要宽容与妥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发展过猛，暴露了相关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手段相对滞后的不足。迄今我国尚无关于商会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三个相关条例，思维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仍是政府单向控制的路径。这本专著所倡导的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在宽容与妥协基础上的交往行动与协商对话，着力点在于变政府对社会的单向控制，为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的地方政府既进一步“放权”，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社会认同；广泛兴起的民间组织既获得更多政府支持和活动空间，同时也能被有效置于政府治理之下。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发言指出，民间商会的兴起与发展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这本专著演绎的三十七个个案经验“故事”，反映了转型期中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民间商会的改革向何处去？这个课题之所以重大，在于它从根本上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个课题之所以不能回避，在于它是我国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结”：新兴阶层的利益表达绕不过去，民间商会的法律构建绕不过去，政府与商会的关系理顺绕不过去。他说，现代商人的利益诉求何在？这本专著中描述的福街商人草根组织长达八年的社会自治活动，给了我们以很好的启示。商人的利益诉求只能由商人自己的自治组织才能恰当地表达出来，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都不能充当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任何妨碍、阻挠商人自身利益诉求表达的做法和政策，不仅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不利于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而且对发展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他强调，

　　在既有法规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之间，到底孰重孰轻？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早已告诉我们：“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这本专著中描写的福街商人自治组织，自开展酝酿时起，到八年之后的注册登记，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个“身份”问题，就是一个法律环境缺失的现实问题。他说，商会改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涉及到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也是指导当前我国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他最后呼吁，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转型期社会各界期待有更多的这样的学术作品，通过准确深刻的描述把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一一“发掘”出来；这不仅能够促使人们反思，更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这既是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术界理论创新的正确途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一直是华强北商人自治组织的参与者与主要“挑头人”。他深有感触地说，第一，深圳是全国改革的前列，深圳也是试验田。1994年一帮商人从全国各地到华强北创业的时候，这里是一批刚刚建起来的工业厂房。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能够到今天这样繁华的华强北，有我们商会9年来合群结社的重要推动作用，这跟地方政府的扶持与关心也是分不开的。今天市区两级领导能够参与我们的研讨会并进行对话，就证明了地立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支持与理解。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特别是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民间商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

　　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周长瑚长期对深圳市商会改革独有情钟，他特别是华强北商人部落一个组织的建立过程。这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体制改革等不可逾越的深层次问题。为什么大家那么愿意搞纯民间的商会？因为他有生命力。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主导者，他的思维必须和人民群众的理性需求相一致，如果主导者思维不能跟人民群众理性需求相一致的时候，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障碍，甚至倒退。他相信，这本专著的田野研究对推动华强北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有益尝试。

　　中央党校教授卢先福指出，华强北商会之所以有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这是跟当地党委政府的理解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从这件事也反映了我们福田区委区政府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眼光。华强北商会合法化过程的历史性事件，留给人们的一点启示就是，进一步执政能力建设，切实构建和谐社会，就是特别需要提高领导管理执政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刘世定教授指出，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商人是一个既为人们所知又不为人们所知的群体；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特别需要研究但又很难研究的群体。这本专著在内容之丰富和翔实诸方面，实为国内同类研究之罕见者；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者，不可不读。

　　中国社会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畅谈了出版发行这本专著的深刻体会。他说，陶庆博士两年多时间所做得观察，对于构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要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互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构建和谐社会，显然不能靠政府单方面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力量是足够强大的；但是仅仅靠企业和政府间的互动，如果缺了社会力量这一块，那么显然不可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局面。只有不断引导与健全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一起良性互动，那么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研讨会上，来自深圳大学、深圳市委党校的专家学者，和深圳市华强北商会、深圳港澳台研究会、深圳市电子商会部分代表，以及深圳市福田区有关部门领导，对于转型期民间组织的改革与治理等重大学术和实践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热烈讨论。民间商会研究的专家学者、深圳市社会管理的政府部门领导与从事民间商会实际工作的部分社会实践者，通过研讨形成了共识：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创新与人文关怀，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也迫切需要走出“象牙塔”，走进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

　　这次研讨会和首发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承办。深圳市福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强代表福田区委区政府对会议的召开和专著的出版表示了祝贺。举办方在深圳华强北商业街群星广场进行了作者签名赠书和签名售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