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何增科:官员厌倦选举很危险

智囊何增科:官员厌倦选举很危险

• 　　一些官员厌倦选举，也不愿意谈民主，政治有保守化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让既得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就无法前进，只能维持，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

政改不能无所作为

人物周刊：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15周年，中国的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大家都很关注。

何增科：其实，对改革的大方向并没有太多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其一，从亲商政策转向亲民政策；会变，就是十五大、十六大画的一个框架，改革是在这个框架里做文章。我们认为，政协、人大、党内民主都有改进的空间。不应认为“框”不够大，就无所作为了。

人物周刊：您曾提出民主的三层面？

何增科：就西方来说，是先有选举民主，再有自由民主（宪政），最后才是协商民主。中国的顺序会不会不一样？就目前看来，三方面都有一些进步，协商民主稍快，因为对现有政治格局冲击最小，选举民主则是走走停停，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

俞可平教授和我们提出“增量民主”，就是希望先从“公推直选”这样阻力小的政策开始。从选拔一步跨到选举，从此岸到彼岸，不可能一步到位。

人物周刊：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似乎多有走样，比如说听证会开成了“涨价会”。

何增科：“逢听必涨”的深层次原因是责任政府未建立，责任链的断裂。所以说选举民主是基础工程，是对协商民主的支撑。当然，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听证程序和加强媒体监督来防止听证会走样。

我们一直呼吁出台《听证法》，加强刚性的程序的制约，而媒体的监督，也可以增加听证会成为走过场的成本。

人物周刊：您前不久曾公开批评一些官员患上了“民主恐惧症”。

何增科：这是中央党校对2006年新入学学员的一次调查。在官员最关注的问题排序上，政治体制改革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大约是第七第八位，比往年下滑很多。

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信号。现在一些官员厌倦选举，也不愿意谈民主，政治有保守化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让既得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就无法前进，只能维持，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

人物周刊：有人说政治精英已和经济精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失去了改革动力？

何增科：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可能如此，比如说一些城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与出租车公司合伙压榨出租车司机，造成一种“国家俘获”的局面。但从整体来看，我不同意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推，假如这个国家被整体俘获了，只会越来越亲商，不会亲民，但这明显是与现实不符合的。

人物周刊：也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矛盾很多，政改已经到了需要迈进的时候了？

何增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信号。我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期待，也希望积极推动。选举民主在基层应该向更深推广，“公推直选”对国家、对党、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范围推广？

所以我也非常着急，有时候说到一些信号，有人最近对选举民主踩刹车，说乡镇长直选违法，我就很不感冒，就是说，不要叶公好龙啊，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一方面要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不能让别人拿“民主”来打你，不能因为“民主”问题永远受别人“欺负”或者指责；另一方面，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不能做这方面的大量实验？如果你怕这个社会乱，你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基层做起，从地方做起，而不能停滞不前。

人物周刊：您批评官员患“民主恐惧症”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何增科：对，但不仅仅是这样。比如我们搞的地方政府创新奖，也是一种推动。

人物周刊：您从事了16年的反腐研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您开的反腐药方都很长，没有人有耐心听完，那么目前应先从哪里做起？

何增科：治理和善治，给出了一个方向。第二它要求增加政治决策的透明度，在阳光下杀掉病毒；第二，决策过程中有利害相关方的参与。西方说“无代表不纳税”，现在可以说“无协商则没有服从的义务”。

自由和社会公正

人物周刊：您对公民社会理论素有研究，怎么看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何增科：公民社会是国家、经济之外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包括民间组织、民间的公共领域（网络，独立的新闻媒体，咖啡馆等公共交流场所等）与公民运动三个要素。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关怀是制约国家。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概念，是希望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除了对抗，更有和谐的一面。

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单纯限制民间组织是不好的，单纯限制会把它们推向对立面，与其制造一个敌人，不如制造一个朋友。

目前看来，对民间组织最大的限制在准入，管理手段比较单调。对民间组织的不放心，很大程度是因为对前一段“颜色革命”的误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些（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社会本身就有很大问题，西方资助的NGO起的作用很有限。

人物周刊：您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何增科：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就要求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二是最基本的社会公正。没有自由，不可能“全面发展”。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安库雷 发自北京

何增科很忙。

去年12个月，他有5个多月被借调在外，其中的10月19日到11月30日，在中央办公厅“参加重大课题调研工作”，和令计划(编者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有“工作上的交流”。

剩下的大多数时间，这位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都待在西单附近的一所旧公寓的9层，研究“天国的学问和尘世的学问”。

由于编译局装修，何增科和他的同事，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办公室”除了桌椅、保险柜、书架和饮水机，几乎看不到多余的东西。水泥地板的一角，卷着一副帘子，露出“世上无难事”的字迹。

何增科把纯理论称为“天国的学问”，但他更多倾心于“尘世”。“处处留心皆学问，在座谈会上你可能听不到什么，但在饭桌上或许就能听到些真东西。”

他说起2003年去青岛开会，当时就听本地出租车司机把杜世成叫做“堵死城”，但杜大书记直到2006年才被查处。

这让他很忧虑。

由于保密纪律的关系，我们无法知道他在借调期间从事的具体工作，不过他说会尽力推动改革。“我研究的专业是当代中国政治，我三次被借调到中办，也都是和这个相关的，只能说到这儿了。”这位“体制内学者”如是说。

何增科出生在河南灵宝，生于1965年的他，对童年的一件事记忆犹新，“当年村里‘批林批孔’，我是小学生代表，要上台发言，本来是安排我骂孔子的，但我一上台，讲的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孔子的好人好事。”

“可能耳朵里只听到好的，没听到不好的。”他笑言。

尽管对文革“亲历”有限，但他很肯定地说，中国只有告别革命，才有发展的黄金期，1978年至今，就是如此。

他不忌讳标签，说自己和编译局的俞可平等诸多同事都算“体制内的改良派”。有人对“体制内”身份习惯性地提出“既得利益”的质疑，他说，北大那位副教授在网上“哭穷”时，他的工资还不到2500元,“最近工资改革，才涨到5000多”。

1月21日，周日，他给了我们一个下午的时间。接着，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周一，参加中组部的课题会，局里承担的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周二，参加世界银行反腐败会议；周三、周四，处理局里内部事务；周五，参加中纪委十七大报告起草组的专家咨询会……

智囊的作用

人物周刊：听说您去年特别忙？

何增科：2006年可能比较特殊，十六大前也是这样。我们中央机关，在党代会之前，都要做一些工作，我们叫“理论服务”工作。一部分是关于宣传教育的，另一部分就是起智囊团的作用，关系决策的。

人物周刊：您曾三次被借调到中办工作，人们很好奇，一项政策的出台，“智囊”能起多大的作用？

何增科：学者的参与，一般分为战略规划与具体法律法规起草的工作。我们从事的主要是前者。学者起的作用，这个非常难说，不可能量化。而且中国这个体制本身，学者的意见是不是被采用，有很多偶然因素。我们关心的是，是否尽到了自己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良知。比如你认为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要尽各种方式去呼吁。

一项政治决策，有很多因素在影响。比如今年春运不涨价，恐怕和更高层领导的压力有关，因为就部门来说，它有涨价的冲动。

但是就决策过程来说，它仍然是黑箱式的决策，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人物周刊：透明度有赖于政务公开？

何增科：对，政务公开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通过，这比建立新闻发布制度更重要。因为后者是有选择性的，而对前者来说，法规使政府有强制性的义务，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

人物周刊：媒体与网上舆论呢？在影响决策方面能起多大的作用？

何增科：这得从两个层面看。在改变不合理政策一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在影响一项科学理性政策出台方面，作用相对小一些。

当然，现在媒体与学者联姻，说话的质量和分量都提高了，在我看来，俞可平教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俞教授在开启“官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