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难在哪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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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难在哪里?怎么办?i
作者:北野   未分类   2008-12-11
中国问题难在哪里?怎么办?i

北野

写这样的文章类似江湖医生开药方,但问题可能比江湖医生开药方更要命。因为,江湖医生至少是个“医生”,而我们看到的解决问题的药方多是外行人的异想天开,结果越治越要命。

中国问题难在哪里?难在不知道难在哪里,更糟糕的是人人都以为自己知道。这就犯了“无知自大病。”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知道。

那么,人们犯的无知自大病的病根在哪里?就是人们不知道“文明”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实体,它的结构、功能和目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道精神、核心价值”)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明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这是文明学的定义之一。其二,文明中的个体其思想和行为方式是被其所在文明规定的,人们思考、行动的结果恰恰成为文明运动的工具。比如:大家不满或感到危险,作为社会下层的人,本能的反应是抱怨政府,反对政府;而作为社会上层的人,本能的反应是怀柔或镇压。中间缺乏一个互信的,可以沟通、协商、妥协的机制。结果就是人民能忍则忍,不能忍则反,最终形成改朝换代的革命,打破一切重新开始。

中国文明自夏朝起到今天4100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一直没有脱离中国文明的历史循环和魔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符合逻辑的奇怪时代:一个方面号称是太平盛世,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方面又稳定压倒一切。太平盛世,何谈不稳?今天,整个社会,特别是决策层、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是否能够面对我们古老文明的问题依然是个疑问。

我们再来看一个乱开药方的例子。1840年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碰到过比自己更“文明”的文明挑战,虽然两度被“外来文化”征服,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族人,但中国文明被征服的结果是最终同化了征服者,使他们消失在中国文明 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中,并把他们变成了“中国人”。

西方文明的到来使中国文明作为整体感到“难受,失去了自信”。首先,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奇技淫巧”对中国文明内部的个体具有无法抵抗的诱惑力。比如,它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博爱;其次是它的技术。谁都知道,汽车比牛车跑的快。西方文明这种文化入侵根本抵挡不住,而且,它会从人心上把中国文明赖以存在的价值观摧毁。比如,中国文明传统价值观是绝对服从权威。这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西方文明让人挑战权威,学会根据个人利益得失独立判断等等。这等于从细胞内部改变了结构和基因。吓人啊!

其次,西方文明不像蒙古人和满人,只想当中国的皇帝,没有什么更深刻的价值和使命感。这样的对手好对付,只要腐蚀他就行了。金钱、美女就可以让他放弃一切。但西方文明不吃这一套。他要跟你做生意,赚你的钱,至于你的问题,他不管。更要命的是它强迫你接受它的价值观。另外,对中国文明来说,要命的是,他强迫你按他的规则做生意,做事,一切都必须有法可依,不许耍赖;政府必须民主,不能欺压百姓,人民必须受教育,成为好公民等等。不听,他就打你。而且,我们还打不过他们。最终,我们中国文明发现了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讲理,讲不过人家,而且,还不敢跟人家在自己人民面前讲这个“公理”。耍浑蛋,动手,又打不过人家。这才有了近150来的“中国梦”,一定要发奋图强,战胜西方。其实,这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梦想,是一场以中国文明反对西方文明入侵的“文明抵抗战”。战法是瞎子摸象式的,走到哪说哪。比如:1840年挨打了,精英和决策层的结论是:我们打不过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坚船利炮。只要我们有了坚船利炮,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不怕他们。结果,不仅洋务运动造成了国家财力的巨大浪费和具体负责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且,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的失败证明,这种工具实用主义哲学的失败。然后,又来了一拨聪明人,他们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在于传统文化和孔孟之道,必须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彻底砸烂孔家店,除掉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要向西方的制度、文化学习。好,又打打杀杀几十年。最后,发现还是不行。这时,又来了一拨聪明人,他们说,中国必须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家伙,一下子又折腾了近30年!自己把自己人折腾死几千万,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一晃130多年过去了!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新来的一拨人发现,不行啊,没有西方文明我们简直活不下去了,赶快“改革开放”吧,打开国门,请人家进来。这不,又过了30年!给人家打工,把挣的血汗钱存在人家那里,贱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以残酷剥削、牺牲劳工利益和自然环境作为代价,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巨大财富。然后呢?就碰到了如下问题:这样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不可持续也没办法,还必须继续发展,因为,当人的欲望被刺激起来时,停下是危险的。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道德堕落、贫富悬殊、政府管理权威不断丧失、各种社会不满的加剧都使今天的中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过去150年走过的“改革之路”其实就是一条中国文明的自毁之路。因为,我们太聪明,太自以为是,太短视了。整个过程很像一个古老牛车的改装。第一个聪明人看见牛车走的很慢,就说,傻瓜,知道牛车为什么走的慢吗?告诉你,是因为牛。如果把牛杀了,换上机器,车就走的快了。这就是洋务运动。结果,把牛杀了,换上了发动机,发现还是不行。又来了一拨聪明人说,笨蛋,牛车的整个车身(制度)根本不适合机器,只要换了车身就行了。结果,把车身换了,还是不行。又来了一拨聪明人说,不是车的问题,是方向问题。听我的,只要向东走就行了。可向东走是回头路。最后,就一点点地换零件,哪里不行就修理哪,最后,牛车也不是牛车,现代的汽车也不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谁都不知道。虽然可以勉勉强强,摇摇晃晃的往前走,不时需要停下来修补、打气,而且,越来越危险,越来越艰难。我们终于发现:如果不以人为本,而以车为本,我们彻底失去了一切行动的目标。另外,如此下去,可持续发展吗?符合理性和常识吗?也就是说,符合科学发展观吗?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深刻、最有远见,最负责任,最经得起推敲的。从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开始走向“正路”了,但结果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西方人作为西方文明中的个体,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同样是被他们所在文明规定的。所以,他们看我们,就纯粹是蒙古大夫给小孩子看病,不仅下猛药,而且,往死里治。就像一个江湖医生给罗锅治病。他让人把罗锅五花大绑,然后,用门板压在罗锅身上,让10个小伙子站上面乱跺。最后,锣鼓的背是直了,人也死了。罗锅家人愤怒的质问医生:你为什么害死他?医生无辜的回答说:你让我把他的背弄直了,我弄直了,死活我不管。西方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们治中国病多是如此。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民主?搞多党制,让老百姓直接选举啊!没有法制?立法啊!言论不自由?解开报禁啊!经济不发展,引进外资啊!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啊!紧缩银根啊!经济衰退了,没关系,国家投资,搞项目,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啊。但你死活,是否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和后果,他不管。而且,他会按西方人的观点说,这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啊!西方专家的观点基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种。反正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不听,你是保守,不民主,听了,搞乱了,你是没有能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学会了这一套给政府决策者施加压力。

中国的问题难就难在人心乱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文明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今天,我们才知道,人心问题的解决是由宗教信仰和理性、哲学作为基础。至少西方文明的经验是如此。他们由此而形成了“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不管个人处在哪个社会阶层,是穷是富,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没有,大家都认同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遵守共同的道德行为准则,使整个社会有基本的是非标准,由此,大家作为一个共同体才可能和平的生活在一起,并产生巨大的力量。大家一致认同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人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能有例外,不能违背契约精神。这种“社会意识”不仅是西方文明数千年发展的结果,而且作为一种软实力,一种价值观,到今天依然是其强大的根源。所以,西方的人心基本可以自由而不混乱,自私而不自毁,开放宽容而又能达到认识一致,不离谱。最终,他们产生了“人权宣言”这样的普世价值观。

中国文明先天缺乏宗教信仰和古希腊的理性、哲学,也没有法制传统,而是建立在原始的父权家族之上,靠家长权威的震慑、压迫、等级制、强迫服从作为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因此,人心在本源上没有一致的精神基础,没有共同信仰,价值观和是非标准,也没有现代逻辑思维,人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进行判断,一盘散沙,无法形成“社会意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任何社会秩序都无法在人心混乱的前提下长久维持下去。最终,中国人发明了一种以不讲理代替讲理的思想专制文化,到汉朝时,形成了统一思想的方法,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毛泽东时代,成为“罢黜百家,独尊毛术。”一直到今天,官方依然用“统一思想”这样的说法。不知道人的思想是根本无法统一的。(应该说,寻找共识)人的思想可以在共同价值观和理性原则下形成共识。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启蒙阶段。而这个阶段中国到今天依然还没有开始。

中国的思想专制文化实用,可以作为民族没有宗教和哲学素养的替代品,但在现代社会则是致命的,根本摆不到台面上来。这就跟夫妻关系一样。如果夫妻不把婚姻作为一种相互敬爱的神圣契约,双方共同遵守,而是同床异梦,相互欺骗,男的在外面养小老婆,女的在外面养汉子,这还是一个什么家?人心的一致,人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大家都共同遵守,相互敬爱,不能有特权,有例外。否则,人心就散了,就跟相互欺骗的婚姻一样,大家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自的小九九。这样的人心,这样的国家怎么维持,怎么管理?那就只能靠强权、欺骗、愚昧和思想专制来“统一思想”。这样的“思想统一”跟夫妻各自在家庭外面还有自己的家本质上没有不同。大家可以暂时为了利益、因为恐惧而勉强维持,一旦时机成熟便分崩离析。因为,靠压迫和相互欺骗的婚姻没有存在的感情和思想基础。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的信仰和思想基础是什么?共产主义没了,靠崇祖吗?各家有各自的祖宗。打中国传统文化的牌?重新崇拜孔子,推行孔孟之道吗?如果孔孟之道可以结果,中国就不至于有今天的精神信仰危机。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官方推崇孔子的时代,都是王朝最衰落的时代,最迷茫而精神空虚的时代。比如,在近代,最大规模推动孔孟之道的人是袁世凯。他的目的是通过中国传统伦理教育的复兴为自己复辟当皇帝打基础。

人们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宪法、理性和道德。但这样的思想基础的建立需要私有制的全面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启蒙阶段。显然,我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

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更致命了。因为,对个人来说,你不用强调唯物,他就知道。为什么共产主义理性迅速崩溃了?因为,对个人来说,如果贪污腐败立即可以过上好日子,他为什么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今后过好日子而牺牲当下呢?为理想,为天国奋斗,惟有超越物质,信仰上帝。人这种动物,要么在现世得到荣华富贵,要么在天国得到报偿。反正你得让他有选择。我们自毁精神的做法是不许选择,都必须服从当权者,而且是唯物的。这就像很多人信佛,求佛这,求佛那,表面看很虔诚,其实是跟佛做生意。如果信仰的目的是为了过现世的好日子,那就难免变成迷信,把信仰庸俗化。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根基没有,结果,人人都只有靠自己的小聪明在世界上混。奉行“有奶便是娘”“民以食为天”的动物哲学。问题是,人有了奶还要酒,有了食就思淫乱,有了权就要胡作非为!这样的人心焉有不乱之理?人心乱了,人人为自己,整个社会焉有不乱之理?这才是中国问题最难之处。

怎么办?

人在本性上都是避重就轻,知难而退,什么事容易干什么。特别是没有宗教信仰和使命感的人,更容易把眼前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对于重建全民道德、信仰要容易得多!发展经济,保持稳定,相对于公民教育,建立社会正义容易得多!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些口号相对于具体的建设国家目标容易得多。因为,建设国家的目标越具体,人民的要求就越具体,执政者的执政难度就越大。但容易干的事,前人都干了,难事还是避免不了,今天不干,早晚要干!不解决人心之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我的解决问题之道是:

放弃“统一思想”的幻想,寻找形成共识之路。我们要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际,让我们寻找共识。寻找共识就需要有妥协、共赢理念。这需要进行大规模公民教育。

寻找共识,需要新思维,需要思想自由,排除精神禁忌。

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共识:简单的对现实的肯定和否定都有局限性,也缺乏建设性,我们怎么做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更好?我们不能简单的跟美国、西方比,就像一个穷人不能跟比尔•盖茨比一样。但我们可以跟自己的过去比,跟自己的昨天比。如果我今天的日子比昨天过的好,那就是好日子!

政府应该设立这样的目标:如何更好的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商人应该设立这样的目标:如何按诚信原则赚更多钱,向国家纳更多的税;普通人应该设立这样的目标:作为公民,你是否为国家、社会的公民建设,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尽了自己的力量?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是具体的,有共识的,通过人人的能力是可以实现的。不能太虚。

党政分开。西方文明在近代取得的一个最大成就是吸取了1000年基督教发展的错误,进行了政教分离的社会改革。之前,神权与政权是合一的。这会造成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从根本上伤害信仰、道德的权威性。就像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一样。我们的党政不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党既管意识形态,管人的精神,提倡崇高的道德;又管世俗事务,还做生意,最终受损害的是党。因为,党作为由俗人组成的单位,不能不犯错误。而一个常常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资格领导人的精神并进行道德教化的。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干,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笑话。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好的道德也成了空洞说教的原因。一党制,政教合一的国家,今天,不是主流社会,更不能代表未来,也有悖于三个代表的精神。

必须进行大规模公民教育。因为公民教育是我们缩短与西方文明在精神、人心方面的差距,解决人心问题的唯一迅速而有效的办法。但公民教育的内容没有现成的。我们必须从培养受教育者公民意识的觉醒入手,使从上到下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在公民意识这个层面上形成共识。这是中国未来成为共同体的精神准备。比如,一个公务员,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才是他职务上的那个人!如果公务员连一个合格公民都做不到,他如何为公民服务?就像一个人连字都不认识,他们怎么教别人读书?今天,中国公务员的素质问题,本质上是公民教育缺失问题及全体国民不知道应该如何以公民的标准要求和监督公务员的问题。

的确,在人心中重建信仰和哲学不容易,但对人进行启蒙和理性教育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各级官员、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和理想道德教育则是可行的事。唯一的问题是:大家是否可以形成这样的共识:不解决人心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最有效、快速的办法就是对全民进行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