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06:53:55
终身安所在 何处有滩头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鲍静珍
摘要：本文试图以张爱玲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小说中的男性为研究对象，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寻找出别具特色的东西，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群像的书写模式发现，我们找不到正直、可靠、有责任心的男人，也找不到拥有幸福的女人，当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正试图在小说文本中使女性们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悲凉来。
关键词：张爱玲 男性 女性 主体性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公子哥儿，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一、 佟振保——好人？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地位，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他在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狐臭汗酸气、低级下贱、肮脏的妓女身上花钱是最不上算的事，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所谓的“对的世界”无非是每次嫖得精刮上算。第二个女人便是玫瑰。玫瑰是个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与玫瑰，振保并没有打算用真爱，当玫瑰在分别之际紧紧抱住他时，总算良心发现玫瑰是个正经姑娘，才没毁了她的清白，为了这件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这名声是传出去了。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的。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虚伪的本性显露无疑。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文中对佟振保的情欲的刻画非常细腻：“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与其说是王娇蕊勾引了他，不如说是他主动调情。在为自己寻找种种说服自己的理由后坠入了肉欲的深渊。他与她睡了觉还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辩解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王士洪虽不能说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十足一个不负责任伪君子的形象。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就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慌张了，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秩序和利益。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他要对自己负责。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他对于妓女的面貌不甚挑剔，比较喜欢黑一点胖一点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屈辱。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可悲可笑的是他自己并不肯这样想，认为是亵渎了过去的回忆.他对妻子的冷落导致了妻子的出轨，在雨天回来拿雨衣时发现了妻子与裁缝的私情后，心灵再度被曲扭，在外面常常酗酒，公开嫖女人，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
这里，作者露出了佟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在佟这个形象中，“好人”是他的第一个层次，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还是他自我塑造的形象。“虚伪”是他的第二个层次，他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简称《红》）中，张爱玲对男女不平等关系有极致的描写，对男性性心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振保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男人总是贪心而自私的，他们“最高的理想是要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自己。”当两美难全时，他们就娶“冰清玉洁”的做妻子，纳“富于挑逗性”的做情妇，前者出于社会伦理的要求，后者出于自身肉体的需要，——当然，如果这个情妇威胁到他的社会地位时，他就会毅然撒手。在《红》，振保对于红玫瑰只是逢场作戏，谁知道她竟然认了真，于是他立即从“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中抽身出来，“你要是爱我，就不能不替我着想（他何曾替她着想过？）”。多年之后他邂逅红玫瑰，发觉她已不再是他当年的红玫瑰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他哭了，还想：“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应当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张爱玲把一个男人的自私本质刻画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女人曾经爱过他，他就认为她应该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他不仅要占有他的身，还要占有她的心，可是，她却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妇人，有着平凡的幸福，他还是做不了她的主人，因此就连这平凡的幸福也令他妒忌。因为自己的不幸福，也不能让她幸福，他要她为他受苦——为了证实这自己的想法，他让弟弟发表看法，弟弟用“老了，老得多了”来结束这个女人，其实大半是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一个女人再老，男人因为没能得到她，多少也有点值得留恋罢？可不是？“连她的老，他也妒忌她，”——这是一个怎样自私的男人啊。当振保发现他“圣洁”的妻子竟然与裁缝有染时，他彻底崩溃了，疯狂地在外玩女人，——是报复妻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报复自己。一次撒泼之后，他“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声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满脸。——第二天起床，振保悔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这是因为妻子的妥协，也是他对自己的妥协——除非他成了疯子，否则他还要继续打造他的“对”的世界，他逃不了——他要做好人，就做不了真人，现在连真人也做不成了（红玫瑰“背叛”了他），只好死心塌地做回好人——偶尔的堕落并没有使他失去男人的理智，他终究是个男人，虚伪、贪婪、自私、无耻（真正无耻——“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张爱玲）”，只有女人才会如此的难堪——纯洁呆板如白玫瑰，男人认为无趣；热烈风骚如红玫瑰，男人认为放荡，而他们心里是喜欢“放荡”的，因为他们本质如此。）。红玫瑰与白玫瑰典型地代表了两类女人，一是热烈风骚的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女人，一是温柔娴静缺乏个性的女人。对于男人而言，缺少任何一个都是不完美的，只有两者合一才是最理想的，而女人在男性的选择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得到幸福。在《红》中，红玫瑰成了牺牲品，而白玫瑰由于社会的支持占了上风，得到了社会的合法地位。红玫瑰若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好转变成白玫瑰那样没有特色的女人。然而即使胜者如白玫瑰，她们也只是“继续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只要男性贪婪的本性不变，她们的命运就不会改变，因为爱是自私的、排他的，任何第三者的介入都是破坏。张爱玲笔下，男女之间是无爱的，或者说，没有完满的爱。 “朋友妻，不可欺”，这句流传了几千年的俗语，规约了一种人际关系。可振保与红玫瑰的交往似乎是又一次对传统的反叛。只是这次反叛多少有些下流和无耻。他与红玫瑰的交往纯粹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情欲的需要，并无崇高的目的。这一次“做自己的主人”却被自己的行为染上了不光彩的意味。作者在开头让振保立志做自己的主人，却又一步一步地消解这一“理想”，一步一步地抽空振保生活的底蕴。与玫瑰的交往是“坐怀不乱”，这多少有值得让人赞扬的地方，而与红玫瑰的交往却是“始乱终弃”，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情人和情妇毕竟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无法在中国得到完全的实现。做不成自己的绝对主人，退而求其次，振保又想做“家庭的主人”，于是向母亲屈服，娶了烟鹂为妻，算是向传统靠近了一步。让他和读者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来老实巴交的妻子，却让振保戴了绿帽子，与裁缝偷情。作者在这里彻底抽空了振保身上所有理想的光环：个人永远都是渺小的，在社会的漩涡中永远无能为力。于是振保破礶子破摔，“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玩女人。不像以前，还有许多顾忌。”这种放荡，纯粹是个体在感到力不从心时的必然结果。只是作者在结尾处又让振保“觉得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于是，“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生活似乎和振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这种不变多少让人有些“苍凉的回味”。振保的转变，真实地传达出了当时上海滩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平庸、麻木和无能为力，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二、范柳原——新派？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 英国长大的广东生意人，事业成功，对女人存有戒心。他游戏于情感与女人之间，对女人就像是对生意一样知根知底。他风流自持，精神空虚，精明而计算。虽是庶出，凭着一点家底和俊朗外型，范柳原早被捧成作单身贵族，早已被名门闺秀和野草羣莺包围。
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嫁给他，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范柳原就是在英国长大的。他父亲故世以后，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却有种种棘手之处。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在现实生活里他似乎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这个新旧杂糅与交替的时代里他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然而，张爱玲以她独到的眼光看透了他洋装里包裹着的陈旧灵魂，以她对历史与文明的悲观气质为背景，仍然洞悉了笼罩与这些新派人物内心的荒凉。颓废的生活方式所隐藏的仍然是脆弱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慌。
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负家庭的责任，他对流苏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可见，范柳原对女人了如指掌。他是玩惯了女人的。然而他还想博得女人的同情和理解，他对流苏说：“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但那些偶尔出现的真心一晃就不见了。他一边与流苏调情，一边整日的和萨黑夷妮厮混着。他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只想把流苏当情人，不想花了钱娶一个人来管束他。然而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 “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流苏的对手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结婚。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与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结婚是需要虔诚的，他没有这虔诚。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药妻。他与萨黑荑妮公主往来，这萨黑荑妮公主对于他毋宁是娼妓，他决不把她和流苏同等看待。保持这样的女友关系，靠的是机智与伶俐，不是靠的热情。
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吻。流苏被留在香港，独自住在他给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这样的空洞，不切实，这样的没有着落吗？不，就是梦也要比这更分明些。她搬进了新房子，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指尖贴在墙上，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要证实给自己看，就是欺骗自己都好。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
范柳原爱白流苏，但他却又是现实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是白流苏的一份感情，只想让白流苏做他的情人，而不是成为他正室的妻子。所以，着了恼的范柳原很冠冕地将充满戒心，不肯就范的白流苏送回了上海的娘家。但不久，他又一纸电文将白流苏召回了香港，白流苏终于无可奈何地做了她所不愿做的情妇，毕竟，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一礼拜后，范柳原预备远赴英伦，却不肯将白流苏带走。最后小说情节突变——香港陷落，范柳原最终没有走成。倾城的战事让动荡的世界里的“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的心灵，升华了人的情感，也促成了一些本来不那么急的事。战争终于让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患难中变得相濡以沫，“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就这样成全了白流苏，柳暗花明的她做了范柳原的妻，也算圆满了现实层面上的一段平凡的尘世姻缘。
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这个张狂的人感到荒凉，自私的他终于接纳了自私的白流苏。
三、郑先生——名士？
《花凋》中的郑先生，不但被婴孩儿化，同时亦无能，扮演着猥琐无能的父亲和丈夫的形象。哄骗妻子的钱财嫁妆，用于挥霍。郑先生是个遗少，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 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做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还把姨太太的幼子带回家养。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在请章云藩吃饭那天，还把郑夫人一只戒指押掉了。可是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郑先生认为他花钱要花得高兴，给孩子看病是花冤枉钱，是一种拖累。“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
在川嫦死后，他却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天使背后藏着个小小的碑，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把下流胚子的孩子带回家；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
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这里的郑先生完全是个不负责任、不正派的坏男人。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或猥琐无能，或狂嫖滥赌，或昏庸懦弱、或浮华浪子，丧失了精神人格。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张爱玲喜欢在小说文本中，把成年的男性或者父亲描写成为小孩子的，孩尸、或者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形象。这在花凋中充分表露出来了：郑先生被描写成为“泡在酒精缸里的孩尸”。
第二种，张爱玲喜欢把男性或者父亲角色拼贴成为不务正业，狂嫖烂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或者昏庸猥琐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如：《花凋》中郑先生、《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红玫瑰和百玫瑰》中的佟振保等人物形象。
这些男人们从外表看来，他们成熟稳健，事业成有，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们擅于掌握女性心理，得体地同喜欢的女人说俏皮话，调情。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好丈夫、好男人。但他们在明媒正娶了“白玫瑰”时，背地里又不动声色地惹了“红玫瑰”。相对来说，这类高级别的花花公子，更加务实了。他们不会因为外面的红玫瑰，而打破自己的生活秩序，他们更懂得在情感调剂的同时，如何保全自己。“及时行乐”是们的人生信条，张爱玲对这些公子哥们的无耻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了清晰的刻画，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人们无真情，在玩着爱情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视婚姻为装饰，作为社会角色的一件雅致的摆设，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娶了索然寡味的烟鹂，仅把她作为役用的什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要了微龙，只不过是为了“高级调情”的需要。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男人有的是花心与假心”。不知道谁说过“女人的软弱，其实仅仅针对爱情”，爱情对女人而言有着神秘的魔力，为了它，女人可以付出一切，包括名誉、人格、生命，而男人却不。
张爱玲深谙女性心理等因素，曾对婚姻有十分精辟的阐述。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真是一针见血。但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张爱玲，对于婚姻的态度与表现，却完全和认知相反。女人毕竟太过于感性，一旦被自己在想象中完成的偶像所蒙蔽，就变得愚不可及。她以为那“一刹那”的温柔就是一生一世刻骨铭心的爱恋，她以为他会给她的人生创造无穷尽的一刹那的惊悸和感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张爱玲也像所有的笨女人一样，进行了一场昙花一现的爱情，但对于她本人来说，这一年的时间却是永远无法数清的岁岁月月。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用她那枝独特的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使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感知那一个个“美丽的苍凉”的故事。
参考文献: 《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初探》（一）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涵》 作者:彦子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构建》 悠悠蚊子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艾晓明
荒凉中的守望——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解读 作者：潘一扉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鲍静珍
摘要：本文试图以张爱玲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小说中的男性为研究对象，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寻找出别具特色的东西，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群像的书写模式发现，我们找不到正直、可靠、有责任心的男人，也找不到拥有幸福的女人，当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正试图在小说文本中使女性们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悲凉来。
关键词：张爱玲 男性 女性 主体性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公子哥儿，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一、 佟振保——好人？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地位，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他在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狐臭汗酸气、低级下贱、肮脏的妓女身上花钱是最不上算的事，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所谓的“对的世界”无非是每次嫖得精刮上算。第二个女人便是玫瑰。玫瑰是个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与玫瑰，振保并没有打算用真爱，当玫瑰在分别之际紧紧抱住他时，总算良心发现玫瑰是个正经姑娘，才没毁了她的清白，为了这件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这名声是传出去了。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的。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虚伪的本性显露无疑。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文中对佟振保的情欲的刻画非常细腻：“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与其说是王娇蕊勾引了他，不如说是他主动调情。在为自己寻找种种说服自己的理由后坠入了肉欲的深渊。他与她睡了觉还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辩解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王士洪虽不能说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十足一个不负责任伪君子的形象。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就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慌张了，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秩序和利益。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他要对自己负责。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他对于妓女的面貌不甚挑剔，比较喜欢黑一点胖一点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屈辱。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可悲可笑的是他自己并不肯这样想，认为是亵渎了过去的回忆.他对妻子的冷落导致了妻子的出轨，在雨天回来拿雨衣时发现了妻子与裁缝的私情后，心灵再度被曲扭，在外面常常酗酒，公开嫖女人，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
这里，作者露出了佟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在佟这个形象中，“好人”是他的第一个层次，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还是他自我塑造的形象。“虚伪”是他的第二个层次，他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简称《红》）中，张爱玲对男女不平等关系有极致的描写，对男性性心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振保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男人总是贪心而自私的，他们“最高的理想是要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自己。”当两美难全时，他们就娶“冰清玉洁”的做妻子，纳“富于挑逗性”的做情妇，前者出于社会伦理的要求，后者出于自身肉体的需要，——当然，如果这个情妇威胁到他的社会地位时，他就会毅然撒手。在《红》，振保对于红玫瑰只是逢场作戏，谁知道她竟然认了真，于是他立即从“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中抽身出来，“你要是爱我，就不能不替我着想（他何曾替她着想过？）”。多年之后他邂逅红玫瑰，发觉她已不再是他当年的红玫瑰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他哭了，还想：“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应当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张爱玲把一个男人的自私本质刻画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女人曾经爱过他，他就认为她应该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他不仅要占有他的身，还要占有她的心，可是，她却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妇人，有着平凡的幸福，他还是做不了她的主人，因此就连这平凡的幸福也令他妒忌。因为自己的不幸福，也不能让她幸福，他要她为他受苦——为了证实这自己的想法，他让弟弟发表看法，弟弟用“老了，老得多了”来结束这个女人，其实大半是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一个女人再老，男人因为没能得到她，多少也有点值得留恋罢？可不是？“连她的老，他也妒忌她，”——这是一个怎样自私的男人啊。当振保发现他“圣洁”的妻子竟然与裁缝有染时，他彻底崩溃了，疯狂地在外玩女人，——是报复妻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报复自己。一次撒泼之后，他“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声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满脸。——第二天起床，振保悔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这是因为妻子的妥协，也是他对自己的妥协——除非他成了疯子，否则他还要继续打造他的“对”的世界，他逃不了——他要做好人，就做不了真人，现在连真人也做不成了（红玫瑰“背叛”了他），只好死心塌地做回好人——偶尔的堕落并没有使他失去男人的理智，他终究是个男人，虚伪、贪婪、自私、无耻（真正无耻——“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张爱玲）”，只有女人才会如此的难堪——纯洁呆板如白玫瑰，男人认为无趣；热烈风骚如红玫瑰，男人认为放荡，而他们心里是喜欢“放荡”的，因为他们本质如此。）。红玫瑰与白玫瑰典型地代表了两类女人，一是热烈风骚的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女人，一是温柔娴静缺乏个性的女人。对于男人而言，缺少任何一个都是不完美的，只有两者合一才是最理想的，而女人在男性的选择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得到幸福。在《红》中，红玫瑰成了牺牲品，而白玫瑰由于社会的支持占了上风，得到了社会的合法地位。红玫瑰若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好转变成白玫瑰那样没有特色的女人。然而即使胜者如白玫瑰，她们也只是“继续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只要男性贪婪的本性不变，她们的命运就不会改变，因为爱是自私的、排他的，任何第三者的介入都是破坏。张爱玲笔下，男女之间是无爱的，或者说，没有完满的爱。 “朋友妻，不可欺”，这句流传了几千年的俗语，规约了一种人际关系。可振保与红玫瑰的交往似乎是又一次对传统的反叛。只是这次反叛多少有些下流和无耻。他与红玫瑰的交往纯粹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情欲的需要，并无崇高的目的。这一次“做自己的主人”却被自己的行为染上了不光彩的意味。作者在开头让振保立志做自己的主人，却又一步一步地消解这一“理想”，一步一步地抽空振保生活的底蕴。与玫瑰的交往是“坐怀不乱”，这多少有值得让人赞扬的地方，而与红玫瑰的交往却是“始乱终弃”，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情人和情妇毕竟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无法在中国得到完全的实现。做不成自己的绝对主人，退而求其次，振保又想做“家庭的主人”，于是向母亲屈服，娶了烟鹂为妻，算是向传统靠近了一步。让他和读者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来老实巴交的妻子，却让振保戴了绿帽子，与裁缝偷情。作者在这里彻底抽空了振保身上所有理想的光环：个人永远都是渺小的，在社会的漩涡中永远无能为力。于是振保破礶子破摔，“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玩女人。不像以前，还有许多顾忌。”这种放荡，纯粹是个体在感到力不从心时的必然结果。只是作者在结尾处又让振保“觉得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于是，“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生活似乎和振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这种不变多少让人有些“苍凉的回味”。振保的转变，真实地传达出了当时上海滩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平庸、麻木和无能为力，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二、范柳原——新派？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 英国长大的广东生意人，事业成功，对女人存有戒心。他游戏于情感与女人之间，对女人就像是对生意一样知根知底。他风流自持，精神空虚，精明而计算。虽是庶出，凭着一点家底和俊朗外型，范柳原早被捧成作单身贵族，早已被名门闺秀和野草羣莺包围。
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嫁给他，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范柳原就是在英国长大的。他父亲故世以后，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却有种种棘手之处。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在现实生活里他似乎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这个新旧杂糅与交替的时代里他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然而，张爱玲以她独到的眼光看透了他洋装里包裹着的陈旧灵魂，以她对历史与文明的悲观气质为背景，仍然洞悉了笼罩与这些新派人物内心的荒凉。颓废的生活方式所隐藏的仍然是脆弱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慌。
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负家庭的责任，他对流苏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可见，范柳原对女人了如指掌。他是玩惯了女人的。然而他还想博得女人的同情和理解，他对流苏说：“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但那些偶尔出现的真心一晃就不见了。他一边与流苏调情，一边整日的和萨黑夷妮厮混着。他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只想把流苏当情人，不想花了钱娶一个人来管束他。然而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 “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流苏的对手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结婚。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与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结婚是需要虔诚的，他没有这虔诚。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药妻。他与萨黑荑妮公主往来，这萨黑荑妮公主对于他毋宁是娼妓，他决不把她和流苏同等看待。保持这样的女友关系，靠的是机智与伶俐，不是靠的热情。
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吻。流苏被留在香港，独自住在他给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这样的空洞，不切实，这样的没有着落吗？不，就是梦也要比这更分明些。她搬进了新房子，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指尖贴在墙上，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要证实给自己看，就是欺骗自己都好。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
范柳原爱白流苏，但他却又是现实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是白流苏的一份感情，只想让白流苏做他的情人，而不是成为他正室的妻子。所以，着了恼的范柳原很冠冕地将充满戒心，不肯就范的白流苏送回了上海的娘家。但不久，他又一纸电文将白流苏召回了香港，白流苏终于无可奈何地做了她所不愿做的情妇，毕竟，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一礼拜后，范柳原预备远赴英伦，却不肯将白流苏带走。最后小说情节突变——香港陷落，范柳原最终没有走成。倾城的战事让动荡的世界里的“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的心灵，升华了人的情感，也促成了一些本来不那么急的事。战争终于让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患难中变得相濡以沫，“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就这样成全了白流苏，柳暗花明的她做了范柳原的妻，也算圆满了现实层面上的一段平凡的尘世姻缘。
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这个张狂的人感到荒凉，自私的他终于接纳了自私的白流苏。
三、郑先生——名士？
《花凋》中的郑先生，不但被婴孩儿化，同时亦无能，扮演着猥琐无能的父亲和丈夫的形象。哄骗妻子的钱财嫁妆，用于挥霍。郑先生是个遗少，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 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做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还把姨太太的幼子带回家养。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在请章云藩吃饭那天，还把郑夫人一只戒指押掉了。可是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郑先生认为他花钱要花得高兴，给孩子看病是花冤枉钱，是一种拖累。“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
在川嫦死后，他却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天使背后藏着个小小的碑，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把下流胚子的孩子带回家；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
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这里的郑先生完全是个不负责任、不正派的坏男人。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或猥琐无能，或狂嫖滥赌，或昏庸懦弱、或浮华浪子，丧失了精神人格。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张爱玲喜欢在小说文本中，把成年的男性或者父亲描写成为小孩子的，孩尸、或者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形象。这在花凋中充分表露出来了：郑先生被描写成为“泡在酒精缸里的孩尸”。
第二种，张爱玲喜欢把男性或者父亲角色拼贴成为不务正业，狂嫖烂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或者昏庸猥琐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如：《花凋》中郑先生、《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红玫瑰和百玫瑰》中的佟振保等人物形象。
这些男人们从外表看来，他们成熟稳健，事业成有，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们擅于掌握女性心理，得体地同喜欢的女人说俏皮话，调情。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好丈夫、好男人。但他们在明媒正娶了“白玫瑰”时，背地里又不动声色地惹了“红玫瑰”。相对来说，这类高级别的花花公子，更加务实了。他们不会因为外面的红玫瑰，而打破自己的生活秩序，他们更懂得在情感调剂的同时，如何保全自己。“及时行乐”是们的人生信条，张爱玲对这些公子哥们的无耻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了清晰的刻画，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人们无真情，在玩着爱情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视婚姻为装饰，作为社会角色的一件雅致的摆设，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娶了索然寡味的烟鹂，仅把她作为役用的什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要了微龙，只不过是为了“高级调情”的需要。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男人有的是花心与假心”。不知道谁说过“女人的软弱，其实仅仅针对爱情”，爱情对女人而言有着神秘的魔力，为了它，女人可以付出一切，包括名誉、人格、生命，而男人却不。
张爱玲深谙女性心理等因素，曾对婚姻有十分精辟的阐述。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真是一针见血。但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张爱玲，对于婚姻的态度与表现，却完全和认知相反。女人毕竟太过于感性，一旦被自己在想象中完成的偶像所蒙蔽，就变得愚不可及。她以为那“一刹那”的温柔就是一生一世刻骨铭心的爱恋，她以为他会给她的人生创造无穷尽的一刹那的惊悸和感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张爱玲也像所有的笨女人一样，进行了一场昙花一现的爱情，但对于她本人来说，这一年的时间却是永远无法数清的岁岁月月。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用她那枝独特的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使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感知那一个个“美丽的苍凉”的故事。
参考文献: 《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初探》（一）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涵》 作者:彦子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构建》 悠悠蚊子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艾晓明
荒凉中的守望——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解读 作者：潘一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