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百年游思，何处是归程(南方都市报 2008-12-14)

　　乡村纪事

　　◎熊培云资深评论员

　　我将要回访的村庄位于江西省永修县，隶属九江市管辖。九江居“吴头蜀尾”，因为紧临长江，历史上又被称作江州或者浔阳。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年官场失意，便是被贬到这里当了副市长。有个秋天的晚上，他与几位朋友在江边的夜总会多喝了几杯闷酒，临别时鬼使神差爬上了来自京城的某位过气歌伎的船。正是在这条船上，白先生发了一通“琵琶行，但官运不行”的感慨，对着茫茫江水、惨白秋月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

　　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30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100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山河大地中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

　　我是坐火车下乡的。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那时我才能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我可以漂流而下。

　　人在旅途，无论去哪，总会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江西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份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在兴建一条公路隧道时，为了保护二战时期留下的“裸女树”，特别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炸毁。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