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国技术引擎正在熄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15:09:02
穆诺兹/文 Sail/译 2008-11-28 11:01:15
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一些商界人士的绝望悲叹，你可能会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也许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下一个牺牲品。但是世界最大的产业公司通用电气总裁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却在灾难中看到了希望，“在技术和创新上开始有所行动的公司和国家将会脱颖而出。”他的这番话涉及到数月来不断升温的一个辩论。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商业人士已经担心美国在创新方面正失去相对于印度和中国的领先地位。亚洲人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不断加大。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去年发布报告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由于缺乏投资而存在问题。
这样的呼声正日益高涨。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是一个包括美国公司老板、大学校长、公会领袖的有影响的组织，11月11日发布了一个简短报告，要求巴拉克·奥巴马在他就职的前100天里“采取大胆行动夺回美国的竞争力优势”。英特尔前CEO克雷格·巴瑞特也对政府的迟缓行动表达了相似的抱怨。
而互联网巨头Google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11月18日在一个演讲中表示，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的政府投资研究是“美国竞争力的核心资产”。他认为没有对此类研究以及数学和科学教育投资的大规模增加，美国人有可能沦为崛起的亚洲大国任意摆布的“消费者俘虏”。这样的话，美国作为技术引擎地位的相对下降真的会对其繁荣构成威胁吗？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阿马尔·拜德认为这纯属胡说八道。在《投机性经济》这本颇具煽动性的书里，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悲观论调在几个基本方面误解了创新的实质。
首先，沉迷于博士头衔和技术毕业生数量是一种观念错位，因为科技人员搞出来的“高水平”发明创造轻易就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即使中国倾其财富培训出更多的科学家，也阻挡不了美国用更好的商业模式投资于他们的发明创造。
这就说到了他的又一个见解：发明创造的商业化、扩散和使用对公司和社会来说，比起最初的灵光一闪具有更大的价值。美国成熟的营销、分销和零售以及客户服务体系长期以来都是其决定性优势。美国如果想要保持这种优势，就需要更好的MBA，而不是更多的博士。
美国还有另一项优势：消费者非常愿意尝试新东西。拜德认为这种“冒险性消费”对整个国家的创业型商业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说得对吗？长期数据的缺乏意味着这成了“一个准神学争论”，给拜德的工作提供一些资助的考夫曼基金会的罗伯特·里坦说。但是相反意见不应该立刻被打入冷宫。首先，他反对迷信发明创造的观点是对的。爱迪生没有发明灯泡，福特也没有发明汽车，但是他们都搞出了从这些奇迹中盈利所必需的商业模式创新。
正如通用电气的伊梅尔特喜欢说的，他的公司并不擅长发明创造，而是以“把5000万美元的生意变成上亿美元的生意”而闻名于世。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亚当·西格尔指出，美国士兵使用的传感器不再是秘密技术，但是他们使用它们的成熟手段是竞争对手难以轻易复制的。
此外，即使中国和印度真的在技术毕业生数量上激增下去（哈佛大学维维克·瓦德瓦所做研究对许多这些学位的质量表示怀疑），创新也不是一个零和游戏。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巨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甚至可能会帮助那些来自采取全球性创新手段的富裕公司。
博思管理咨询公司好几年来编制了一个叫做“全球创新1000”的排名体系，按研发投资的多少对世界的领先公司进行排名。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更多的研究投入与更好的财务表现并不相关。但是今年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采取全球性研究手段的跨国公司的业绩表现好过那些将研究花费集中在它们母国市场的公司。
“全球化和开放现在已是创新所必须的”，除了帮助设计者设计出符合那些市场需求的产品，它还使创新的反向流动成为可能。诺基亚的斯蒂芬·约翰斯顿注意到，印度人常常共用手机，因此手机制造商开发软件允许在单一手机上有多个电话本。这个创意现在正在被引入西方市场，这样用户就能把他们的家庭联系人和工作联系人分开。与此相似，通用电气为亚洲市场开发出低成本的医疗扫描仪，而它们现在也在其他贫穷国家销售。
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完全被拜德提出的观点说服了（后者恰好曾经是他的同班同学）。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公司可能对既有美国公司造成威胁，就像过去个人电脑挑战大型机一样，他对美国的教育体系表示担忧。但是他接受拜德的观点，即教给经理人和工厂工人技术技能比仅仅培养出更多的理论科学家更有用。
更重要的是，克里斯滕森赞成拜德无论如何不能采取保护主义的观点。比如
一些技术国家主义者认为，“美国创新”应当受到税收和补贴的优先照顾。在创新日益全球化和日益开放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毫无意义。正如切斯布劳·赖利所说：“对英特尔有利的东西未必对美国有利。”
(文章节选自《经济学人》，经过编辑修改。)
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一些商界人士的绝望悲叹，你可能会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也许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下一个牺牲品。但是世界最大的产业公司通用电气总裁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却在灾难中看到了希望，“在技术和创新上开始有所行动的公司和国家将会脱颖而出。”他的这番话涉及到数月来不断升温的一个辩论。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商业人士已经担心美国在创新方面正失去相对于印度和中国的领先地位。亚洲人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不断加大。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去年发布报告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由于缺乏投资而存在问题。
这样的呼声正日益高涨。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是一个包括美国公司老板、大学校长、公会领袖的有影响的组织，11月11日发布了一个简短报告，要求巴拉克·奥巴马在他就职的前100天里“采取大胆行动夺回美国的竞争力优势”。英特尔前CEO克雷格·巴瑞特也对政府的迟缓行动表达了相似的抱怨。
而互联网巨头Google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11月18日在一个演讲中表示，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的政府投资研究是“美国竞争力的核心资产”。他认为没有对此类研究以及数学和科学教育投资的大规模增加，美国人有可能沦为崛起的亚洲大国任意摆布的“消费者俘虏”。这样的话，美国作为技术引擎地位的相对下降真的会对其繁荣构成威胁吗？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阿马尔·拜德认为这纯属胡说八道。在《投机性经济》这本颇具煽动性的书里，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悲观论调在几个基本方面误解了创新的实质。
首先，沉迷于博士头衔和技术毕业生数量是一种观念错位，因为科技人员搞出来的“高水平”发明创造轻易就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即使中国倾其财富培训出更多的科学家，也阻挡不了美国用更好的商业模式投资于他们的发明创造。
这就说到了他的又一个见解：发明创造的商业化、扩散和使用对公司和社会来说，比起最初的灵光一闪具有更大的价值。美国成熟的营销、分销和零售以及客户服务体系长期以来都是其决定性优势。美国如果想要保持这种优势，就需要更好的MBA，而不是更多的博士。
美国还有另一项优势：消费者非常愿意尝试新东西。拜德认为这种“冒险性消费”对整个国家的创业型商业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说得对吗？长期数据的缺乏意味着这成了“一个准神学争论”，给拜德的工作提供一些资助的考夫曼基金会的罗伯特·里坦说。但是相反意见不应该立刻被打入冷宫。首先，他反对迷信发明创造的观点是对的。爱迪生没有发明灯泡，福特也没有发明汽车，但是他们都搞出了从这些奇迹中盈利所必需的商业模式创新。
正如通用电气的伊梅尔特喜欢说的，他的公司并不擅长发明创造，而是以“把5000万美元的生意变成上亿美元的生意”而闻名于世。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亚当·西格尔指出，美国士兵使用的传感器不再是秘密技术，但是他们使用它们的成熟手段是竞争对手难以轻易复制的。
此外，即使中国和印度真的在技术毕业生数量上激增下去（哈佛大学维维克·瓦德瓦所做研究对许多这些学位的质量表示怀疑），创新也不是一个零和游戏。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巨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甚至可能会帮助那些来自采取全球性创新手段的富裕公司。
博思管理咨询公司好几年来编制了一个叫做“全球创新1000”的排名体系，按研发投资的多少对世界的领先公司进行排名。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更多的研究投入与更好的财务表现并不相关。但是今年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采取全球性研究手段的跨国公司的业绩表现好过那些将研究花费集中在它们母国市场的公司。
“全球化和开放现在已是创新所必须的”，除了帮助设计者设计出符合那些市场需求的产品，它还使创新的反向流动成为可能。诺基亚的斯蒂芬·约翰斯顿注意到，印度人常常共用手机，因此手机制造商开发软件允许在单一手机上有多个电话本。这个创意现在正在被引入西方市场，这样用户就能把他们的家庭联系人和工作联系人分开。与此相似，通用电气为亚洲市场开发出低成本的医疗扫描仪，而它们现在也在其他贫穷国家销售。
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完全被拜德提出的观点说服了（后者恰好曾经是他的同班同学）。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公司可能对既有美国公司造成威胁，就像过去个人电脑挑战大型机一样，他对美国的教育体系表示担忧。但是他接受拜德的观点，即教给经理人和工厂工人技术技能比仅仅培养出更多的理论科学家更有用。
更重要的是，克里斯滕森赞成拜德无论如何不能采取保护主义的观点。比如
一些技术国家主义者认为，“美国创新”应当受到税收和补贴的优先照顾。在创新日益全球化和日益开放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毫无意义。正如切斯布劳·赖利所说：“对英特尔有利的东西未必对美国有利。”
(文章节选自《经济学人》，经过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