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谋

李永胜 张思 公维锋
所有28~33岁阶段的有志中国青年，都正面临或必然要经历决定其下半生的“三十而谋”困惑期，而5~10年前经历这个阶段的上一代“而立”者们，提供了所需的经验和教训。
孔子就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说，其中的“三十而立”，已经被现代教育家尊称为最早的人生规划。
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随着职业选择和创业机会越来越多，以及人才竞争的加剧，“而立之忧”已经成为困扰(或者必将困扰)中国30岁左右有志青年最普遍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全球职业规划师(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简拼GCDF)、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OUTH BUSINESS CHINA，简称YBC)北京办公室的创业特聘导师周科进，和十多名YBC导师在网络上创建了一个创业咨询论坛，为创业者进行指导。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倡导发起的青年创业教育项目，一直以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的力量为青年创业提供帮助为主要宗旨。每天，YBC的导师们都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请求，但周发现提问最多的，竟然是30岁前后的彷徨、恐慌、焦虑和苦闷。
Ellen今年刚好30岁，半年前她辞去了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公关总监的工作。“我就是感到累，什么都不想干，尽管工作也还算顺利，20万元的年薪也不算低，但就是提不起精神来，我已经30了，这一辈子就快过一半了，下一步难道还要像这样每个月拿着这点饿不死也撑不死的工资，天天看老板脸色行事，就此度过一生吗？”她还发现，她很多同龄的朋友，最近状态也都不怎么佳。但在“失踪”近两个月后，她突然出现，并且宣布自己已经创业，“做自己的老板”！
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像Ellen一样，在这一年龄段做出自己最为关键的人生选择。一年多前，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对外合作协调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MBA中心用一年时间，调研并发布了《中国百姓创业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企业雇员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创业人群的主力军，而其中26~35岁阶段开始创业的人数占到47%。
“30左右的这个人群大都经过了6年左右的职业化时间，无论如何，随着机会和自身条件的成熟，是该选择的时候了。”周科进这样解释。
这个年龄与国际著名社会学家列文森在其成人发展理论中的论述惊人接近，他认为28岁~33岁这一年龄段意味着一个人生活结构的改变，处于这个年龄将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或更经常的是面临严重的、紧张的危机，而且这大多与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有关。
28~33岁期间要做的N件事
在周科进看来，与孔子时代唯一的不同是，今天的“而立”变得更加可“谋”——对任何不希望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人而言，为了“三十而立”而抉择和准备，已经成为必修课。
这些让人想起2005年一本风靡一时的畅销书——《35岁前要做的33件事》，这本由亚洲地区三位顶尖作者帕特里克·潘(中国台湾)、流川美加(日本)、蔡虹(中国内地)共同创作、以“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后悔”为立意和宣传口号的书，详细列出了一个人要在35岁以前一定要做到的33件事，并以三个步骤区分：第一步建立开阔的人生格局、第二步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清单”，第三步建立自己的人脉存折。
“从大学到30岁这段时间，除了养家之外，更要看重你能学到什么，你能积累什么，30岁到40岁你选择会逐渐的变化，会收获。”优酷网CEO兼总裁古永锵认为抉择并非下决定的那一刻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过程，需要你精心去准备。
他自己在这个年龄时，刚刚经历了管理咨询和投资咨询公司专业技能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最后他选择加盟了起步不久的搜狐公司——仍然处于他在做投资咨询业务时一直关注的媒体投资领域。6年后，在当上搜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高位后，他再次对人生的轨迹做出调整，在旅游一年后，选择了在自己喜欢的视频领域里创业。
“在职业生涯里做这些决策的时候，第一点还是要分析自己的兴趣跟强弱势，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想达到什么目标，有了整体蓝图的时候，跟随自己的梦想和整体规划去做；第二点，有了方向以后一直积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他若有所思的说。
像他这样将兴趣或人生理想作为“谋划”出发点的，还大有人在，李善友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善友曾是古永锵在搜狐时的同事，他也是在而立之年前后，从搜狐总编辑的风光位置上突然转向，创办酷6网的，做人力资源出身的他将自己的人生轨迹设计为：职业经理人——事业经理人——创业家——讲师。
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唐魁玉的说法，古永锵、李善友等是典型的上一代“三十而立”者，他们都在1992年中国扩大改革开放、经济进入又一个高速增长期前后进入市场，赶上了IT业在中国全面兴起的浪头。自从他们做出“三十而谋”起，5~10年已经过去了，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当下和未来的28~33岁们可资借鉴的财富。
除了根据兴趣和人生理想而“谋”外，上一代的“三十而立”还广泛采用个人特长和资源导向的抉择策略。
今年刚好40岁的王志东，是前一类的典型。作为一名优秀技术人员的他，从1992年创办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独立研制并推出国内第一个实用化Windows中文环境--BDWin3.0，到创办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将其与美国华渊资讯网公司合并，创建新浪网，并成就其辉煌，再到5年多前创办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特长。
“我的变化总体还是比较少的，比较明显就是从程序员变为创业者和管理者。”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刘亚东则是后一类的典型。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他，在1998年也是他工作6年以后，以创始人之一兼CEO的身份从亚信科技(中国)公司离开，开始了他的“折腾”人生。先是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并赚了不少钱，后来又在高科技业最不景气的2001年创办了普元软件，并经历几次调整，投入上亿元后，把公司做成今天每年5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他在做这些的时候，都是在充分利用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积累起来的技术资源和在亚信时积累的资金、管理经验和个人品牌资源。他甚至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学术功底，写了一本名叫《软件中国的机会》的书，取得不错反响。
“我不喜欢中规中矩。我认为最大的乐趣是你通过不中规中矩创造出你所希望创造出的东西，所谓创业都是无中生有。从无到有是一个过程，适合喜欢创业的人。”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特点。
但这些老字辈的“而立”人们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仅仅抉择并不能保证你获得预想的人生，抉择以后的落实才是成败关键，另外前期不合适的抉择，也可能使你在后面的人生中付出艰辛甚至代价。
抉择只是战斗的开始
与古永锵、李善友、刘亚东和王志东同属于上一代“而立”者的夏鸿和王峻涛，提供了“谋”断后落地过程不易的例子。
1962年出生的王峻涛，在1992年时刚好到他的而立之年，而他的抉择是从军队转业，开始了创业者的历程。他于1999年创办的8848网站，曾经是中国电子商务的一面旗帜，他个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但由于与股东等的分歧，以及在市场机缘上的一系列阴差阳错，让他至今仍然在为他始终坚信的B2C模式苦苦摸索。而从《北京青年报》炙手可热的位置下海的夏鸿，也在10年后深深感叹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不易，他曾经担任职业经理人的公司中，有两家已经从市场上近乎销声匿迹。
“在企业里折腾远比在像北青报这样的媒体养着累的多，如果当年继续在北青报的位子上做，仕途会发展得很好。”夏鸿说。
不过，今天和未来的28~33岁们还必须认识到，现在与他们“而立”那个时代的细微差别。
唐魁玉认为，那个时代(即5~10年之前)的社会背景和28~33岁的创业背景有明显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今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比之那时要成熟、规范和稳定多了。和前面那批人的“不惑心理”不同的是，28~33岁的人的“而立意识”会更明显。另外，一旦在创业和职业之间做出抉择，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你有好的机会和资源，创业就会好一些。但创业意味着你再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你再也不能有太个性的空间。创业是需要激情，而职业经理人是按部就班，是冷静。”他描述道。
在这一点上，Ellen体会尤为深刻。“在创业之前，我出门就打车，衣服要买贵的，吃饭要吃有档次的，我也曾经尝试着要改变这种习惯，但总是几天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但自从我真正进入创业状态后，我很容易就做到了，我现在几乎不添置不必要的新衣服，吃饭常常是街边小摊，出门都做公交。”现在的她满面红光，她觉得这样做后，反而觉得比过去生活成本下降不少，而人也很充实，很开心。
“其实改变角色后，你的整个生活和心态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一切都是白费，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她一副过来人的语气说道，对正在从事的创业她信心满怀，她刚刚创建了一家炒股人的社区网站。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 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句话被多次创业且自称为“爱折腾的人”的刘亚东装裱之后，贴在了公司会议室的墙上。
王怀南弃Google而谋育儿
公维锋
不满中国互联网不解决实际问题
王怀南弃Google而谋育儿
对于拥有麦肯锡、宝洁、雅虎和谷歌等多家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王怀南来说，选择去创业，绝对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
“我是宝宝，我是小树；春夏秋冬，阳光雨露；妈妈给我温暖，爸爸教我勇敢，天天伴我成长的脚步……”
这是曾任谷歌亚太区市场总监的王怀南为“宝宝树”(Babytree)专门邀人创作的歌曲。“宝宝树”是王怀南离开谷歌后，携手邵亦波创办的一个网上亲子社区网站。
为自己的网站创作一个主题歌，这在互联网上其实并不多见。其实给人不同的还不仅仅这些，打开宝宝树的网页，你会看到网络互动的特色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即使在“邀您加入”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人才招募栏目也能随便发发评论。在这一大堆的评论里，有咨询、有疑问、也有求职信。当然里面也少不了网站CEO的王怀南的回复。
这种方便、快捷和公开的信息，让人耳目一新，不仅拉近了网友的心里距离，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透明的公司。王怀南说他们倡导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透明。
想创业想了很久
对于拥有麦肯锡、宝洁、雅虎和谷歌等多家跨国公司高级管理经历的一位职业经理人来说，选择去创业，对王怀南来说也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
“我想去创业这个事情已经想了很久了。”王怀南说，“离开谷歌，如果再到一个公司去做，如果这个公司是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企业的话，没有任何一家比谷歌有意义。如果是一个国内公司的话，还不如自己来做，离开谷歌只有一条路，自己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
和很多人做传统行业一样，王怀南去先找市场需求，然后才决定了创业的项目。
“我选择去创业并不是头脑发热，马上去做。我当时有一张表格，表格上我列举了十七、十八个项目，我们逐一进行筛选，认为这个项目是我们的集合点。这个项目并不是我们觉得最成功或者是成功后规模最大的项目，但是该项目有三四个汇合点，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王怀南说，“宝宝树”是解决今天中国年轻家长孤立无助育儿的过程，都是想好了一个目标对象，自己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思路上是一致的，并不是突然想起了做育儿网站，而是想到了今天的父亲母亲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看周边的行业，看到互联网上基本上都是“白卷”，感觉到了机会。
然后王怀南决定走出一步，看看他们个人的感觉是不是被受众所认可，他当时委托调查公司访问了五十多位母亲，做了很详细的问卷调查。
“这些用户都是在北京有一定的地域限制的，当时我们在北京随机的电话抽样找到的。我们自己把用户请到公司里来，然后通过面对面交谈完成的。”王怀南说，在这项上花了很长时间，大家是调查出来的，不是一拍脑袋就做的。虽然只做了两个月，但是他们做的很细致。
王怀南曾经做过多年的咨询，数字分析对他来说是强项。王怀南详细的分析着他看中的这个行业。他认为，数字不能说明商业模式，但是可以说明商业模式的科学。现在每年出生的婴儿是1500万人，高的时候是1700万人，今年有人说是2000万人。
“中国育婴这个人群每年消费330亿美元，这一块的产业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远远比今天大家看好的百度在搜索中的消费大得太多了。”
在做好了调研和分析之后，开始设计产品。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2007年3月8日，“宝宝树”成功上线。王怀南告诉记者，截止到目前，“宝宝树”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注册用户基础，浏览量近百万。
王怀南向记者透露：“育婴市场之大远超百度的搜索市场，宝宝树正在申请社区搜索专利，很好解决中国妈妈的孤独问题”，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王怀南＋劭亦波＝搜索＋ 电子商务”的新模式，这可能就是王怀南曾提及的“未来做成伟大的互联公司”的雏形。
一切为了一个情结
从谷歌离职后携手劭亦波创建宝宝树，一般人很难想象王怀南从“谷歌之父”向“宝宝树”的巨大转变。
王怀南介绍说，在雅虎美国总部任职时便有过创业冲动，但当时分管着7~8个部门无暇他顾，后来回到中国就任C2C网站一拍总经理一职时，又有了新的创业体验。接下来，王怀南又经历了雅虎入股阿里巴巴、一拍网的解散以及加入Google。王怀南表示，自己一直是在以创业者的激情在做职业经理人。经过最近半年时间的考虑，最终决定离开Google真正开始创业。
王怀南表示他选择去创业并不代表否认了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当然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做很多年，除了升迁的可能性不大之外，其实工作还是能做出很多的事情，这我不否认。”
据了解，选择去创业也缘于他一个不解的情结，那就是做一个伟大的公司。这也是他曾就职过的宝洁公司在他心目中的一个情结，他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像宝洁公司一样。王怀南满怀激情表示，他要做的这个伟大的公司不是黄埔军校，而是互联网行业的GE! 将来公司的员工会是最优秀、有独立领导经验的人。
选择创业，王怀南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影响一批年轻人。“我觉得国内，尤其是七十后、八十初的年轻人，都非常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的平台。他们自己创业的时候，在条件和阅历上，特别是经验上和一些模式上都有一些匮乏，不是在某些城市无数的小网站之间漂流下去，就是在没有振作的大公司中混下去，为了那口并不是铁饭碗的饭碗混下去，实际上心里想找一个伟大的平台，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怀南觉得起码他想影响到周围的二十人、三十人或者是更多的人。他认真的写创业博客不但是写自己创业，给同行讲，给大家讲一个创业的公司，而且也不是冷眼旁观的博客，也不是观察家，就是跟大家一样创业，解剖自己让大家看到艰难到什么程度、欢心到什么程度。
从不满意中发现机会
除了要做一个伟大的互联网公司的理想外，中国的互联网糟糕的环境让王怀南感到很失望，而这恰恰又是他创业时机的最好时机。
“中国互联网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王怀南认为，中国互联网尽管正处于混沌初始阶段，缺乏一个对百姓日常生活关联非常紧密的网站，他表示，希望把能为网民解决现实问题的网络产品带入中国。“我非常认同Google把用户放在第一位的宗旨。”
王怀南甚至认为，互联网的草根性才初露头角，他希望这一年互联网的Web2.0不但要继续的拥抱，撤出还为时过早。
“互联网已经不是卖豆腐块的年代，如果广告是广义的话，我不会认为收用户的钱是一种模式，我认为对用户是开放和免费的平台，应该收广告商的钱。”
尽管中国的互联网网民众多，但王怀南认为中国互联网属于闹而无市。“为什么大品牌的广告主，不在中国互联网投广告，在美国投了许多？”他反问记者。
“互联网要么走大众路线，解决网民实际的问题；要么走纯技术路线，进行创新。”王怀南认为：“我觉得互联网从两面夹攻都可以，但我们两边都没有。中国的互联网里技术水平是最低的，中国的互联网是最不解决实际问题的。”
王怀南觉得他需要一方面跳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觉得互联网根本没有意思，自己心中知道以前的互联网应该怎么做，所以自己要再打一仗。
好的心态加高的情商
作为一个互联网行业的老兵，王怀南表示，互联网的创业者需要对压力的抗击能力要很强，对变化的应变能力要很高。
“对于管理者来说，他自己的情商能力要很高。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进入什么样的状态，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不要一味地低调，也不要一味地高调，管理内部，和对外面的宣传是不一样的，所以要非常的自觉，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
王怀南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心态一定要好。“每天早上要告诉自己，今天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唯一不会发生的就是顺顺利利的度过。有一次出差刚下飞机，同事跟我说网站因为更新数据库所以一小时不能用。我告诉自己，出现了问题要慢慢的解决。有了压力后，有了VC后，有流量的压力，压力来了，不要自动、自愿、过早的走一条不规则的道路，不管怎么炒作流量，这种事情在互联网太早见的，今天没有见过一家公司花了本钱炒作流量成功的。 ”
王怀南表示，中国互联网目前需要一个既懂本土化市场，又懂科学运作手段的创业团队，“我现在40出头，跟20多岁的创业者在一些问题的考量上会有不同。”王怀南说，借助自己在多家著名互联网公司的从业经验，以及与邵亦波两人对互联网深刻的认识，将不仅致力于开发出对中国网民实用的网络产品，还希望带出一支中国互联网上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团队。
王怀南认为，职业经理人的加入使创业的战争变得更加的好玩，创业不是拼某个公司拿到了风投了，拼的是拿到了风投后如何做事情，拼的是创新的能力。
而对于很多草根型和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创业同样存在机会。“大部分今天成功的国际性互联网的网站，创始人初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学生时代直接过渡的，或者是没有什么职业经验的。没有职业经验并不一定是不可逾越的门槛。”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创业，你们带着自己的梦想，冲击固有的事业，失去的很少，我们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加上自己的梦想创业的。创业不一定是每个人都需要初创的，如果有好的创业团队，别人起的灶，别人的船也是可以加入的，包括第一次的创业，失败要大于成功，如果自己初创，还不如加入系数比较大的团队。”
对于很多创业不成功，因为愤世嫉俗变成了愤青，王怀南表示不希望年轻人说自己的才华没有人欣赏，没有任何人喜欢，所以就创业了。“我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即使失败了，从自己身上多找原因，少从社会上找原因，这样的心态有利于下次再战，即使屡战屡败，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裴元虎45岁时被“逼”谋创业
张思
为之奋斗15年的事业突然被卖
裴元虎45岁时被“逼”谋创业
他早已过了而立甚至不惑之年，然而处于职业经理人顶点的他刚刚经历的痛苦人生抉择，却能为28~35岁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如果柯尼卡美能达(柯美)没有退出影像行业，45岁的裴元虎或许还在这家日本公司做他的地区总经理，或者是升到了更高的职位。那样，就没有了现在上海肯盟杰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裴元虎。
“一棵树倒掉了，可能成就了其他的，原来无法被阳光照到的树下的植物可以被照到；倒掉的树干可以当作木材。所以树的倒掉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坏事。”离开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柯美，踏上独自创业之路的裴元虎，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选择，已经释然。
在拳头最猛时收回去
2006年的2月19日，柯美宣布退出影像行业，裴元虎将在中国全部的139位员工遣散，19个事务所关闭。
坐在飞往东京的班机上，裴元虎心里是酸楚的，回想起那些代理店的老板拉着自己的手说：“老裴啊，你是火车头，我们是车厢跟着你走。”现在，公司把车头和车厢分开了，裴元虎说彼时他的心情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悲哀，“火车单独开是没价值的，它要带动后面的车厢，公司做这样的决定(关闭彩扩业务)其实是很残酷的。”
而此刻的他已经知道接下来公司对他的安排：负责柯美在中国的环保事务，公司看中的是裴元虎有化学方面的研究经验、熟悉中国市场以及在做市场这几年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
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份工作已经不再吸引他：“柯尼卡美能达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厂都在中国，企业纵向管理非常强，但每个单独的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环保方案。我觉得我在这其中是不可能发挥自己很大长处的。”
而他的心思仍然留在他最热爱、最熟悉的影像行业上，“影像行业是我付出最多的，对它的退出我也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决定退一步吧，回到原点。”
MSN上，他的昵称就是：原点。
然而，退这一步，对于裴元虎意味着放弃曾经在柯美所获得的一切。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在日本公司的收入已经高于同年龄的日本人；甚至连在日本上学的小女儿都会自豪的告诉别人自己的爸爸在柯尼卡美能达工作。创业后心理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家长制的日企中，上司对员工下达严厉命令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自己的新公司中，和一起白手起家的员工共事则要请大家一起协助；以前有司机接送，成立自己公司后要自己去走访客户，甚至还要充当“苦力”，搬运沉重的样品。
裴元虎表示想起这些前后变化内心的落差仍然会让他难受，而最让他留恋和不舍的还不是这些。用他的话讲：“自己最美的青春和精力在这里度过的，在做科研工作的时候获得32项专利，自己的专利还变成产品；而管理方法用在市场管理和思考中也很成功，是柯尼卡美能达造就了。尽管我现在离开了，但我感到我比在柯尼卡时更爱它，更关注它！”
然而尽管如此的留恋，面对一个“到顶了”的局面，和自己并不是十分热爱的职位，对影像行业满怀情结的裴元虎决定创业。
面对公司社长的挽留，他表示：在拳头打的最猛烈的时候收回去，下一次攻击才能更有威胁，目标才能更准确。
最痛苦的是抉择
大学时代裴元虎按照父亲的意愿学习了计算机，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的裴元虎决定到日本 留学并且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化学。
这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原点。
此时的他与同期进入柯美的人相比，年龄要大的多，甚至被人戏称为爷爷。而当初他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超过同时进入公司的同事，赶上同年龄的同事。
而后由公司的技术人员变为销售人员也是裴元虎自己非常乐意的转变，并且愿意承受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之后的几次晋升用裴元虎的话讲：日本企业论资排辈的文化还是很深的，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已经很不容易了，而此刻的他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同龄人。在日本公司工作多年的裴元虎，甚至言谈举止间都有几分日本人的作风。
然而，正当他处在个人事业顶峰时，他所在的影像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2006年，传统影像受数码化冲击，世界感光市场变化很大， 数码相机市场竞争残酷。
尼康宣布退出传统的胶卷相机业；世界第三大胶片生产商也宣布退出胶片市场，只做数码冲印业务；追溯到更早的2003年，作为世界第一大胶片生产商的柯达，也决定全面缩减传统影像业务的比例，全面向数码转型。
柯美也决定退出竞争十分残酷的数码相机市场，淡出消费市场而主攻商用科技、精密光学和尖端医疗印刷设备。这一转变对于裴元虎来说打击确是沉重的，尽管业务日渐下滑，但是在柯美没有正式退出影像市场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要创业和离开柯尼卡美能达。
但是在此之前，裴元虎已经感觉到影像行业的衰退，裴元虎向公司提出了很多新的建议和商业模式，“那时候我就想建立“造相馆”这种模式，我认为照片不再是是拍的而是制作，这个我在国内也申请了专利，包括名字。图片从拍摄重点转移为制作，造相馆为顾客提供附加价值。”
当时的意见被柯美采纳了，并且获得了在日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负责人都认可，公司也考虑推进。但是由于柯美在其他市场下滑得太快，已经无力回天。当裴元虎在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创意和改良方案仍然无法挽回局面，离开就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我再继续做下去，也许通过努力可以做到部长这样的位子，我已经能看到我的未来了，这可能就是我的人生了。而我再次回到原点，也许前面的路我还看不太清楚，但这就是一种挑战。而现在这个原点已经和我刚刚就业和刚到日本的时候不同了，我已经有了很多方面的积累。”
他用了五个月的时间闭门谢客，思考未来的方向以及为自己做好心里准备，面对创业后有可能面临的压力。
现在回头看柯美关闭影像业务这一动作，裴元虎感慨颇深，“当一个坏事出现时，它总是隐藏着机会给你的，没找到机会就是失败的。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时候才能进化，失败时逮到机会就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说柯美的这一战略决策成就了裴元虎的创业，“虽然它倒掉了，但还是可以考虑有哪些东西可以重新利用起来的”。裴元虎选择的方向正是自己熟悉和看好的数码影像行业。
创业不需要纯理性
裴元虎对记者说，“我最不想放弃的就是彩扩行业。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背负的包袱太多，我走的时候，我们几十个代理说，‘老裴啊，你就这么走了，把我们扔下了’”。
这些话却深深影响了裴元虎，他内心觉得酸楚：“以前彩扩行业都是品牌带领彩扩店和代理店走的，他们不用思考，跟着品牌走就能赚钱，但是一旦品牌不做了，经过一年之后代理店都还在迷茫彷徨，就好像无头苍蝇找不到路”。
代理的困境也让裴元虎在创业时多了几分责任感，他希望再一次整合曾经这些资源，“重新带领大家走一条更好得路”。对柯美有着难以割舍感情的裴元虎，决定用老东家的产品——数码印刷设备去开拓新市场。
彩扩行业逐渐失去市场，裴元虎希望可以在图文数码印刷行业找到市场。目前，在这个行业里的商家大多靠的是B2B的商业模式，但是裴元虎看到，现在中国这一块的B2C市场潜大，而且涉足的人不多。全中国有1万8千家冲印店店，仅柯美自己就有2100多家店。“一年前，柯美像包袱一样把这些店给扔掉，我想把这些店从新捡起来变成财宝，重新整合后创立数码冲印店，而他们所需的设备仍然由柯美来提供”。
在市场扩展方面，裴元虎希望摆脱原来彩扩行业按需冲印的模式，尝试实现创需印刷。“很多用户不愿意把数码照片冲印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附加价值，而我要通过数码印刷提供附加价值”。裴元虎现在踌躇满志。“柯美在全球3万多家店，现在都变成垃圾，如果我在中国成功了可以在全球去尝试，所以我提出这个概念以后柯美马上就支持我去做。”
实验第一站是中国，目前机器已经进入国内，设计方案已经完成，9月也对代理店的技术培训已经进入尾声了。说服代理店并非易事，但是凭借着曾经良好的合作关系，代理店愿意相信裴元虎并且跟着他再次一搏。
“我可能很狂妄，我说自己是影像行业的救世主，如果我都做不好，可能没有人能做的好了。但是我只有这样，有足够的信心才能让大家跟着你做，投入进来，” 裴元虎说。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要面临更多的挑战。经营和业务扩展上的压力，对于裴元虎而言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一旦开始实施就要迅速铺开，“要边走边考虑问题边做，你如果慢了可能你画的蓝海马上变成红海，被别人模仿了。当你这个梦想还没实现已经要开始找下一个蓝海了”。
但是裴元虎表示，新的挑战所带来的激情，远远比留在柯美的那些物质条件更吸引他，“20多岁前父母用绳子牵着，活动范围就在绳子半径内；进了公司就像放风筝，尽管你也能飞但总有根线牵着；现在能够变成自由的风筝的状态最好。我宁愿承受压力，也愿意这样换取我的人生价值”。
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着两个小女儿的裴元虎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一旦失败，受牵连的不仅是他自己而是一个家庭，然而，刚刚迈过抉择门槛的裴元虎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通常我们面临选择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一是价值观，左右人生的就这两个方面。对你来说，你现在哪个是占主要的，如果认为经济对我来说是主要的，那我可以放弃我的价值观，寻找好的企业工资给我高的就可以，我就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他相信，随着自身境界的提升，一旦创业成功了物质的东西会随之而来。
“创业可能会很苦，很孤独，不被人所理解，没有同志，还有和你一样想法的人，那么此时更重要的或许就是坚持自己的选择”。裴元虎又补充道。
“20多岁前父母用绳子牵着，活动范围就在绳子半径内；进了公司就像放风筝，尽管你也能飞但总有根线牵着；现在能够变成自由的风筝的状态最好。我宁愿承受压力，也愿意这样换取我的人生价值”。裴元虎说。
李新科7年谋成游戏培训龙头
李永胜
不喜欢公务员沉闷生活
李新科7年谋成游戏培训龙头
正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就能轻松度过“而立之惑”，并达到人生新高度。
通常来说，做过十多年官员的人一般都会在身上留下点什么烙印，李新科就是。
公务员出身的李新科直到现在遇到陌生人说话都保持着官员的腔调，但他的员工说,李新科做起事情来并不象官员。
八年前李新科曾做过科技部一个部门的领导，偶然的机会让他认识到人才培训在中国是一个有着大好前景的行业，可以当做下半生追求的事业来做，于是在经过了足够的市场历练之后，他最终选择了职业培训这个行业。
如今头上有着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游戏软件分会游戏人才培养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游戏软件分会常务理事、中关村创意产业联盟常务理事、无锡新区国际咨询顾问委员等诸多头衔的李新科，真正的身份是北京汇众益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这些头衔的获得和他早期的官员经历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是在他走上创业之路多年后才获得的。
这或许是对他在职业培训行业工作的认可。 三年之间能把一个自己创办的民营专业培训机构做到营业额将近两个亿，李新科没有赚到多少钱，却悟出了不少道理。
印度经验刺激下海
1987年大学毕业的李新科被统一分配到国家科委。在做了12年的公务员后，太过沉闷的生活让李新科内心逐渐对这个环境产生了抵触情绪。
而当时，官员下海成为潮流。在当时李新科的意识当中，“下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周围的几个创业的人也让李新科感觉到再不下海好像就没本事似的。
李新科一直在寻找机会。
1999年，当年印度的软件产业的总产值是38亿美元，而中国只有区区5000万美元。科技部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印度去考察，当时除了包括李新科在内的科技部官员之外，还包括北大青鸟、托普、创智等软件企业。
印度的考察之行让这个考察团集体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印度这么穷的一个国家，居然软件产业发展这么好，产业规模是中国的76倍。
考察过程中，李新科注意到两件事。一是印度的软件企业人员规模庞大。当时参观的一个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居然有6000人，这是当时中国软件的企业所没有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软件企业总共才有1200人，真正做开发的300都不到。另外一件事是印度阿博泰克公司的发展模式。当时接待中国考察团一行的是天津市科委的科技参赞，他和印度阿博泰克公司比较熟。阿博泰克是一个民营的培训企业，专门给印度的软件公司培养软件开发人才。印度这个培训企业的模式让李新科受到了启发，他认为，中国软件产业不强首当其冲的是一个人才问题。
李新科意识到，软件企业要想发展好，关键是找到实用软件开发人才。当时很多大学生到了企业需要半年到一年才能够真正独立开发软件，人才流动非常大，高质量的程序员的人力成本也非常高，必然要培养大量的“软件工人”。李新科分析，软件产业是一个高科技产业，软件的成品其实是一个高科技形态的产品，但如果把软件开发的各个工作环节分开来看，单个环节的技术含量也并不是太高，由几个环节组合起来才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企业能做到6000多人的规模，并能迅速发展，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一点也不比邻国印度差，学习能力也是一样。把并非名牌大学毕业，也许学历并不高的人培养成专业和实用型人才的产业必将有大的发展。
李新科的观点受到了当时考察的科技部领导和软件企业老总的一致认同。
回到中国后，受印度考察之行的启发，北大青鸟集团与印度阿博泰克于2000年1月成立了合资公司——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大青鸟APTECH”)，一家专业的IT职业教育公司。李新科也主动请辞官员职务，借助这个机会一脚迈进了职业培训的大门，出任北大青鸟APTECH销售总监。
捕捉游戏开发人才新商机
应该说，北大青鸟APTECH是国内第一家面相职业教育的培训机构，而在此之前，市场上IT培训机构大多面向企业产品，培训目的也是厂家为了宣传产品、培训用户。北大青鸟APTECH的目标就是为了面向软件企业培养蓝领工人，面向企业的具体岗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引进印度的课程体系和特许连锁经营的模式，这在中国是第一家，也非常成功。
在北大青鸟APTECH工作三年之后，李新科萌发了自己创业的想法。之后就创办了一个LNXUX培训企业，但经营得不温不火。此后，面向职业教育的IT培训机构越来越多，很多中等职业院校、民办机构，甚至高等院校也纷纷进入这一领域。李新科打算另辟蹊径。
2003年，李新科开始注意到游戏产业，当时这是个非常有争议的行业，关于游戏而引发的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一方面，代理韩国游戏的盛大、九城、骏网等大赚其钱，一方面，青少年由于迷恋上网、玩游戏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来自教育、文化部门和媒体的批评。到底对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游戏产业应该位于怎么的定位众说不一。
就在这样的争论当中，代理韩国游戏《传奇》的盛大网络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并得到国际投资者的大力追捧，创造了2004年中国概念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最优异的开局。
盛大网络在短短三五年的时间里，尽管也经历了公司转型的坎坷，但其上市却完成了一个传统企业可能需要花费30~50年才能完成的积累，这都是互联网经济引发的社会“变平”的结果。盛大网络的上市起到的示范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
“争议也许意味着机会，”但李新科意识到这个产业的危机所在。由于中国的游戏产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其中很成功的企业也面临着赢利模式单一的问题，大部分以代理韩国游戏的经营模式存在，游戏设计思路也是适合青年人玩的“打打杀杀型”。而在社会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益智、休闲、体育、娱乐等类别的游戏将遍及整个社会，不局限于年轻人，非常适合人们在物质生活提高后的精神享受，一定是一个朝阳产业。
与此同时，盛大网络所采用的代理经营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盛大网络和韩国唯美的官司引发了广泛讨论，其实质是知识产权问题，背后是游戏产业代理和自主研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的代理和买断运营机制让盛大等游戏公司吃尽了苦头，所谓的开发其实就是打打补丁，忙于开发新游戏的韩国公司根本顾不上给代理商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升级服务，这让盛大们很痛苦。
出身于官员的李新科出于对政策的敏感，注意到中国官方的一个重要信号。之前一直不肯对颇具争议的游戏产业表态的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出台了一个政策性文件，鼓励自主知识产权的游戏软件的开发，至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而一些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游戏公司开始暗地里储备开发人才，相互挖角。而一个公司的挖角对另外一个公司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在李新科看来，2004年将是中国游戏产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将来一定有大发展，紧缺的游戏开发人才培养也一定大有前途。凭着分析和商业直觉，李新科认为，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只有专业的培训才能打造不可复制的竞争力，也才能提高进入门槛。
相比IT培训，游戏开发人才的培训更为复杂，由于游戏最终以软件的形态出现，这对李新科来说并不陌生，只不过游戏人才培训更为复杂和专业，除了软件知识外，还涉及策划、美术等更多环节，也更具有挑战性。同时也由于国外这方面没有成型的标准和经验，李新科只能摸着手头过河。
于是，他找到了几个相熟的朋友，筹集资金100万元，加上以前北大青鸟APTECH出来的人，开始组建团队创立专门从事游戏开发人员培训的北京汇众益智科技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并于同年8月启动“游戏学院”项目。
放慢脚步，放眼长远
游戏产业对游戏开发人才的巨大需求让李新科创办的游戏培训公司发展很快，由于各地迅速扩大的需求，在李新科的带领下，不到两年的时间，游戏学院便在天津、重庆、深圳、西安、沈阳、济南、大连等地设立分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设立50多家授权培训中心，在校学员超过6000人，成为亚洲最大的游戏人才培养及输出基地，市场份额更是达到了80%。
李新科借鉴了以前在北大青鸟APTECH已经运用的轻车熟路的连锁加盟模式，但问题也接踵而来。2005年，迅速扩大的营业规模让公司的管理遇到了瓶颈，很多授权培训中心，开始注重短期利益，为了节约成本不注重提高师资水平，随着学员的增多，对学员的门槛开始降低，甚至是“宽进宽出”，后期就业服务没跟上，李新科接连收到学员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投诉，学院的口碑收到了严重的影响。
授权连锁经营的模式受到了挑战，是赚点钱就跑路还是做个长青品牌，李新科选择了后者，下定决心砍掉了一些不追求短期利益的加盟中心，并把部分授权中心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转变成直营中心，宁肯把发展的步子放慢一点。在他看来，“一个学员觉得好他会告诉10个人，一个学员觉得不好他会告诉20个人”，培训和教育一样，就业率是个硬标准，由此带来的口碑非常重要，并把公司就业服务部增加到了70个人。
回过头去看，这个转型是李新科创业期间生死存亡的关键，如今，他已经把职业培训的项目扩展到了数字影视和动漫领域，尽管这两个产业还没有完全热起来，“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周期的，你不得不看远一点”。
谋人生  兴趣和理想是最好的智囊
张思 公维锋
忠实于兴趣和理想，让你在人生路上一帆风顺；回避它们，便会让你多承受一些波折。
自从大学本科毕业以来，优酷网CEO兼总裁古永锵经历了从管理咨询和投资咨询，到职业经理人，再到创业家的过程。1999年，毕业10年后，他由投资公司进入搜狐公司，这是把他人生带向一个高点的关键选择，并在5年后他达到了至今可能仍然没有超过的人生高点——搜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但就在这时，他突然离开很多人充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处，并把自己的人生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创业。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不过古永锵却一脸轻松，在心底盘算着旅游的路线。
“在职业生涯里做这些决策的时候，第一点还是要分析自己的兴趣跟强弱势，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想达到什么目标，有了整体蓝图的时候，跟随自己的梦想和整体规划去做；第二点，有了方向以后一直积累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经历了两次“三十而谋”的古永锵回头望去，认为只要想清楚自己这一生想过怎样的人生，有什么真正的兴趣，达到怎样的成就，就能轻松做出28~33岁期间的关键抉择。
跟着兴趣走　古永锵轻松创业
在决定加盟搜狐时，古永锵实际上已经在风险投资公司富国集团从事了5年的媒体、娱乐及工业方面的创投，做到了副总裁的位置。现在，只不过是把自己过去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转变为一个当局者。
2001年搜狐遇到了最寒冷的冬天，广告销售额被新浪远远的甩在后面，股价跌到不到一块钱。人们纷纷猜测古永锵会离开搜狐。“从那时开始每年都有人猜我会离开，但我一直都没走，因为我觉得我的目标和使命没有完成之前是不可以脱离一个团队的。”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不过，当搜狐渐入佳境，古永锵已获得足够财务自由，并且在互联网行业里“360度都转过了，在搜狐除了游戏外其他业务几乎都管过，对这个产业链再熟悉不过了”，于是，他决定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他有两个兴趣，一个是视频，一个是旅游。他认为旅游和看视频都是他的兴奋点。打开他的博客，关于这两方面的文字占了相当篇幅。
其实他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2004年底，他发现了互联网的变化，他觉得新一代快来了，但是打算在没来之前好好休息一段、充电，然后再去考虑职业生涯的下一步。由于夫人去美国读书的契机，古永锵觉得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始终不太合适，决定离开搜狐。
不过离开搜狐后，他并没有急于投入到创业准备中，而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周游世界。
“如果2001年的时候我离开搜狐，可能会去做旅游，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时机(携程公司已经快速崛起)。因此就选择了视频领域，时机也比较适合。”他不无遗憾的说。
他本来也可以考虑在搜狐平台上实现自己的这些兴趣的。不过他并不打算这样做。“当时做门户的时候，做的事情很散，不专注。而且在开拓新的领域的时候，一个大的公司已经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有自己核心业务的时候，尤其是上市公司，有盈利的压力等等。”
同时，他也考虑过几家创业型公司，这些公司邀请他去做CEO，还考虑过加盟那些打算在中国创业的大型跨国公司。不过，经过半年的考虑，古永锵决定不如来个彻底的创业。
“如果空降一家公司的话还要去改造它，不如干净的从零开始。当时进搜狐的时候已经觉得有先天的条件，已经‘硬化了’，包括董事会的组成、团队本身和发展方向，有时候战略还比较好变，但是资本结构啊，文化方面的改变还是很难的。”
2005年11月，他用3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创办了合一网络。半年后，当媒体大呼视频元年到来时，合一网络宣布优酷网(YOUKU.com)公测开始。到这一年底，公司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风投资金，优酷网也迅速成为中国视频领域发展最快的公司。
“那你认为事业是不是最好与梦想相关？”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突然问到。古永锵会心一笑点了点头，“创业选择首先必须是兴趣范围内的东西，其次要符合时机，第三是要符合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相对于古永锵的性情而言，晚他一年进入搜狐的昔日老同事李善友却更有“计划性”，来自于中国农村、没有海归背景的他，可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早就把自己一生的轨迹设计出来了，而之后所经历的抉择，不过是付出与汗水多少的问题。
早计划早准备　李善友一再抓住好机会
坐在记者面前，一脸随和(有时甚至有些搞怪动作)的李善友，坦言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做讲师，他认为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
“我把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职业经理人阶段，我在摩托罗拉，在博士伦，在搜狐的第一年也是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第二个阶段是在搜狐做总编辑的阶段，我把它定义为叫事业经理人阶段，整个事业是由我来负责任的。而现在就是第三阶段，创业阶段。”
而在他的计划中，这三个阶段都是为了实现他的终极目标，是登上最高领奖台必不可少的台阶，只有经历了才能最终登顶。
1998年，李善友来到北京，进入博士伦做人事经理，再到后来做人事总监，李善友把所做过的事情、所学过的东西全整理成教材。
“事实上，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我这样做为什么呢？我觉得学的东西是我自己，这是为我自己在活着，不是在向老板交差。”他说。在他心里，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感，说到此，他一连用了四个形容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不过这有无心插柳之举，反倒让他发掘出了自己的特长：讲课。“我发现做了这个东西之后我的的确确升华了，后来很多人事同行请我去讲课，我很快就成为北京最好的讲师之一，而且我讲课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居然能赚钱。”
善于抓住机会的李善友再次抓到了充实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机会。到搜狐的时候，李善友也是负责人事，“后来搜狐新闻缺一个人，没有人敢去，没有人认为能够成功，我就去了，说我来试试吧。”
他当时认为，做这个决定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承担责任，这的确是这样，没人做的时候，我这个人会跳出来去做。第二、是为自己考虑，如果我一旦做成功了，我职业生涯就拓宽了，我不但可以做人事，我还可以做总编辑了，我就会拓展很大的一块。”
很多人都会认为，一个抓住救命稻草从农村走出来成为国内知名门户总编辑、高级副总裁的李善友，应该知足了，但此时的他决定创业。为此，他用了半年时间来做心里准备，当他认为自己能够承受从大门户高管到创业者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落差后，他开始了步入职场的第三阶段：创业阶段。
于是，宽敞的办公室变成了创业初期农村的二层小楼，由头等舱到打折经济舱，由五星级酒店到如家。但他认为这值得。
“要实现终极目标——职业培训师、职业讲师，创业经历非常重要，如果成功以后，对我来讲，第一会实现财富上的自由，第二来讲会加强我的这种自信心，尤其重要的是，我为未来做讲师生涯积累了很多这种经验或者说案例，以后当我去台上跟人家讲，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人的时候，我内心深处是有这样的一些积累，这样的沉淀作为基础的，而不是夸夸其谈，从书上来，书本上去。”
如今，在他走出那一步一年半后，他的公司酷6网(www.ku6.com)已经成为视频分享行业的第一视频门户。今年5月，公司成为了百度的战略合作伙伴，独家为百度贴吧提供视频服务，同时还获得了德丰杰和德同的千万级美元投资。
不过，大多数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后都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渐行渐远。和李善友一样在新闻领域有过出色成绩的夏鸿，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他的路途却没有李善友那么顺畅。
忍痛割“爱”　好报人夏鸿“一错到底”
现在，从传媒行业里跳出来进入企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但在10年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毕竟不是多数，夏鸿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当中的一个。
知名记者刘韧写中国经营故事的时候，也曾经写过他一笔。夏鸿当时是传媒人当中跳槽被赋予最高的薪水，当时他一个月7000元，在当时已是很高的水平。
提起当年在《北京青年报》的岁月，目前任XPLUS中国区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的夏鸿，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从中学生通讯社优秀记者干到学通社社长，大学期间就开始到报社上班，夏鸿当年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考试进入《北京青年报》的。
之后，更是青云之上，24岁即成为报社的副主任，25岁成为报社最年轻的部门主任。回想这段岁月，夏鸿仍然不回避自己一直有个理想，就是当一个好报人。而他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他是为报纸而生的人。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的一生几乎可以断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然而，1998年，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夏鸿忽然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
之后，他先是加盟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担任公关策划总监、营运总监，后来又先后担任网志超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新华在线运营副总裁、总裁。
今天，他将当时的抉择赋予了一种一致性的解释。“一个好的报人我自己给定的目标是懂经营、会管理的，应该是懂的新闻规律和宣传纪律。在中国做一个好报人，这四条是不可少的。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报社，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所以我出来想到真正的企业去感受一下什么是经营和管理，这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报人。”
不过，一个事实是，他已经离开自己真正视为理想的新闻事业，而从他决定这么做的那天起，实际上就注定了要走一条不太平坦的路。就连他自己现在也承认，“当时对能不能在企业里做好，自己心里虽然没有底，但他已经最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中间也曾经犹豫过几次，有时甚至也会后悔。
现在，他曾经服务过的公司中，有两家(瀛海威和网志)已经销声匿迹。从某种程度上，他也为远离自己的理想和爱好付出了代价。“在企业里折腾远比在像北青报这样的媒体养着累的多，如果当年继续在北青报的位子上做，仕途会发展得很好。”他说。
不过，经过10年后的洗礼后已经适应了职业经理人的定位的他，也开始尝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认为“衡量生命质量的时候，你很难用后悔不后悔”，并且一直坚持着他的一位朋友在他离开报社时送给他的一句话：“错到底就是对的”。
“我一生中只做过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立志要做一名记者，因为记者和律师都是可以替小人物说话的，这是我抱着最朴素的想法，这个决定非常英明；第二个就是我想当一个好的报人，懂经营会管理，由此进入企业。”他这样总结道。
谋特长  扬长避短就能化平凡为神奇
李永胜 公维
拥有一技之长，让你在职业的路上更多自主，但只有认清你的所短，并加以克服，才能把所长发挥到极致。
十二年前，在雅虎、eBay、网景等互联网公司的带动下，全球范围兴起了一股创业冲动。在这些冲动的人群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掌握IT技术的工程师，他们凭借自己在技术方面优势，很快就能成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弄潮儿。
在中国，技术出身的成功创业者也不断涌现，包括丁磊、王志东、史玉柱等一批声名显赫的人，成为人们在记起这个时代时的一些符号性人物。
当年的王志东，今年已经40岁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自己比别人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四十不惑，我提早就进入了不惑的年龄段。我希望自己能活得更明白。”王志东如此说。
受限金牌程序员思维　王志东15年内3次重新创业
提起王志东，人们的脑海里总是记着他是程序员出身，想起他开发的中文之星以及他做新浪CEO的经历。
然而王志东并不喜欢别人老是通过往事来回忆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不仅仅这些。
“我以前从新天地出来，许多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还是沿用中文之星的发明人这个称谓，我非常不喜欢。刚从新浪出来，大家在提到我时，还是会提到新浪前CEO。我想告诉大家，王志东不是只能做这些事的。所以我希望再提到我的时候，请不要再给我贴上标签了。”
1992年4月，王志东创办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独立研制并推出国内第一个实用化Windows中文环境--BDWin3.0。1993年12月，他创办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1998年12月，他完成与美国华渊资讯网公司的合并，创建新浪网公司，任首席执行官。
但在创办第一家公司近10年后，2001年12月，已经33岁的王志东再次被迫创业，创办了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
尽管经历了很多挫败甚至失败，但没有人可以说王志东是一个失败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善于发挥自己特长，规避自己缺陷的人。
而当他在27岁时，王志东作为技术人员到达了进入公司管理层的入口。他开始意识到，技术是为企业战略服务，而战略围绕企业的技术特色制定。
从“中文之星”离开自己去创业，到做新浪，包括今天的点击科技，王志东从来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这些视线中从来不缺少怀疑的目光。但他的技术特长和爱好，的确引导他总能在别人认为没有机会的地方找到突破口。
“做中文之星的时候，同类产品到处都是。做门户的时候，高端有搜狐，草根有网易，外面的还有雅虎，低端层还有一堆专业的网站， 竞争力也很厉害。从现在的观点看，我曾经做的都是红海。很多人在当时觉得这些不值得做。但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值得做，那我还做什么呢？正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好做，所以我才去做。”王志东说。
王志东有自己清晰的创业哲学，某种程度上，创业对于他来说是追寻自己梦想的手段，“我为什么喜欢创业，因为创业是我的强项。我可以扬长避短，自己来设计公司的每一个环节。我比较崇尚硅谷模式，这比较符合我的口味，跟这样的公司打交道也相对轻松，不像纯中国的公司。”
与之相对应的，王志东的缺陷也很明显。“我相信自己能把点击科技做好，就像过去相信能把新浪做好一样。但是如果我去一个纯粹的国企、外企、民企，我就不一定能做好了。我的缺陷肯定是暴露无疑，而且根本无法弥补或是改变。勉强去做的话，只能是自己也不开心的同时，成绩也不好。因为周边环境的运行规则和我完全不匹配。”
从新天地到新浪，再到如今的点击科技，王志东经历了三次创业。与其他技术人员出身的创业者不同，王志东不仅是一个很健谈的人，而且知识面广博。
对此，王志东的解释是，“首先我一直以来的接触面都比较广，产业界、投资界各行各业的人接触得都很多。他们让我用多重视角看问题。而我的个人经历也让我拥有了跨行业思考问题的能力。我原来学电路的，后来开发软件，做网络，还研究过媒体。我思考问题的方法永远都是延展的，没有边界的，更比较少条条框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关键看你如何发挥出来，以及如何弥补自己的缺陷。”
回首这些年的经历，王志东觉得走到今天，每一秒都有一点点变化。之前的很多的积累和经历都为今后的变化埋下伏笔，“我的变化总体还是比较少的，比较明显就是从程序员变为创业者和管理者。”
与王志东一样于1992年进入职场的朱波，也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人员，也受过资本的伤害，不过，他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后，坚决放弃了做自己的不擅长的，而是回归到一个技术人员最强的领域。
克守技术人员优势　朱波痛定思痛再创业
1992年，在美国留学的朱波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毕业。由于面临独立生存的压力，就没再读博士，而是辗转就职于美国多家金融、通信、IT和卫星公司。但朱波进的都是小公司，职位都和技术有关，为的是熟悉更多的行业和学到更多的创业经验。
1996年初，朱波回了趟北京，发现中国的通信业发展相当快，通过业务关系也认识了一大批通信界人士，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浙江的同乡吴鹰，当时吴刚刚开始开发 小灵通，并在上海的通信展上推广。这让朱波认识到，互联网的发展孕育着通信行业的巨大变革，决定把国外的新兴技术和国内的巨大市场结合起来。
回到美国加州后，朱波就和合伙人商量，凭着自己的技术背景，投资50万美金，创办了NeTrue通信公司——一家专注于VoIP技术的小公司。这也是朱波的第一次创业。
“美国有尊重创业型小公司的商业氛围，使得我们受益很大，技术上的领先也让我们每每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并被多家美国权威专业媒体授予技术创新奖。”朱波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抑制不住激动 。
当时很多的大公司，但相对缓慢决策速度给了NeTrue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产品逐渐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并在杭州建立了研发基地，并通过合资公司在中国做IP电话的试验网。
1999年，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达6亿美元，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球通信行业500强和全球10佳IP电话设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思科等很多大公司也看中这个市场，NeTrue面临巨大的压力。关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朱波和董事会发生了分歧，朱波认为公司应该进行传略转移，但董事会并不怎么认为。此时经过融资上市的NeTrue公司的大股东不再是朱波，他被迫退出公司，所拥有的股份暂时还不能转让和出售，3000万美金的股份只是“paper money”(纸面财富)，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朱波的股份价值大幅缩水。
第一次创业的经历让技术出身的朱波承认自己对新经济并不敏感，也还没学会和资本市场打交道，甚至说一个是绝对的短板。同样，他也错失了三次被收购的机会。
现在，他认识到，VC的力量在创新型公司发展的关键时期作用举足轻重，当时融资成功并坚持到互联网复苏的公司莫不如此。
朱波认为，当时的新经济很多都是在炒作概念，如果没有很好的技术平台作为支持，泡沫早晚会出现。后来一批中国.com公司倒闭也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中国的新经济环境，美国新经济非常协调，技术型公司和概念型公司的比例是8 : 2，但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而2000年至2002年的投资人生涯也让他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人，自己的特长并不在这里。投资人可以不懂技术，但一定要懂商业，对产业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
2003年，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拍卖3G牌照，一个牌照要拍卖到几十亿美金的天价。朱波意识到，未来的3G将让互联网领域的很多模式和应用都可以在无线互联网领域诞生。
于是，在2003年，朱波创立了Cgogo公司。当时“移动搜索”的定位，让很多电信运营商都摸不着头脑。2004年和2006年，Cgogo已先后进行了两次融资。
朱波坚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手机用户，随着信息获取需求的增长，整合互联网信息的移 动搜索一定能在将来成一个前景无限的产业。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做的更多是拷贝而不是通过创新领先。
“我希望，在无线互联网的时代，技术与产业链整合的商业模式能够给Cgogo一个引领全球的机会。”回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朱波信心满怀地说。
而一个技术人员一旦像朱波这样认清了自己的特长和短板，又能有自己的爱好，就能凭借别人不看好的创意成功。联众创始人之一简晶就是一例。
技术特长加上爱好和创新　“木讷之人”简晶借游戏致富
简晶是典型的技术出身的人，不愿意与人过多交往，朋友并不多，自喻为“木讷之人”。早在初中时代，简晶就对计算器和游戏机类的东西极度感兴趣。在大学时代，简晶是个游戏狂，几乎天天玩游戏。对于简晶来说，在兴趣方面唯一能超过游戏的就是编写代码，享受 “几行代码能操纵计算机”的乐趣。
1996年简晶加盟希望公司之后，他和鲍岳桥成了同事，两个人成为开发上的最佳搭档。这个时候，微软公司的Windows3.1开始让当时国内多家以DOS系统下的中文平台为饭碗的公司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简晶来说，开发游戏并创办公司的想法挥之不去。作为长期浸淫于游戏的资深玩家，简晶当时认为，拱猪、升级、象棋、军棋、围棋和跳棋等领域当时就有着众多的玩家，随着网络的普及，将来大有可为。而就技术来说，对他们并不是难事。在和鲍岳桥交换了看法之后，两人的看法出奇地一致，于是一拍即合。约定当时对Windows熟悉的王建华，三人联手创办了联众。
虽然他们中间偶有摩擦，但庆幸的是简晶、鲍岳桥和王建华都是唯技术论者，他们在联众从事的都是程序的开发工作，没有出现其他公司那样各自为政的局面。简晶认为就问题的考虑方式而言，程序员与市场人员之间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因而即便程序员之间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那也仅仅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
很快，当时的三个人凭借着年轻和热情，开发出了第一套网络围棋游戏并推向了互联网。
“创业其实首先就是创新。我们要有一个真正创新的点。这个创新的点，并不是你随便想出来的一个小窍门或是比较有意思的想法，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当你有了创新点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你的能力或是企业的能力与创新相结合。”简晶如此说。
1999年4月，联众成立半年以后，海虹控股下的子公司中公网作价500万元收购了联众79%的股权，剩下部分被三个创始人均分(各占7%)。三个技术出身的人基本都没有与资本打交道的经历。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笔交易亏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简晶在2003年1月离开联众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会继续做游戏。然而2004年，简晶通过和几个合伙人共同投资，创办了X5dj.com，这是一个主题家园网站。截至目前，X5dj.com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40多万。
对于网站的发展，简晶表示：“随着软硬件的发展和无线技术的应用，很多工作环节都是可以用电脑替代的。我们只需要解决那些真正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X5dj.com做到今天，是在不断修整过程当中前进的。我们需要按照用户的需求不断需找应用的结合点。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困难。”
谋资源  过去的潜力就是未来
李永胜 张思
经验和资源让抉择和实现更容易，但过于依赖资源，可能让你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并且在抉择时不太客观。
当一个人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时具有超强的综合能力，有一个不错的职业起点，同时“爱折腾”，善于将过去的资源整合起来，“折腾”出更大的动静，这个人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吗？
刘亚东就是这样的人。他自认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来不喜欢中规中矩，很爱冒险。在他的多年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投过简历。这些特点集于他一身，让他在面对“三十而谋”之时，根本不用考虑太多，他只需把手头掌握的资源的潜力发挥到极至。
玩转资源无中生有　刘亚东6年折腾出5千万元级软件公司
到Adobe公司做工程师，刘亚东不是被招聘进去的，而是被“卖”进去的，因为之前老师创办的公司被Adobe收购，那是刘亚东的第一份工作，在那里呆了一年。
1993年的10月份，刘亚东带着Adobe的国际工程部的总监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并拜访了北大方正、四通、联想、 长城等几个公司，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王志东。一个月之后回到美国，他毅然选择了离开。
刘亚东说，并不是美国不好，而是他想逃避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一个安静得让自己好像蹉跎了很多年轻的岁月，让自己想躲避甚至到焦虑心态的环境，没有比这样的环境更糟糕了。那个时候，逃避和求变成为他回到中国的唯一驱动力，刘亚东认为这是一种性格的宿命。
与周围的人不同，很多人回到中国是因为过上了美国梦式的生活，有车有房，工作稳定到没了挑战性，刘亚东不是，他刚刚把自己的负债还清。
“钱并不是生活质量的唯一衡量，其他方面不满意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他说。
但回到中国做什么，当时还是一片空白。刘亚东并没有把后路安排好，按照他的话说，放弃12万美元的年薪，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但爱折腾的人即使是挖坑也要离开。
1995年，刘亚东作为创始人之一，加入了田溯宁的亚信团队。当时刘亚东答应帮田溯宁做满五年，等亚信上市之后就离开。但在1998年10月，当亚信如日中天的时候，刘亚东从CEO的位置上提前离开了亚信，总共只呆了三年零十个月，被业界称为激流勇退。这个时候，亚信已经从当初的两个人发展到400人。
爱折腾的人是不按照常理出牌的。离开亚信之后，刘亚东并没有像其他“亚信毕业生”一样创办与电信和互联网有关的企业，而是做起了软件。
“2001年创立普元的时候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因为纳斯达克崩盘之后，很多CIO不敢花钱了，投资人也不敢投了”，刘亚东不用努力，就能回忆起那段岁月。不过那次他没有找到投资。
当时，刘亚东的想法是，随着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经营方式必然以客户为中心，在中国创办一个类似Siebel(后被甲骨文公司收购)的CRM软件公司应该大有前景。于是，刘亚东经常打交道人由电信运营商变成了企业。
但在经营了三年(到2003年)之后才发现，中国的客户离CRM太远，远到做CRM软件的人不接受的程度，能上CRM软件的企业凤毛麟角，和预想的差距非常大。
这个过程中刘亚东认识到，企业情况千差万别，除了标准化的财务软件之外，任何固定化的软件套在企业身上都是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一个软件企业能通过大型的套装管理走向成功，中国的企业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软件不能定型而是要适应企业的变化。
2003年，善于从过去中总结经验的刘亚东，开始思考普元软件的重新定位问题。
经过这一清晰定位之后，普元的企业定位从灵活多变的CRM朝下走，转型成了一个灵活多变的更为底层的软件平台——面向“构件”的中间件，公司合伙人兼CTO黄柳青带队经过一年的研发，最终完成了产品。一家日本客户为此专门跑到中国来参观，因为以前只听说过，没见过，并最终与普元合作。此后，普元砍掉了原来的CRM业务，当缺钱的时候，刘亚东就不断卖掉原来投资的公司的股份，将这些来自过去的积累注入代表自己未来的普元。
在中国市场，这个定位处于一个很好的年代，因为很多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并没有把信息化做得很好；同时，这个定位也处于一个最坏的年代，因为这个定位和管理思想以及技术实现太先进了，让人听懂都难。
但先后投入了总共一亿多元人民币后，刘亚东的付出有了回报，现在每年终于有了5000万元的产出。
和刘亚东一样有技术人员背景的王松，尽管不如他那样“折腾”，但通过扎根在其一毕业就从事的领域，利用行业升级的时机，找到了机会。
从过去中发现未来趋势　王松5个月走完别人6年的路
1998年王松创立ChinaCache(北京蓝讯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了自己原来打工的美国公司的代理商，代理销售语音信箱、交换机和路由器等产品，做起了电信运营商的生意。
两年的时间，利润丰厚的代理让王松掘到了第一桶金。但王松总感觉做代理缺点什么，当时销售额已经很大，但利润率逐渐出现了降低的趋势。于是，他不打算死在过去的成就和资源中，而是准备转型。
后来ChinaCache转型走上CDN(内容分发网络)源于他在做通信产业代理时候的一个想法。
早期的ChinaCache是第一个代理美国休斯公司卫星通信产品的公司，那时候的广东电信的思路很活跃，视野也很开放，愿意尝试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所以对美国的卫星直播电视很感兴趣。
于是，王松给广东电信提出了通过卫星直播的方式实现互联网信息的点播服务的想法，这样一个省级的电信运营商可以做全国的网络服务业务，他所代理的美国休斯公司的产业也是基于这个模式。
广东电信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让王松的ChinaCache公司采购设备，建设完整了这个广播网络。当时的带宽已经达到了当时很多人不敢想象的400K，广东电信也发展了400多家企业用户，但由于没太多精力发展用户，这个项目后来被搁浅了。
当时在美国出现了Akamai Technologies公司的收费模式，但在中国却行不通，但王松依然认为这是个公司做大的机会，但对当时卖通信设备的ChinaCache来说投资有点高，想办法找人投资，但没人理他。
这件事没做成让王松有些郁闷。有一次和新浪网CTO严援朝谈起这件事，严援朝觉得如果换这个模式的话，新浪这样的企业也许愿意付费。
这让王松眼前一亮，决定转过头来做这件事，从美国一家公司输入技术，加上自己的资源和经验，这就是后来的CDN模式。没人愿意投资的王松只能一边继续卖设备，一边做CDN，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基本能持平，滚动发展。
这时一家美国的公司想要收购ChinaCache，并承诺可以上市，但王松没打算卖。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的门户网站新浪抓住了第一次通过互联网来报道奥运会的机会，但由于网民的访问量巨大，中国队每拿一块金牌，事先没准备的新浪就瘫痪一次。新浪也因为这次事件迅速成名，也愿意为提高网站的访问速度而付费，新浪便成为王松CDN的第一个付费客户。
之后几大门户都知道了ChinaCache CDN，不少人来找王松谈业务合作。2002年，CDN业务实现了稳定快速的成长，开始收支平衡，2003年开始赢利。
王松觉得扩大规模的时机到了。因为规模越大，遍布全国的网络也会使得服务越好，用户越多，于是引进了风险投资。通过两轮风险投资，ChinaCache用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常规发展六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如今，带宽已达400多G，占中国75%的市场份额。中国那些与YouTube同类的网站正经历着访问量的井喷式增长，这也支撑着ChinaCache的高速成长。
“他们淘金，我卖水。”王松说。
王松一看上去就是那种为数不多的既像技术工程师又像老板的人，象工程师是因为保持着技术人员的清晰思路和较高的语速，象老板是因为除了外表外，心态有点这个年龄段少有的过于平和。
比王松年纪长不少的王峻涛，与王松的情况有些类似，被称为“ 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的他，从创办最早的电子商务公司8848开始，就一直在这个领域坚持——尽管过去积累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但也使在最近几年，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中，而电子商务的热点已经过了一拨又一拨。
掉在B2C的梦想“温床”里　王峻涛8年后仍然在坚持
尽管已经人到中年，但是王峻涛骨子里仍然透着一份叛逆，这让人不禁怀疑他真的曾经是一个军人吗？而听他聊B2C才让人依稀感觉到军人的那份执着与坚毅。
1992年，他离开军队，投入创业的浪潮。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感叹道：“都是自己策划的，其实筹划过程也很简单。1992年，国内有了中关村一条街。但是因为没北京户口，小孩没法上幼儿园，只能跑到家乡 福建去。当时福建对人才很重视，认为你是人才就能接收你。”
尽管在福建开发产品不太可能，但是王峻涛还是找到了机会。福建发展出来的乡镇企业很多，做衣服、鞋、玩具的，绝大多数公司是三来一补，按照别人设计好的思路做加工。因为要处理海外的单子，许多企业要求有电脑，进行财务处理，最好有进销存等管理功能。王峻涛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些企业配备电脑产品。
在福建站稳脚跟后，王峻涛发现做服务比卖产品赚钱。到1995年，王峻涛遇到了与他理念相似的苏启强，他们都认为，将来一定是服务业的天下，把所有的软硬件结合在一起，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服务，在这个定位下成立了福建连邦软件的前身。
当联邦软件渐入佳境，国内逐渐兴起了互联网浪潮。王峻涛觉得“百年不遇的机会来了”，而且条件具备了，“当时联邦的名气也很响了，那个时候主流类的软件市场的份额达到了90%，杀毒软件10家有9家是我们做的。”
王峻涛决定一搏，他想：成了就成了，不成就回去，起码比第一次创业时好得多了。
“当时觉得是个事业，现在来看，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当时做得事情是超前走了一步。1999年联邦和8848是很赚钱的，8848其实是联邦电子商务部，也没什么额外投入，连锁店卖什么网上还卖什么。还有一个好处从那个角度切入，所有人都很接受、不抵触，没有人说这个事情很难。”但是由于彼时的VC尚处“幼年”阶段，一些不成熟和急功近利的做法令8848没有按照王峻涛的预期走下去，回过头的王峻涛仍然认为：“不是这个事情不对，也不是干的人把事给干砸了，干得还挺好，而是猛刹车，戛然而止了。”
经历此役的王峻涛懂得如何与VC处理好关系：如果把办企业比喻成打仗，在市场上和竞争对手打，在公司和投资人是不能打仗的，需要协调。
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所坚持的B2C模式，他不认为是自己执意在做B2C，而是过去积累的资源与他个人的优势决定了这条路。“我对IT感兴趣，有喜欢上网，而且玩商务，不玩电子商务干吗？难道玩游戏？这是一个自然的积累的过程。”
现在王峻涛的6688网站很多业务雏形来自于曾经的8848，“我们能帮所有的企业做电子商务，不仅帮他们做了网站，连物流、配送内部管理，运营模式都教会了。”
至今，每当有人对B2C提出异议，王峻涛都显得有些激动：“说B2C不赚钱几乎接近无知，B2C很赚钱！相信将来有一天中国很多企业都会变成B2C公司。”
这一代28到33岁人的而立意识
李永胜
作为社会与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专家，唐魁玉就“三十而谋”的话题接受《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的专访。
DT：对于30~40岁阶段的人来说，创业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
唐魁玉： 创业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是：目标、兴趣、毅力、点子，以及机遇与人才。我认为，对于一个30~40岁的IT行业的人(特别是精英)来说，他们要创业，不仅要懂一些信息技术和技术创新的规律，要具备一定数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要有目标、兴趣、毅力和点子。 具体说来，就是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理想而又现实的创业目标，没有明确目标的创业无异于盲人过河。其次，应该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的项目来做，这样才容易达到创业的极致或境界。第三，是要有毅力，否则，创业者很可能就是失败者的别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成功往往是为有头脑的人准备的，而有头脑的人就是有点子的人。点子是什么？点子就是创业的方法、策略和路径。当然，对于创业者说来，机遇和人才或团队也很重要，他们能够促进目标的尽快实现。
DT：如何看待这个特殊的群体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唐魁玉：我认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的、“暧昧的”，充满了机会和风险的社会，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社会。同时，还是一个 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技术理性社会。它又是一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现代社会。
简言之，我们这批在当今网络社会中每每引领风骚的年轻技术、商业精英们，他们由于拥有更多的数字化时代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是幸运的一代。在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信息技术的跨越性的产业化、市场化，以及城市化和私有化的社会制度背景，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创业机会。因此，我们说，这些信息产业的精英们他们置身于先进技术、市场经济的核心地带，扮演着现代化生存方式的创新者角色。应该说，社会转型是它们变得兴奋、理性，也变得忧虑重重。何谓“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学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基本含义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只简单的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个别制度层面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结构的形式、发展的形式的整体性变迁。按照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看法，这种整体性的时代特征必然会导致个体性的生活结构和社会行动以及人格结构的改变，从而使人们的生活观、职业观、幸福观等均可能产生所谓“现代性的后果”。
DT：如何解读这个阶段创业者特定的心理状态？
唐魁玉：总的说来，他们是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年轻代表，其心理状态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仅是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转型时代的产物，也是数字化、网络化社会的结果。他们的基本心理特质是：政治上的后卫性和消费上的前卫性。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还具有技术和市场上的现实性，以及情感上的理想性、虚拟性和矛盾性。这是时代所连带的特征。他们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网民和信息技术能手或者经营管理者，而且是比尔·盖茨的粉丝和学习者。正因为他们曾经得到过科技、市场和社会的优待机会，所以命运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技术淘汰和市场淘汰的双重压力，以及来自社会竞争和选择的压力和心理焦虑。有人还会遇到情感上麻烦和危机。当然，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和优越的生活，他们愿意重新审视自己、再进行人生的职业规划和成就取向方面的调整。
DT：40岁左右人的背景和现在30岁(28~33岁)人的创业背景有什么不同？心理特征有何不同？
唐魁玉：那个时代(即5~10之前)的社会背景和28~33岁的创业背景有明显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今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比之那时要成熟、规范和稳定多了。当然，国际化、全球化的环境也更好了，从而竞争也更加激烈了。但是，机会并没有随之而减少。其心理上的差异在于：现在40岁左右的人比30岁左右的人更成熟了，也更求稳了，很多人的创业意识也更谨慎了。而后者，则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那一带网民，他们往往受的教育更好、更有自我意识和积累财富的精神。不过，面临竞争和合作的博弈，他们都很苦恼。对了，前者的政治意识比后者要强些，而后者的消费意向则较强。
DT：现在28~33岁这个年龄段的职业特征是什么？
唐魁玉：和前面那批人的“不惑心理”不同的是，28~33岁的人的“而立意识”会更明显。如果说四十不惑不全是现代真理的话，那么，三十而立在创业者们看来也着实是个问题。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职业心理特征可能更倾向于：理想化、急于求成、追求新鲜感、热衷于行动和大起大落。表现为喜欢尝试不同的职业，敢于跳槽、敢于另起炉灶，对新奇特的职业感兴趣，等等。其优长之处和短处都很明显。
唐魁玉：怎样区分专业技能和通用技能？
通常的情况下，专业技能和通用技能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的职业适应面更狭窄，专业性也更强，别人也更难以代替，接受的专业教育也更专门；而后者的职业适应性一般不强，专业面更宽(如文学、哲学、机械等专业)，其他人较容易取代，接受的教育也偏重于通才教育。
DT：对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年龄段的创业者的建议和忠告是什么？
唐魁玉：我对这些创业者首先要表达的是敬意！我的建议是：应该在正式实施创业前认真的确立一个适合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能力的合理的、现实的目标，并且选择一个最简洁、有效的点子，然后就坚持不懈地与合作伙伴做下去。
我的忠告是：不要仅仅把赚钱当成你创业的唯一目的，要不断地调适好自己的心态，跟上数字商业时代的步伐！
不同年龄阶段职业空间的可获得性
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在宏观上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更投射到了每一个人的心态变化上。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评价个人成功的指标日益简单化，使得上述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企业家的个人崇拜和对内心成就感的追求。
从18岁到60岁，人们不仅要适宜社会对个人的规范和期望，同时也有着获得升迁和发展的自我期望。在经过了一定时间的职业化之后，追求精神自由和财务自由的内心需求表现在创业冲动上，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可以看出，这段时期是创新思维最为活跃、精力最充沛、最好动脑筋、创造欲最旺盛的高峰期，最具创新精神和成就感期望。
在关于职员生命周期的理论中，有一个没有被总结，但却经常被运用的人力资源思想，即一个职员的心智周期，从进入到离开，可能经历几个阶段，依次为求入、求同、求异、求出、求联，而一个职员早期的工作经历将会对其后期所经历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心理决策构成影响。
这意味着，在经历几年的职业化之后，人们内心感受到的机遇明显多于挑战，但在创业动因中，生活压力远比理想主义的成分要大，创业元素的普遍易获得性使得创业者数量众多，但创业者对于投入产出比的权衡远高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批创业者。
在综合这些上一代的“而立”者的情况后我们发现，他们普遍认为在35岁左右是职业空间可实现性最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