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习惯彼此拆台-

记得那还是1995年，当时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版权界代表，我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赴新加坡参加第十届世界华文书展。
当时我27岁，年轻气盛，到了展馆帮助主办方布置展台，然后站在一旁翻各国的华文图书。看到身边有几位当地的大学生也在看书，便主动上前和他们攀谈。他们最感兴趣是当然是中国的武术，当得知我来自中国大陆时，非常好奇地问我有关李小龙和李连杰的故事，我随手拿过一本《少林功夫》，向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起有关国术的故事，没想到人越积越多，不一会儿，一大群人将我围在中间，有的人还掏出本来记录。
有人问我：“少从寺的和尚真的都是钢筋铁骨吗？”
“中国人是不是人人都会功夫？”
还有女生问：“丝绸之路两边是不是有许多丝绸商店？”
提问的都是年轻的学生，他们操着并不流利的国语与我对话，显得非常认真，同时也看出他们对中国的好奇，令我奇怪的是，除通过电视节目外，他们居然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于是我暗下决心：“为了能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我一定力争将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引入新加坡。”
于是，在第二天的华语图书研讨会上，我等待着发言的机会。不料这个会议好像被台湾地区的出版商控制着，他们轮流地发言，主要内容无非是抨击中国大陆的出版业在版权保护方面的失职，进而导致盗版泛滥……
中国大陆的出版界官员都坐在第一排，虽被新加坡主办主尊为上宾，却一个个蔫头耷脑，有几位在国内德高望重的出版前辈竟抽起烟来（在新加坡，严禁在公共场所吸烟），主办方不得不请他们暂时离席，但在坐的两岸三地（除台湾地区）出版界同仁，却没有一个对台湾出版商的咄咄逼人提出质问和反驳。
在国内培训时，领导曾告诫我不要出风头，特别是在郑重场合不要轻易说话，一定要先请老同志发表意见，自己能不说就尽量不要开口。可看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我真的有些耐不住了，眼看着会议主持人就要宣布散会，记者们就要发稿了，我举手示意发言。一时间，所有人将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伴随着闪光灯的“攥射”，我开始发言，矛头直指台湾出版商，句句反驳他们的议论，并用平时工作中的事例列举他们侵权、盗版的事实，同时拿出一份前一天晚上早已准备好的统计报告。
发言过后，记者们蜂拥而至，将我团团围住……次日，《联合早报》的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和照片将我在会上表现报道出来，新加坡的一位老出版商举着报纸来到宾馆向我报喜，他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华人，据说他身患癌症，可从那欣喜的外表中根本看不出来。他说：“看到你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内地出版业还有希望，小伙子，谢谢你，以后多多地把内地出版的图书引到新加坡来，我们这里也只认简体字，这里的年轻人都想多了解一些内地，全靠你们了……”
书展过后，我们到香港转机，可到达香港后，带团的领队告诉我，说同团中有些人对我颇有微词，特别是一些老同志，说我爱出风头，不顾外事纪律，还在海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根本不注意影响。还说要向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反映……也因此，没有人再愿意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在香港整整三天，都是我一个人在宾馆附近溜达，就算遇到团里的熟人，他们多半也只是打个招呼或装作没看见。
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回到单位后领导找我谈话，先是训了我一顿，然后才听我汇报工作。可我表示不服，说我在版权会上的表现全是为了维护大陆出版界的权益，根本不是为了出风头。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后来那些在报上认识我的各国出版商，甚至那些被我抨击的台商，都因我的“出风头”而与我做起版权贸易，我们成了不打不相识的合作伙伴，也为此，我对台的版权业务越发突出，拿下了余光中和刘墉等名家的版权代理权，至今仍是他们的代理人。可周围的领导和同事们越来越看不惯我，久而久之，我被孤立，虽业绩突出但仍受排挤，终于，我被排挤出局，不得不辞掉我心爱的工作，在家搞起了专职的写作，因为对出版的心有不甘，不愿舍弃心爱的专业，才一下子写了八本书！
时隔八年的今天，在电视连续剧《李小龙传奇》中也看到类似情节：李小龙在美国开办武馆，传授国术时，老外们虽不乏挑战者，可一旦输给他便服手称臣。而李小龙却偏偏被自己的同族华人暗算，几乎导致终身瘫痪。
我由此联想到自己，也反思其原因。为什么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互不相融，而才华往往在外才有机会得以展现？那么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就眼看着内耗吗？这样做起事来有多累，效率有多低？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那些老外一样活得单纯一些呢？
我把此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纵观历史和地理环境后，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那些老外输了，就是输了，他们不会还认为自己赢了——他们只是面对现实。可我们输了，只是表面输了，自己的内心仍然没有服输，没有认命。于是为了满足内心的“不输”，维护那个自以为是，便从其它方面弥补回来，想方设法战胜对手，来证明自己内心那个“没输”。
一方面说来，是身心不统一，另一方面，就是输不起。可为什么我们输不起呢？学过心理学后才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和那些老外一样面对现实，可接触的家庭教育开始有所不同。父母要求我们不要面对现实，而要面对他们的要求，为了生存下来，我们大部分人屈从了他们的要求，而离自己的真实（现实）越来越远，于是我们认为“大人永远是对的”，自己的真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可靠的。同时我们从大人们那里得出“不面对现实才得以生存”的结论性经验。即使是学校教育，也是如此。
哦！所以我们不面对现实，不服从输与赢的事实本身。可父母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服从他们的要求，而不服从自己的真实呢？因为他们只是保证我们能够活下来，肉体活着，而灵魂丢了——真我不见了。是的，父母只是保证我们活着，有饭吃，他们并不在乎这口饭的质量，以及我们爱不爱吃。也就是说，父母还是在为我们的温饱不安，因为，他们曾经历过挨饿的滋味。在他们看来，没有学历就等于会饿死，因为社会就以此为依据给他们发粮票。
明白了，用学历当饭碗来向环境乞讨的人，自然以这种经验去教化他们的子女。可我不想再当乞丐，不想看着别人的脸色吃饭，想挣出人格和自尊。这种想法在父母和领导们看来，是无权拥有的奢侈品，因为他们不曾具备，所以自然地认为下一代也不配。
因此，有些老人们，甚至许多中年人了解一个人的直接方法，就是看他的学历及所在单位，并以些条件为主要依据，去给他定位。也因此，他们不习惯去看一个人的能力，而只看他的标签。正是因为人人习惯如此，家长们也才拼命地让孩子去挣这些标签。
这就好比在市场挑选商品，人们只看标签——出自哪个单位、广告是否得见、有无合格印章。至于它是真是假，是好是坏，自己无权，也无能力去辨别。即使买来了三鹿奶粉，或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那么，这些标签的制造商和质检部门当然有机会发财了，广告商和媒体自然也会联手，因为大家信嘛，我们就挣这个钱！
连人本身都以标签为主时，还有什么不会作假？一个把“真我”都丢了的人，还有什么是可靠的？可贫穷落后的过去，以及它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就这样被一代代繁衍吗？那么即使我们真的富贵了，又能够受得起那个好吗？所以，我们普遍不会爱自己，自己不好，也容不得别人好，因为我们的心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