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主席“中国式公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3 05:08:16
胡主席“中国式公关”
在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过程中，中国用“和平”二字为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了明确的定位。
资料图片：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十六大以后，中国人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公关活动，宣示中国的发展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在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过程中，中国用“和平”二字为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了明确的定位。
中国高层智囊的美国公关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刚结束。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号的友谊宾馆苏园内，几十位专家学者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出访。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所在地。它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校，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不过，无论从它与中央党校的关系，还是从它的组成人员身份来看，说它是中共一个重要智库更为贴切。它的理事长，是刚刚从党校常务副校长岗位上退休的郑必坚教授——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协助负责党校的具体事务。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
1997年8月调任党校以后，郑必坚开始把关注重点转向对外政策。他为在校的党内中高级干部新开了现代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课程。
这一次，出访定在2002年12月8日至15日，目的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这次出访的一个背景，正是半年之前“火神派”在那里掀起的“中国政策大辩论”。
“我们压力很大，也很忧虑，因为小布什的班子里面没有中国通，而且他本人当时也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所以这次出访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摸清布什班底的对华态度，同时尽量开展工作，争取美国的理解。”回忆那次美国之行，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李君如在接受《环球》专访时这样介绍道。
一周的行程相当紧张。从华盛顿到纽约，郑必坚先后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主题演讲，其间又同美国朝野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2002年12月9日，郑的第一个演讲题为《中共十六大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从十六大中共高层领导调整，谈到中国要走一条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他给美国听众留了一个“家庭作业”——怎么来看待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怎么来看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
演讲的结尾，郑必坚还特意提醒：“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换脑筋。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换脑筋。难道你们不要解放一点思想，换一点脑筋？我主张我们大家都要解放思想，都要换脑筋。你们干不干？”
在华盛顿，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它既不同于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也不同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依靠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而另一方面，访美团也发现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许多美国人都在谈论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遇。
从1970年代到80年代末，在中美苏的“大三角”战略关系中，一提到“熊”，中美两国都能心领神会，不言自明，“北极熊”的威胁为北京和华盛顿提供了“机遇”。然而进入90年代，苏联顷刻瓦解，“北极熊”砰然倒地，导致中美间“机遇”随之消失，麻烦甚至冲突越来越多。直到“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全球使命面前出现了“新的机遇”。
“让人感慨的是，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依靠外在因素的变动来维持，难道不显得太薄弱，甚至有点太可怜吗？”李君如告诉《环球》杂志，这正是访美团第二个演讲——《论中美关系的新机遇》的出发点。
2002年12月13日，在纽约，郑必坚开篇引用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机遇永远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他坦率地指出，外在因素带来的机遇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是不完全的。什么是中美两国最大的机遇？
郑必坚的结论是，应当在于两国的发展本身。从中国方面来说，就在于中国走的是一条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冲突）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它使中国自己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使别国从中获得巨大机遇。
对于中方关于上述论题的演讲，美方许多人士在会上会下都表示，这些说明“很有深度”，“很有新意”，“原来没有想到”。
送给赖斯的三件礼物
在华盛顿，中国高层智囊们还拜会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赖斯有一个外号——“好斗的公主”，这一方面源于她强硬的对外政策和现实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的个性。
出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赖斯曾在2000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促进国家利益》的文章。正是在那篇文章中，赖斯创造了后来曾被布什用以定位中美关系的那个词——“战略竞争对手”。在赖斯看来，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
“尽管如此，赖斯还是我们能做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人选。”李君如说，赖斯与中国之间，还有一段拐弯的渊源。
赖斯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位老教授留她在麾下协助研究。后来赖斯成名，为了感恩，在老人70岁的生日上，亲口把他称为自己的“父亲”，美国媒体后来将此公传为“养父”。赖斯的这位“养父”，曾是中国聂荣臻元帅的老朋友。
2002年中秋节期间，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邀请这位老人访问了中国，目的就是向他了解情况，同时也希望他能为布什班子的成员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老教授兴致不错，说自己给赖斯上过中国课。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托他给赖斯带了一盒中秋月饼，还写了个条幅，上面是一首中国古诗。
这次在美国，郑必坚一行见到了赖斯。虽然两人早已认识，但据当时在座的人士回忆，当赖斯追问中国计划如何运用不断增强的国力时，现场还是悄然弥漫起了一种紧张气氛。赖斯还问到中国对当前国力的现状是否满意。
郑必坚“批评”赖斯说：“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你不够资格，你不了解中国，因为你没有来过中国。”
赖斯反驳：“我当然去过，我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进去的。”
郑必坚说：“旅游可不算。你想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赖斯回答：“区别是中国提出了‘三个代表’，是执政党。”
在座中方人士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因此，离美之前，郑必坚特地给以研究苏联为专长的赖斯留了一个问题：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
为了给赖斯“补课”，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访美团回国后，还送出了三件礼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
李君如告诉《环球》杂志，第一件礼物，是让赖斯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告诉她我们的内外方针不是骗人的，是公开的；第二件是要告诉她，中国连帝制都改掉了，既有阶级斗争的一面，也有人道主义的一面；第三件礼物，是因为赖斯喜欢钢琴，而《黄河》钢琴协奏曲，说明中国是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历史的。
以“发展道路”为对象的研究课题
访美归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中央汇报情况。
2007年6月初，《环球》杂志收到了郑必坚理事长的助手王博永寄来的一本书，《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在其中的136~137页，作者郑必坚介绍了2002年12月30日那次报告的部分内容：
……我们在此次访问中也明显感觉到，对于中国作为后起大国的崛起，美朝野人士既有认同，也有担忧，目前总体的情况是担忧大于认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因此，似乎有必要尽快组织力量，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和平崛起”，按照郑必坚的解释，就是以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坚持和平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又以中国在和平条件下定能崛起来回答“中国崩溃论”。关于“崛起”一词的英文译法“rise”，郑必坚还特别请教了基辛格。
中央领导对访美团的报告相当重视，指示中央党校牵头开展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课题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就此组成了专家小组，这个课题从2003年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内政、外交、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不仅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涉及一些如环境恶化等紧迫的国内问题以及如果处理不当将如何影响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
《环球》杂志从中共中央党校获知，目前，这个课题依然在进行之中，中央领导也一直与课题组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美国学者断言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2003年，针对海外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中国领导人不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领导人以“和平”为本国发展道路定位，立刻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中国希望在不给现有秩序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希望能找到给近邻各国带来好处的崛起方式，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全新的战略思维。”
但在美国，却也有一部分人只读到“崛起”两个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和平意愿。那段时间，美国负责亚洲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曾表示，中国正在一些领域“咄咄逼人”地对现状提出挑战。美国国会也提出了一份代表共和、民主两党的报告，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怀疑派的代表人物。他断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会加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
2003年，他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所有新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非挑战。它们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利益和某种地区霸权，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势必向世界霸权发起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以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这本书甫一面世，就有评论认为，它表明“中国威胁论”已从过去的泛泛而谈上升到了理论层次。于当年3月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米尔斯海默，也成了“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喜欢作预言式分析的米氏曾经预测过统一后德国的前景。当时，面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一些人不无忧虑：德国会插手东部邻国的内部事务吗？它会再次征服欧洲吗？当时，米尔斯海默给出的答案是未来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不同，德国最终仍会扮演它在近代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数年之后，米尔斯海默又用相同的逻辑来预言“中美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博士，2001年在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时认识了米尔斯海默。王义桅后来曾邀请米尔斯海默访华，希望他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料，米氏在上海看见了中国的繁荣，发现中国发展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还要快，这倒使他对自己的理论更加深信不疑了。王义桅告诉《环球》，2004年的时候，米氏曾给他传来一篇新作，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这篇文章，是米尔斯海默与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2004年9月14日一次中国政策辩论的开场白。两人辩论的内容，也于5个月后发表在了2005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
布热津斯基有多年外交经验，并曾直接参与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他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是和平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她的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并且希望赢得世界对一个强国的接受。”但米尔斯海默的回应却是，“这个图景并不美妙”。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米尔斯海默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过于悲观，他完全是以19世纪狭隘的国际政治观来理解当代世界。”
在美国，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虽然偏于极端，却反映了一部分人对疾速发展的中国的担忧之情。这种担忧，既包括少数反华势力的肆意鼓噪，也包括许多人对世界历史上新崛起大国对传统大国的利益形成挑战并最终导致战争的记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而后两者，占绝大多数。
一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
如何消除普通美国人及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读”？这一问题于2003年底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一些高级官员、著名学者、权威媒体都参与其中。
有学者指出，“和平崛起”的确切含义绝不是中国已经崛起了，而是正在崛起；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与“实现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相比，“和平崛起”可能更简明醒目，而且将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联系到一起，则更具有“大战略”的含义，是对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大战略的一种表述。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和平”，但是别人警惕的却可能依然是“崛起”。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崛起”意味着一个新霸权的兴起，意味着国际权力从旧的霸主到新的霸主的转移，意味着新旧霸主之间即将到来的、命中注定的冲突和战争。“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似乎很难以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
中国一些驻外老大使认为，“911”之后，以北京取代莫斯科作为华盛顿的下一个假想敌的观念，在美国多少有点减退。他们担心，“崛起”这个词具有在很短的时期内实力急剧膨胀的意味，可能被解读成“侵略性”，这会使美国的对抗观念死灰复燃。
主张慎用“崛起”的另一种意见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崛起”是过于乐观的描述。有学者更是直言：“中国的崛起”是个遥远的故事。
中国高层注意到学术界对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之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表意温和的“和平发展”。
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使用了“和平发展”的措辞。在以后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多次讲话中，使用的都是这一表述。
国际舆论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细微变化。2007年4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一篇文章，《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他在文中分析，“中国领导人看到了中国给外部世界带来的影响和担心。这就是中国开始讨论究竟是采用‘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措辞的原因。”
2005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发展”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来实现发展；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长期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就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这些标志着“和平发展”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年12月22日，作为对此前研究和实践的总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就在白皮书发表的两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首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04年GDP总量比原来的统计增加了17%，中国的GDP在2005年肯定将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意识到自己的增长在发达国家和邻国可能造成的疑虑，北京决定编写这份白皮书。” 经过仔细计算，西班牙埃菲社发现，其中上百次提到了和平以及与和平有关的词汇。该通讯社的电文中还引用了白皮书中的阐释，“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能源自给率达到90%”，“中国不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中国的精神体现在航海家郑和身上，他当时率领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
在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过程中，中国用“和平”二字为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了明确的定位。
资料图片：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十六大以后，中国人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公关活动，宣示中国的发展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在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过程中，中国用“和平”二字为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了明确的定位。
中国高层智囊的美国公关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刚结束。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号的友谊宾馆苏园内，几十位专家学者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出访。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所在地。它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校，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不过，无论从它与中央党校的关系，还是从它的组成人员身份来看，说它是中共一个重要智库更为贴切。它的理事长，是刚刚从党校常务副校长岗位上退休的郑必坚教授——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协助负责党校的具体事务。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
1997年8月调任党校以后，郑必坚开始把关注重点转向对外政策。他为在校的党内中高级干部新开了现代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课程。
这一次，出访定在2002年12月8日至15日，目的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这次出访的一个背景，正是半年之前“火神派”在那里掀起的“中国政策大辩论”。
“我们压力很大，也很忧虑，因为小布什的班子里面没有中国通，而且他本人当时也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所以这次出访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摸清布什班底的对华态度，同时尽量开展工作，争取美国的理解。”回忆那次美国之行，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李君如在接受《环球》专访时这样介绍道。
一周的行程相当紧张。从华盛顿到纽约，郑必坚先后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主题演讲，其间又同美国朝野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2002年12月9日，郑的第一个演讲题为《中共十六大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从十六大中共高层领导调整，谈到中国要走一条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他给美国听众留了一个“家庭作业”——怎么来看待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怎么来看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
演讲的结尾，郑必坚还特意提醒：“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换脑筋。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换脑筋。难道你们不要解放一点思想，换一点脑筋？我主张我们大家都要解放思想，都要换脑筋。你们干不干？”
在华盛顿，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它既不同于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也不同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依靠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而另一方面，访美团也发现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许多美国人都在谈论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遇。
从1970年代到80年代末，在中美苏的“大三角”战略关系中，一提到“熊”，中美两国都能心领神会，不言自明，“北极熊”的威胁为北京和华盛顿提供了“机遇”。然而进入90年代，苏联顷刻瓦解，“北极熊”砰然倒地，导致中美间“机遇”随之消失，麻烦甚至冲突越来越多。直到“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全球使命面前出现了“新的机遇”。
“让人感慨的是，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依靠外在因素的变动来维持，难道不显得太薄弱，甚至有点太可怜吗？”李君如告诉《环球》杂志，这正是访美团第二个演讲——《论中美关系的新机遇》的出发点。
2002年12月13日，在纽约，郑必坚开篇引用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机遇永远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他坦率地指出，外在因素带来的机遇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是不完全的。什么是中美两国最大的机遇？
郑必坚的结论是，应当在于两国的发展本身。从中国方面来说，就在于中国走的是一条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冲突）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它使中国自己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使别国从中获得巨大机遇。
对于中方关于上述论题的演讲，美方许多人士在会上会下都表示，这些说明“很有深度”，“很有新意”，“原来没有想到”。
送给赖斯的三件礼物
在华盛顿，中国高层智囊们还拜会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赖斯有一个外号——“好斗的公主”，这一方面源于她强硬的对外政策和现实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的个性。
出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赖斯曾在2000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促进国家利益》的文章。正是在那篇文章中，赖斯创造了后来曾被布什用以定位中美关系的那个词——“战略竞争对手”。在赖斯看来，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
“尽管如此，赖斯还是我们能做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人选。”李君如说，赖斯与中国之间，还有一段拐弯的渊源。
赖斯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位老教授留她在麾下协助研究。后来赖斯成名，为了感恩，在老人70岁的生日上，亲口把他称为自己的“父亲”，美国媒体后来将此公传为“养父”。赖斯的这位“养父”，曾是中国聂荣臻元帅的老朋友。
2002年中秋节期间，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邀请这位老人访问了中国，目的就是向他了解情况，同时也希望他能为布什班子的成员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老教授兴致不错，说自己给赖斯上过中国课。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托他给赖斯带了一盒中秋月饼，还写了个条幅，上面是一首中国古诗。
这次在美国，郑必坚一行见到了赖斯。虽然两人早已认识，但据当时在座的人士回忆，当赖斯追问中国计划如何运用不断增强的国力时，现场还是悄然弥漫起了一种紧张气氛。赖斯还问到中国对当前国力的现状是否满意。
郑必坚“批评”赖斯说：“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你不够资格，你不了解中国，因为你没有来过中国。”
赖斯反驳：“我当然去过，我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进去的。”
郑必坚说：“旅游可不算。你想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赖斯回答：“区别是中国提出了‘三个代表’，是执政党。”
在座中方人士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因此，离美之前，郑必坚特地给以研究苏联为专长的赖斯留了一个问题：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
为了给赖斯“补课”，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访美团回国后，还送出了三件礼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
李君如告诉《环球》杂志，第一件礼物，是让赖斯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告诉她我们的内外方针不是骗人的，是公开的；第二件是要告诉她，中国连帝制都改掉了，既有阶级斗争的一面，也有人道主义的一面；第三件礼物，是因为赖斯喜欢钢琴，而《黄河》钢琴协奏曲，说明中国是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历史的。
以“发展道路”为对象的研究课题
访美归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中央汇报情况。
2007年6月初，《环球》杂志收到了郑必坚理事长的助手王博永寄来的一本书，《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在其中的136~137页，作者郑必坚介绍了2002年12月30日那次报告的部分内容：
……我们在此次访问中也明显感觉到，对于中国作为后起大国的崛起，美朝野人士既有认同，也有担忧，目前总体的情况是担忧大于认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因此，似乎有必要尽快组织力量，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和平崛起”，按照郑必坚的解释，就是以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坚持和平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又以中国在和平条件下定能崛起来回答“中国崩溃论”。关于“崛起”一词的英文译法“rise”，郑必坚还特别请教了基辛格。
中央领导对访美团的报告相当重视，指示中央党校牵头开展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课题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就此组成了专家小组，这个课题从2003年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内政、外交、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不仅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涉及一些如环境恶化等紧迫的国内问题以及如果处理不当将如何影响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
《环球》杂志从中共中央党校获知，目前，这个课题依然在进行之中，中央领导也一直与课题组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美国学者断言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2003年，针对海外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中国领导人不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领导人以“和平”为本国发展道路定位，立刻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中国希望在不给现有秩序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希望能找到给近邻各国带来好处的崛起方式，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全新的战略思维。”
但在美国，却也有一部分人只读到“崛起”两个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和平意愿。那段时间，美国负责亚洲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曾表示，中国正在一些领域“咄咄逼人”地对现状提出挑战。美国国会也提出了一份代表共和、民主两党的报告，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怀疑派的代表人物。他断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会加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
2003年，他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所有新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非挑战。它们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利益和某种地区霸权，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势必向世界霸权发起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以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这本书甫一面世，就有评论认为，它表明“中国威胁论”已从过去的泛泛而谈上升到了理论层次。于当年3月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米尔斯海默，也成了“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喜欢作预言式分析的米氏曾经预测过统一后德国的前景。当时，面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一些人不无忧虑：德国会插手东部邻国的内部事务吗？它会再次征服欧洲吗？当时，米尔斯海默给出的答案是未来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不同，德国最终仍会扮演它在近代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数年之后，米尔斯海默又用相同的逻辑来预言“中美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博士，2001年在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时认识了米尔斯海默。王义桅后来曾邀请米尔斯海默访华，希望他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料，米氏在上海看见了中国的繁荣，发现中国发展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还要快，这倒使他对自己的理论更加深信不疑了。王义桅告诉《环球》，2004年的时候，米氏曾给他传来一篇新作，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这篇文章，是米尔斯海默与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2004年9月14日一次中国政策辩论的开场白。两人辩论的内容，也于5个月后发表在了2005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
布热津斯基有多年外交经验，并曾直接参与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他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是和平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她的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并且希望赢得世界对一个强国的接受。”但米尔斯海默的回应却是，“这个图景并不美妙”。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米尔斯海默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过于悲观，他完全是以19世纪狭隘的国际政治观来理解当代世界。”
在美国，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虽然偏于极端，却反映了一部分人对疾速发展的中国的担忧之情。这种担忧，既包括少数反华势力的肆意鼓噪，也包括许多人对世界历史上新崛起大国对传统大国的利益形成挑战并最终导致战争的记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而后两者，占绝大多数。
一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
如何消除普通美国人及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读”？这一问题于2003年底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一些高级官员、著名学者、权威媒体都参与其中。
有学者指出，“和平崛起”的确切含义绝不是中国已经崛起了，而是正在崛起；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与“实现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相比，“和平崛起”可能更简明醒目，而且将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联系到一起，则更具有“大战略”的含义，是对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大战略的一种表述。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和平”，但是别人警惕的却可能依然是“崛起”。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崛起”意味着一个新霸权的兴起，意味着国际权力从旧的霸主到新的霸主的转移，意味着新旧霸主之间即将到来的、命中注定的冲突和战争。“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似乎很难以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
中国一些驻外老大使认为，“911”之后，以北京取代莫斯科作为华盛顿的下一个假想敌的观念，在美国多少有点减退。他们担心，“崛起”这个词具有在很短的时期内实力急剧膨胀的意味，可能被解读成“侵略性”，这会使美国的对抗观念死灰复燃。
主张慎用“崛起”的另一种意见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崛起”是过于乐观的描述。有学者更是直言：“中国的崛起”是个遥远的故事。
中国高层注意到学术界对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之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表意温和的“和平发展”。
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使用了“和平发展”的措辞。在以后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多次讲话中，使用的都是这一表述。
国际舆论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细微变化。2007年4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一篇文章，《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他在文中分析，“中国领导人看到了中国给外部世界带来的影响和担心。这就是中国开始讨论究竟是采用‘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措辞的原因。”
2005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发展”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来实现发展；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长期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就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这些标志着“和平发展”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年12月22日，作为对此前研究和实践的总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就在白皮书发表的两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首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04年GDP总量比原来的统计增加了17%，中国的GDP在2005年肯定将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意识到自己的增长在发达国家和邻国可能造成的疑虑，北京决定编写这份白皮书。” 经过仔细计算，西班牙埃菲社发现，其中上百次提到了和平以及与和平有关的词汇。该通讯社的电文中还引用了白皮书中的阐释，“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能源自给率达到90%”，“中国不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中国的精神体现在航海家郑和身上，他当时率领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