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令人慨叹的法兰克福之行

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重要城市、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地。9月25日至27日，20多位中国学者受邀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参加由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中国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批判与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我本人也受邀出席了这个会议。除了中国大陆和德国的学者外，还有几位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与会，因此可以说是东亚研究批判理论的学者和德国本土的学者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聚会、交流。就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这个主题召开这样规模的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2002年在日本京都曾召开过一次类似的会议，题目是“批判理论与东亚”，不是专门讨论中国，规模也没有这么大）。
然而，参加这个会，我感到的并不是愉悦或者快慰，而是沉重乃至慨叹。
为何如此？
问题出在中国大陆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的整体质量上。这次会议中国学者提交了20多篇论文，大多是介绍德国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译介情况，也间或有对法兰克福学派几代思想家的评论甚至批评，但却少有联系中国本土实际、运用批判这个人类普适的精神原则、对中国当代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解剖的力作。相比之下，两位来自台湾的学者曾庆豹教授和黄瑞祺教授倒是讨论了批判理论与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关系；我的老朋友、韩国首尔大学的韩相震教授更是深入分析了批判理论的核心要素对韩国民主化的启发。而中国大陆学者呢？除了中山大学刘森林的“启蒙辩证法与中国虚无主义”、北京大学吴国盛的“当代中国的技术理性与科学主义”以及我本人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可能性”等几篇文章外，大部分作品很少或基本上不涉及中国现实问题，或者即便论及，不过轻轻点水而已。似乎这么多中国顶级大学、顶级研究机构的学者跑到德国去就是为了向德国同行汇报自己翻译了多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写过多少篇评论文章、出了多少本研究德国批判理论的专著。我们缺少中国人运用批判精神、研究自己问题的“干货”，缺少足以令外国同行侧目、让外国同行感到有所获的中国学者硬邦邦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所谓“学术交流”是失衡的，甚至――我要忍不住说――对中国学者而言是丢脸的！事实上，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会上，一位日本学者就对中国学者提出了严肃批评，说他在这个会上很少听到中国学者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的确令人汗颜。
当然，个中原因并不复杂：我们这个制度――这个已经延续了将近60年的制度――禁锢了学者们的思想，使他们不敢有所想，有所为。“批判”的本意是理性怀疑，是前提反思，是对现存社会体系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的勇敢挑战，是批判理解基础上的实践行动。而我们这些“体制内”学者缺的就是这个。他们可以“研究”别人是怎样批判自己的社会现实的（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著称），却不敢把这个原则运用到自己身上。他们可以一本又一本的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比如哈贝马斯）的著作，甚至以争当哈贝马斯的学生自豪，却并没有把批判理论的核心精神真的学到手。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学者已经在体制内有了些“身份”，跻身或大或小的学术官僚之列，犬儒病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就尤其明显。批判理论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一种混饭吃的研究职业，或者一种谋取晋身之阶的手段，而不是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武器。我宁愿相信，我的这些“体制内”同行并不甘心于此，他们的内心一定有痛苦的一面。――如果连这点痛苦都没有，那就更糟糕了，说明他们的人格分裂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中国需要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这是我本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这也是大会的最后一个发言），我并没有念原来提交的会议论文，而是围绕下列4个问题发表了看法：第一，中国批判理论的主题是以一党制为核心的中国大陆现存制度的批判，它秉承了批判的核心精神，但又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判立场，中国批判学者的立场是宪政自由主义，同时汲取左翼思想资源中的一切合理成分；第二，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第三，中国批判学者面临的困难首先是争取表达权，从制度－生存语境看，今日中国批判学者比当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创业者的生存条件更严酷，更苛刻，但也更具历史动感；第四，中国批判学者的特征是反思中的行动者与行动中的反思者的统一。中国批判学者既要反思过去，又要面对未来，筹划未来。
这首先需要一种担当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批判理论最深厚的土壤不是在“体制内”，而是在民间，它将在生机勃勃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获得自己最强有力的推动力。――这大概是我参加法兰克福这个会议后唯一有价值的收获。
2008年10月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