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国中国的财产竟被当成“战利品”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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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空间］ ［给我留言］ 发表:2007-10-04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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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国中国的财产竟被当成“战利品”
中国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与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条件：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
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作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由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暨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该厂被洗劫之彻底，非经重建永无恢复之可能。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该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既破坏东北的工业基础，又满足苏联的需求。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在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的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的利益!
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如（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中国记者的统计资料、鲍莱调查团的统计资料和东北工业会及日侨善后联络处（下称“东北工侨”）的调查资料都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这些资料中统计数字的出入主要因调查详略和货币换算不同所致。例如，鲍莱调查团的资料，当时认为是权威性的，但事后发现，鲍莱的调查并不全面，首先，许多地方就没有去调查，而且换算也有失误之处，据鲍莱的估算，苏联拆运所造成的损失为895，000，000美元。相比之下，“东北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就更准确一些。该会处于1946年冬组团，对东北工业所受损失的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调查。调查团各组有21名前东北各事业高级主管，了解实际情况，判断事实与估算方法也比较可靠：损失程度以恢复原状估计，损失额折合为美金，以珍珠港前10年美金与日圆的比率和1934-1945的10年中机器和材料的物价指数折算，100日元等于23.53美元，机器价值均摘自各厂帐簿。按“东北工侨”的统计，损失为1，236，211，000美元。但占东北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于2，000，000，000美元（币值以战前为准）。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对苏经济合作代表张家敖一到东北，就按照政府指示，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联大肆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一口咬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战利品，毫不让步。1945年底、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要求，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因为中国人感到耻辱。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此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一提到这次大拆运，总是理直气壮，还编造了种种理由，毫无歉意。其实，苏联这样做，即违反公理，也违反法理。首先，所谓东北敌产（日本产业），不同于日本本土的敌产。据张嘉敖调查，东北敌产中相当一部分是东北人民的财产。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130亿元，其他发行的公债、邮政储金、人民存款尚有20、30亿元。这样，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人民将负有一百五六十亿元的债务。而东北全部工矿如数保存其现有财产，不过百亿。根据这一基本事实，张嘉敖提出，“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抗战之损失。故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苏联谈判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则根据被苏军扣押的前日本在东北的企业负责人所提供的资料，说被苏军指定的日资企业，日资占70%以上，而华资占30%以下。即使按苏方的统计数字，30%的中方资产也不能被作为敌产白白没收而去。于是，苏方提出，将被它拆运剩下的机器设备的一半，作为苏联对华友好的“礼物”，无偿赠与中国，与中国共同经营。实际上，还是全部没收。其次，苏联谈判代表多次强调，苏联出兵东北蒙受了重大损失，暗示它有权占有和没收东北机器设备以弥补军费。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对于苏军军费问题，有些情况必须阐明。苏联出兵东北，如果它完全是帮助中国，军费当然应由中国完全负担，因为苏联帮助中国收复了东北。但苏联出兵东北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说，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营，外蒙古独立，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出兵东北。中苏条约与各项协定签订了，苏联出兵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当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约谈判过程中，提出让中国负担军费时，被宋子文一口拒绝。斯大林也没有坚持。苏联对日作战仅有一周，从中国取得的利益足可补偿苏联对日作战的损失，所以苏联出兵东北不应让中国支付军费。这是关键事实之一。事实之二，中国长春铁路（原中东铁路）的满洲里至绥芬河段与哈尔滨至长春段，苏联已经出售给了伪满洲国（日本），它对这段铁路已不再拥有所有权了。所以，这段铁路应该完全归中国所有。苏联将自己卖出的东西，与中国“共有共营”，就等于向中国行抢。事实之三，仅就军费而言，中国也不是毫无支出。苏军占领东北后，即将所有银行现金和金银等贵金属全部提走。特别是1945年9月24日起，苏军当局在东北发行军用票，变相地让中国负担了苏军驻扎东北期间的军费。该票以元为单位，与东北货币共同流通，比价为一比一。实际上苏军进入东北之后，苏军在东北的全部开支，用的是从银行提走的现金和军用票。苏联发行军用票是苏军占领东北后给东北人民追加的负担。军用票的发行，至当年12月10日才与中国达成协议，签订《中苏财政协定》。该协定将苏联发行军用票的日期向前提到1945年8月9日，并规定苏军撤退2个月后，由中国中央政府用东北流通券将军用票换回。中国政府的这项开支，由中国向日本索赔。这就是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自己的战败国日本“垫支”了费用。苏军苏军当局共发行多少军用票，待苏方有关档案公布后才能知晓，但到1945年12月1日，已发行了28亿元（相当于当时东北货币），其总数不下于60亿元。中国连日本战争赔款都没要，当然更不可能向日本索要苏军的这笔开支，苏联军用券补偿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情况，苏方完全明白，中国没有负担苏联军费的义务。因此，对军费问题，苏方从没有明提，但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开始，又总是不断地暗示。这种暗示，又往往与“无私”、“解放”等冠冕堂皇的用语同时俱来。斯大林理直气壮地说，苏联将东北日资企业视为战利品并进行毁灭性的拆运，是根据战争法。但战争法是怎样规定的呢？根据1907年海牙陆战章程规定：战胜国对占领国财产的处理，首先要分清是公产还是私人财产，凡属私人财产一律不可侵犯。第二，对占领国的公产，必须分清动产和不动产，对动产现金、车船等经过移动不改变其原有价值的财产，战胜国完全有权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战利品加以没收。但对不动产，房屋、土地、工厂、矿山连同机器设备，一律不得搬运毁坏，必须严加看管，等候战后议和时处理。因为这些不动产，一经搬动，其固有的价值将损失殆尽。俄国是海牙章程的签字国，它对东北财产的处理，除了没收现金等动产符合战争法外，对工厂、矿山等机器设备的拆运，都是典型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被誉为战争法权威学者夏尔。卢梭特别指出，“苏联政府于1946年把在中国东北各省的、曾经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所有日本企业视为战利品。这种解释遭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反对，因为这种解释超出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实践普遍承认的战利品的概念。”苏军不仅将东北现金、证券、金银搜刮一空，而且不分军需、民用，将东北轻重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拆运而去，造成亘古浩劫，这是二战后一起最严重违反国际法事件。
战胜国中国的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别国士兵随意强奸抢劫
苏军进入东北，曾给老一辈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苏的关系。过去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在出版物中长期讳言。在苏联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实事求是地公开谈论此事。
从苏军进入东北，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少数，但在各地造成的影响相当恶劣。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沈阳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复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复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至于以对法西斯的仇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对战败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
苏军的这种解释，反映的是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即腐败又软弱，斯大林轻轻松松就能从蒋介石身上敲诈到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然使他不会有动力很好地教育苏军尊重中国人民。
客观地讲，当苏联出兵东北的二、三个月后，苏军转入营区驻扎（主要利用日军和日本机关的房屋），开始整顿军纪并派出纠察队监督，此后驻东北的苏军纪律确实有所改观。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美军到中国后，到处奸淫妇女，搞“吉普女郎”，结果“沈崇事件”后几十万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过去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这些还好理解；被称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其军队也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当时国力之弱，竟被人侮辱欺负到这种地步，则实在令人摇头叹息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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