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输得起才能赢

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只有逐渐学习游戏规则，在“吃一堑长一智”后懂得防范风险，并参与规则的制定，掌控规则，才能在资本时代享有发展主动权
“当时如果没有美国公司接手，恐怕外汇银行就只有破产了。”朴春远说。
日前，北京产权交易所邀请几家具有国际背景的机构，围坐一室讨论“达娃之争”带来的借鉴意义。在研讨会上，作为韩国银行北京代表处副首席代表的朴春远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一家公司并购了韩国外汇银行，当时买得很便宜，而且因为优惠政策也没有税赋。而今危机过去了，“韩国经济好了，这家银行又值钱了，美国那家公司获取了暴利。这只能说明美国公司当时做了一个正确的投资，而不是资本的剥削。”
参考这个观点，达娃之争中的国际资本，是雪中送炭还是不劳而获？或许公平论断自现。
10年前的跨国合资引发的如今沸沸扬扬的达娃之争，已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资本、产权内涵的国际性经济纠纷，拂去复杂的各方说辞以及峰回路转的情节发展，不难发现，其根在游戏规则的较量———它或许会树立一个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对国际并购、资本竞争的标杆。更多市场经济根基尚浅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该如何在资本时代的国际并购中“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玩”得起就要输得起
作为伦敦投资局驻中国首席代表，胡胜利的主要工作是吸引中国企业到伦敦去投资。但深谙中国市场特性的他指出：“现在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走强，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已经变了，外资想进来并购不像早期那么容易了。早期合资的问题现在逐步显现，目前基本上外资私募基金都不占控股地位。”
中英策略驻华首席代表段若石则认为，达娃之争是纯粹的经济活动，如果娃哈哈错了也要接受，不能情绪化。姑且不论是不是民族品牌，即使是民族品牌，也不能为了保护它破坏国际游戏的规则，而应该吃一堑长一智。
“这是个态度问题，玩得起就要输得起。”甘维珍公司首席代表王朝晖诙谐地指出，面对外资并购，“可能一开始不会玩，被人涮了，就认输，吸取教训，下一次就能赢。老悔棋永远提高不了。”
他说，就像路透，大家都觉得是英国公司，实际上是美国在控制。只要品牌不消失，谁能把它运营好，在全世界发扬光大，这就是成功的，毕竟只是商业的问题。一些外资企业进来把中国品牌去掉，新树一个品牌。现在中国公司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谈判的时候条款里会加进去，这就是输得起，学会了下回谈判的时候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你的品牌慢慢地消失。
也有外资在中国吃大亏的。吴限，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工业与技术部副总监，也提到，德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也遇到过与政府承诺不一的情况，因为事先没有约定清楚而导致遭遇了严重劳资纠纷。
德国工商总会一位法律顾问认为：“如果一开始我们了解了情况，就可以把所有的风险讲清楚，也能起到一定防范作用。合资、并购，不管对中资企业还是对德资企业都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中方希望吸引资金、技术，在资本方面考虑不周全，而德资企业希望尽快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风险肯定有一些考虑不成熟的地方，双方都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从更深层次看，达娃的交锋，体现了中外双方对资本游戏规则以及民族品牌如何在开放环境下持续发展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权衡。都揭示了同一个话题：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不仅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更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而最终享有发展主动权。
可靠律师是有力帮手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炜认为，国内的民族企业在成长过程当中应从达娃之争吸取教训，重视律师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国内企业最不愿意出钱的就是律师费。中介费、审计费是必须的，但企业觉得用不着事先咨询律师什么。等到他一吃亏，请律师也只是亡羊补牢了。”
她就达娃商标权之争举了个具体防范措施：“我们会建议把商标按照年限让合资公司使用。用十年，要交多少钱，销售利润交多少钱，一一明确。这样就可以避免今天的复杂局面出现。”
同样是来自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的王建则表示，律师会从比较保守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现在结婚，将来离婚怎么办？律师就会考虑到坏的情况。在类似的谈判过程中也会想到，发生不好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把结果尽量反映到交易文件当中。”
“律师在代理客户服务的时候，在谈判桌上看得会很清楚，可以想象达能和娃哈哈1996年的谈判，好比两个人新婚”。王建说。实际上，在与外资谈判过程中，谈判过程是一个商务信任过程，但是双方各带律师上场，应该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尊重的表现。
应对“外来狼”是一方面，中国企业去国外并购投资，又该如何避免风险？叶小炜认为，同样需要重视中介机构的作用。国际并购中要选一个有国际化经验和当地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利益。
她举例说，国内一家企业到美国加州并购了一家企业，聘请的是国内的律师，他们不了解加州环新法很快要出台，而且那家加州企业历史上曾有环保问题。买了之后，不但不能在当地运营，还要负担以前污染的责任，这样的并购不能说是成功。“假如找了当地律师，可能就会避免这个问题。”
法律只是资本谈判的一个部分，北京产权交易所业务总监张大为认为，如果并购案例发生在中国，也可以有效利用正在迅猛发展的产权市场。产权交易制度是中国独有特色，是在公有制向市场化转变过程当中的不容回避的现实。北交所是一个公开的鉴定机构，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并购，股权清晰的民营企业的产权变更，并购活动都可以经过交易所。“它能够在公开竞标竞价中实现资本最大增值，实现股权的有序转让。”同时，因为交易制度的设置，“像外资并购之后放弃民族品牌的情况在产权交易所里都可以避免，因为交易规定就包括这项内容。否则就是违约。”
学习并参与规则制定
在并购新规出台后，有关官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表面上看，以并购新规为标志，中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更严、门槛更高，但这并不预示着要给外资戴上紧箍咒。加大监管力度与利用外资政策并不矛盾，恰恰是为了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维护好国内产业安全。
“从引进外资的角度看，国家有关部门也要吸取经验”，叶小炜说。在她看来，民营企业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拿不到资金，必须跟别人合资，把股权转让给人家才能成长，要不然在激烈的商业活动中没有办法发展。国家对于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给予了多大的帮助呢？帮助很小。即使现在国有银行已经开始考虑中小企业融资，但真正操作起来，对大多数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而言，还是困难重重。
此前凯雷徐工并购之时，甚至更早，就有业内专家呼吁，国家应该出台反垄断法，并购促进法等，规范和保护公平交易，防范廉价并购。
“很多大型民营企业倒了，倒就倒在并购路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在2007年并购年会上说：“这么多年，前赴后继的奔向失败看来并不这样简单，有可能产生中国特殊的并购思维。”
特殊的并购思维是什么，王巍并没有给出答案，各方仍在探索答案。
有一点不容置疑，学习、提升、掌控跨国并购规则，甚至学会输得起才能赢，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参与国际竞争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