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真正的“一大”南湖租船人？

　　这件事似乎已有定论，大凡讲述中共党史，都有明确记载: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的事，这是王会悟的主意，也是由她去操办一切的。

　　当我看到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一章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8页上讲道:

　　由于经常为《共产党》写稿，父亲(指茅盾——笔者注)与李达的交往也就日趋密切。那时父亲的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她比父亲还小两三岁)从乌镇来到上海，父亲把她介绍给了李达，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其实，关于南湖租船人的史事，我早年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只是苦于没有文字记载可以对照查证。现在，有人这样明确地叙说，太令人兴奋了。我的父亲孔另境是“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时的租船人，他曾配合过王会悟的秘密工作。虽然已是错过的历史，至今有人补充述说它的过往，把一段光荣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仍有很重要的意义。

　　1964年4月，我曾陪同父亲回家乡乌镇一次，那时交通颇为不便，从上海出发，先坐火车到嘉兴，再转坐内河的船到乌镇。回程时，当然也要到嘉兴转车，那天，父亲特意预留了时间，提议去一次南湖。我们父女俩在南湖岛上的烟雨楼前拍照留念，还特意在南湖游船前驻足。那天，这条船并不停靠在岸边，远远地望过去，湖中泊着一条颇为“典雅”的船只，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父亲对我说，这条游船可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我还稚气地问他，它真的就是1921年租用的那条船吗？父亲笑了，接着他说起当年租船的事，显然，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他指着湖边的房子说，此地我熟悉，当年我就是到这儿来租船的。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悟租船，由我出面去办很方便。

　　再早几年，大约1960年前后，父亲有两次很晚才回家，他说到嘉兴议事开会去了，为修复“一大”开会时租用过的船。我问，为什么找你？他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去介绍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他们还请了其他熟悉情况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收到南湖纪念馆寄来的两张方形照片——《南湖革命纪念船》、《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船舱》，说是修复船的实景，请父亲提出意见。这两张照片至今还收藏在我的资料夹里。

　　然而，此事也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在我的日记里曾有一段记录，不妨抄录下来:

　　1979年7月29日星期日下午去徐恭时家，他非常用功，掌握材料很多。几个月前(3月18日)他对我说，他知道“一大”南湖租船的事与我父亲和茅盾有关。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今天又特意去问他关于南湖租船的事。回家，又问了母亲，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沚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在恢复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这船，对这船的格局提出意见。

　　徐恭时先生早年(1961－1962年)曾是“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他们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同时也访问了与茅盾有关的一些亲友和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掌握的“南湖租船人”信息，大致也源于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但是，没有看到他们当年的资料记载，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

　　那么，茅盾是否知道召开“一大”会议？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74页说:

　　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我是1920年10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和我同时参加共产党小组的还有邵力子。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烔明的邀请到广州办教育去了，我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李汉俊此时忙于召开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够忙了，仍努力为《新青年》写稿……“一大”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陈独秀当时尚在广州，并未出席“一大”。上海出席“一大”的是李汉俊和李达。“一大”以后，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也与国际代表，在建党问题上意见分歧……

　　其一，1991年冬季和1992年8月，桐乡人柏春带着录音设备，两次赴北京看望和采访了王会悟，听她亲口讲述1921年的历史。王会悟用浓重的乌镇口音讲述1921年在嘉兴南湖举行的那次重要会议情况:

　　上海侦探很多，“一大”没开完就被发现了，李达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是书呆子……有人提议去西湖。我说怎么能去西湖呢，已经被巡捕房注意，即使到了杭州也是要被察觉的……刚开始，大家讨论，后来结论是，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还有人说，会总是要开的嘛。于是，我就说，要去一个大家想不到又可以去的地方……我说到一个大又不大，小又不小的地方去。去南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董必武特别赞同。

　　谈到为什么提议去南湖时，柏春的录音带里再次传出了王会悟的亲口解释:

　　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其二，在乌镇西栅王会悟纪念馆，在题为《“一大”卫士——王会悟》的展览文字中有一节“再献良策到南湖”里介绍:

　　……于是，王会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市区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还预定了一桌酒菜。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

　　王会悟虽然不是正式代表，但她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出色地确保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王会悟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显然，王会悟在回忆中突出了她个人的功绩，这是她应该有的光荣。别人似乎不便补充和更正当时鲜活的情况。父亲生前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当时的有关细节，大约也出于此心。然而，细节的真实，才是时代的真实。为了准确无误，2008年3月29日，我拨通了北京茅盾之子韦韬家的电话，向他核实情况。如今已84岁高龄的他，再次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是其父母亲在世时讲述的史实，他耳熟能详并记忆犹新。

　　考虑再三，我决定把这件事记述下来，使之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得无踪影；或者，若干年后有史家考证时，可以作为有关材料的补充。是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