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四)——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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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第4章 费尔干纳的黑色六月
第比利斯悲剧发生后,毁灭国家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在费尔干纳挑起事端。这些事件引起的反响要小得多,但其残酷性却远远超过第比利斯。
起初当地政权希望把流血冲突看成是共同居住在费尔干纳河谷的乌兹别克人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之间由于日常小事而发生的冲突。然而过了没几天,事件的那种真正可怕的规模便开始显现出来。
1989年6月6日,时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拉菲克?尼沙诺维奇?尼沙诺夫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该议案在提交审议时,有过一次对话,从中不难得出结论:
主席(戈尔巴乔夫):尼沙诺夫同志,请讲。
尼沙诺夫:首先我要说,最近这些天来发展成为具有全民族性质的事件,起初是从小的生活冲突开始的。说到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费尔干纳河谷生活的历史,我想强调的是,在45年前乌兹别克人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接纳了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为他们创造了一切生活福利条件和劳动条件以及受教育的条件。
主席:住在那里的有多少人?
尼沙诺夫: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6万。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的有1.2万。他们全都有相应的工作,受到关照,还参加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工作,其中有各级党委成员,还有地方苏维埃代表。一切情况都不错。
可是近些年来,大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提出,要求把他们送回故乡。最近几年由于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不过冲突的产生完全始于市场上买卖农产品时发生的日常生活矛盾。有一个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由于嫌价格高,对待卖自产蔬菜的女贩子就有些粗暴。结果顾客把装麝香草毒的秤盘子给打翻了,当时在场的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就动起手来。后来打架被制止了,可过了一会儿,一群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袭击了当地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被殴致死。经过工作,局势总算控制住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出乎当地公安机关预料,也出乎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和乌兹别克人的预料,一大批年龄在十五六岁和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也可能是服用了兴奋剂,手里拿着钢筋之类的东西,开始袭击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住宅。与此同时,闹事的乌兹别克青年拿着铁链子、斧头、棍棒,见人就打,还纵火焚烧土耳其梅斯赫蒂人的房子。种种野蛮表现酿成了悲剧。
根据我们的资料,到今天为止,死亡大约50人,其中有35人,也许还要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0人为乌兹别克人,1人为塔吉克人,l人为俄罗斯人——他是维持秩序的,遇难情况很偶然。在失去控制的那段时间,烧了几座上宾房子。由于全苏和地方执法机构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加之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内务部门介入,现在局势已得到彻底控制。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现在都进入了他们的永久居住区,有些人还被我们撤进了军事防区,安置在兵营里。相应的生活条件和安全都有了保障。发生冲突的所有地区,都由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实行戒严。应有的秩序得到了保证。
昨天和今天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一直在控制之下。我们希望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和政府部门能够把局面控制在地方范围之内。我到那边去过,既会见了在聚居区居住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也会见了安置进军事防区的那部分人。我以党组织和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谴责了乌兹别克青年人的野蛮行径,并向我们的兄弟姐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歉意。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贯彻到底,为他们建立一切必要的条件。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人民——所有居住在共和国土地上的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卡拉巴赫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他们都是好客的、热爱劳动的、谦虚的人。我认为,这次发生的野蛮行径已经引起了大家共同的谴责,同时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主席:请继续提问吧。
场内:尼沙诺夫同志,请您谈谈,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发生过民族冲突的情况吗?您是怎么调整这些关系的呢?
尼沙诺夫:过去发生的冲突都是个别的,完全都是因为生活小事。这类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事件从来没有过。在民族关系上出现问题这是第一次。
实际上这次由于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并不是一桩酒后斗殴引起流氓闹事的普通小事,它是在库瓦塞城爆发的那场可怕事件的发端。但有些人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像这只不过是乌兹别克青年和土耳其族青年为了鸡毛蒜皮吵了一架而已。
费尔干纳州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用摄像机把5月23日发生在这座城里的事件详细记录下来。向人群发表演说的有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州检察长、州党委第一书记。而且,当天下午广场上挤满了一群群乌兹别克青年,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有的还服用了毒品。他们不断叫嚷:“土耳其人懂个屁,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他们走向乌兹别克人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混合居住的地区,投掷石块,挥舞铁棒、尖刀,还用上了炸药包。直到午夜两点人群才被驱散。
第二天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好事之徒开着车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煽动百姓说,土耳其人在库瓦塞占据了经济贸易方面的主要职位,处处排挤乌兹别克人(实际上土耳其人主要在水泥厂当工人,在建筑业和果园工作),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
骚乱的浪潮波及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杂居的许多居民点。
煽动者全部汇聚到塔什拉克区。他们逢人便讲土耳其族人在库瓦塞的“兽行”。6月3日一早,愤怒的人群开始聚集。在这些具有敌对情绪的青年人中很少有塔什拉克人。外来人号召人群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实施报复。暴徒们冲上街头,一路上又打又砸。土耳其族人的房屋烧着了,妇女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从费尔干纳派来的民警试图阻止愤怒的年轻人,但暴徒越聚越多,最后达到3000人左右。他们在四郊东突西闯,晚上回到塔什拉克。打砸抢在继续发展。先是土耳其族人的家遭到抢劫,搞得人人担惊受怕,后来又发展到把燃烧的火把和燃烧瓶扔进窗户里。当局紧急把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撤进区党委大楼。几百名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在区党委会议大厅找到了临时避难所。
第二天人群开始对区党委大楼发起真正的冲击,要求把土耳其族人交出来。区委第一书记和区执委会主席发现守住区委大楼已不可能,为了拖延时间,便提议由自己充当人质。区领导能够作出这种行动,很需要一点勇气——人质受尽侮辱,受到拳脚交加的待遇。人群威胁要把他们撕碎,要烧死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区民警分局。冲击一直进行了4个小时,15名民警都伤势严重,其中一位很快就死去。这些天烧毁的房屋有43处,遭到抢劫的170处,烧毁汽车10辆。
先说点后事。我要告诉大家,后来受到法律惩处的共12人。他们被控于1989年 6月  4日在塔什拉克区犯有谋杀罪。现在仅举出一桩野蛮事例。
6月3日至4日夜晚,这群年轻暴徒拦下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四名从骚乱的奥拉奇村出逃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其中还有一位妇女。他们先是把这四人暴打一顿,然后放火烧汽车。对四个人的恣意凌辱持续达数小时之久,然后又把打得半死的人拖到野地里,捆绑起来,扔下不管。第二天早晨杀人凶手又跑了回去,给土耳其族人浇上汽油,把他们活生生烧死。
组织集体凶杀的头头被判处极刑——枪毙。
6月 4日莫斯科得知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已经由地区行动发展为大规模骚乱。它席卷了该州好多个区。局势已经失控,变得难于掌握。暴乱有好几个发源地。暴徒们的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先是肆无忌惮地给人们“洗脑”,为此聚集起500—1000的人群,然后是袭击土耳其族的住宅,抢劫、纵火、杀人。
由6月3日到4日的夜晚,苏联内务部的内务部队为维持秩序开始陆续抵达费尔干纳州。部队一到,就被投入杀人放火等暴行最为严重的地区。领导各小分队行动的是苏联内务部队首长沙塔林上将。
我不想再详细叙述当时别的区,各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情况,但是请相信我,它太可怕了。我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但愿别人永生永世也不要看见。
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中世纪时,许多国家都曾有土耳其军队驻扎过,当时他们是残酷的占领者。但他们的后代早已完全是和平居民。这样的后代在梅斯赫蒂最多,那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州,与土耳其接壤。
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阿哈尔奇赫区,一共有220个土耳其族村庄,居民成分主要是土耳其族,但也有叶梅尼亚族、格鲁吉亚族。生活大体上过得还不错,从事农业,种果园,编织地毯——这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手工艺。
20年代对这个族群开始施加压力。1926年之前,各村小学教的都是土耳真语,可是到了1937年,教学改成了格鲁吉亚语,而大部分土耳其族人并不懂这种语言。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剥夺格鲁吉亚居民中穆斯林族群的民族认同感问题。土耳其族人,还有别的穆斯林,都被迫改换格鲁吉亚姓氏,改换族属。
土耳其族参加卫国战争的有4万多人,其中约有2.6万人牺牲在各个战场。8位土耳其族同胞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有可能同土耳其爆发战争的危险,以及土耳其国境的近在咫尺(大约60—70公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把土耳其族从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带强迁出去的客观理由。1944年11月14日深夜,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梅斯赫蒂地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共迁走了10多万穆斯林信仰的居民。
列车一直朝东开。到了12月中旬,头几批土耳其族人开始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移民们主要安置在费尔干纳及其郊区——科坎德、塔什拉克、库瓦塞和马尔基兰。一般都是成建制地安置。在城里的人都进工厂、到基建上工作,主要是当工人。农村地区主要是种棉花,搞畜牧,种果园。大部分土耳其族都是农民。受高等教育的很少。塔什拉克区的50名土耳其人中,只有8人上过大学,18人上过中专。
孩子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学校学习。日常讲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但既不懂土耳其标准语,也不懂土耳其的科学语言。就连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也逐渐被遗忘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土耳其族的惊惶不安,他们害怕被同化之后作为一个民族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他们梦想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解放自己已经放弃了40多年的家园的想法。他们并不希望给格鲁吉亚造成混乱。
总之,战时的民族迁移成了民族冲突的一个因素,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到了和平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又爆发出来。
很遗憾,这样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6月4日以后,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冲突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应该到当地去把问题搞清楚,去解决那些在内务部队和民警的保护下栖身军营的人们的命运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卡德罗夫早就在6月3日从全会上直飞费尔干纳,他不时给我打电话,对着听筒喊:
“应该有所行动才行!他们随时都可能从这里动身,所有的1.5万人同时走,要回去,回到费尔干纳去。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莫斯科的梅斯赫蒂人代表也找到我,看样子都是些常驻首都的,自称是“返乡委员会”的,要求我不必急于一时,也不必十万火急,但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得彻底:
“请把梅斯赫蒂人送回梅斯赫蒂去。那是我们的土地,不是格鲁吉亚人的土地……我们明白,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迁过去,那就先从一小批开始好了。而且应该立即解决民族自治的问题。”
卡德罗夫在电话那头发火:
“哪来的委员会!我们这儿也有个委员会!就在军营里。您过来吧,跟他们见个面。他们非常明白,回格鲁吉亚是将来的事,忙不着。现在他们要求的是能过上人过的日子。这里可都是些孩子、老人……”
“那你就把他们弄出来,”我对卡德罗夫说,“把时间告诉我。马上给你派飞机。”
当时俄罗斯有好几个州已经做好了安置难民的准备。这个问题俄联邦领导解决得倒挺快。
“不行,”卡德罗夫挺固执,“他们不同意。他们希望能跟哪个国家领导人谈谈。他们希望了解以后的安排。”
一群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6月9日正式找到我,提出了请求和建议: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考虑到您生性仁慈,务祈飞临费尔干纳。相信大驾临幸之日,当为人民平静之时。受损的社会经济正立待恢复。”签名的是14位代表。
最后作出决定:6月2日一早飞往费尔干纳。跟我一块儿去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现已去世的切尔比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当时还没有从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上退下来的尼沙诺夫。
说来也许是个巧合,当费尔干纳悲惨事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总书记又跑到国外去了,这一次是到波恩。我的手头现在还保存着 1989年 6月 15日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东方真理报》,头版刊登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微笑的戈尔巴乔夫在波恩市政厅阳台上向德国人招手,还有一幅则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为眼前的悲哀所震惊,站在费尔干纳梅斯赫蒂人被烧毁的房子前面……
我们眼前的费尔干纳酷暑难当,一片寂静,街头是无数岗哨,梅斯赫蒂人的房屋被烧毁了,坍塌了,它们原本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房子……
在我公布的照片里,死亡和血腥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但我还是不能不说,那些被打死的人,那些被兽性折磨致死的人,他们的尸体都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才好不容易找到的,而且直到我们走了以后还在搜寻之中。仇恨再次把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代价是多么高昂啊!,
晚上到达市里之后,我提议立即前往难民营,可是卡德罗夫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当天正是埋葬死难者的日子。聚集在现场的人——那可是好几千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哪——坚决要求开棺。被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和烧焦的尸体,使整个难民营处于极度激愤之中。据传来的消息,在这种局势下,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地谈任何问题,而且,安全也大成问题。
但是我非常明白,不到难民营,不同他们的委员会见面,我这一趟费尔干钠就算白来。我向共和国领导宣市,明天上午9点我到难民营去。。
整个一晚上卡德罗夫都在同难民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他们作出共同决定,我们的会见明天上午在难民营进行。委员会为代表团创造谈判条件和保证代表团安全。
一大早我们乘大客车出发了。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震惊了:这里怎么能生活?完全是一片焦土,一片不毛之地,没有一棵树,营房到处是露着天的窟窿,架着军队的帐篷,水是用罐车送来的,晒得几乎到了快要沸腾的程度……
我下了大客车,走上了一道由许多壮小伙子挽着胳膊组成的特别长廊。别的男男女女、老人,还有无处不在的孩子们,都挤在他们身后。周围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嚎声。两名妇女立刻走上前来抓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人廊,朝营房走去。那边正在等着我们。那就是卡德罗夫所说的委员会。还有就是老人们、长者、议事代表。
谈判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讲话的是一个妇女,就是把我从大客车接过来的两位妇女之一。谈话进行得很生硬,但很安静,任何人只要想要叫喊,或是表露出一点点胸中澎湃的感情,都立刻被她严厉地喝上。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乌兹别克人的坏话,没有翻老账。相反却说:
“当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他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我们……
然后又说:
“可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大学的人有多少?您知道吗?他们当中梅斯赫蒂人又占多少?这就是问题嘛!我们,是干活的牛马。我们只能在黄土地上打磨磨。这就是人们指给我们的路,不是直截了当,但却是毫不含糊。我们再也不愿意这样活着了。我们要回格鲁吉亚。不一定要明天,或者后天,我们明白,那边已经有别的人把我们的士地占了。但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做个原则性的决定……”
谈判中作出紧急决定,用军用飞机把难民营的人运送到俄罗斯腹地。早在我起程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可以在俄罗斯联邦的8个州安置他们,而军用运输机也在费尔干纳机场做好了准备。
不过谈判结束后并没有让我们立刻就走。还是同样的一套办法:由壮小伙子组成的人廊,由两名妇女挽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胳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人,需要由妇女们来挽着胳膊。后来才听有人对我说,他们有个风俗,就是如果一个男人跟妇女在一起,那么谁都不许动他。所以她们才从两面夹起来保护我。
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讲台,l.5万群众——老人坐在晒得滚烫的土地上,妇女们穿着黑袍,还有孩子。下边一片嗡嗡声。不是交谈声。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痛苦的呻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还是后来。仿佛是那晒得焦烫的土地发出的悲痛欲绝的心声。难怪这片靶场的名字叫做“仇恨和悲哀之营”。
一个与我同行的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宣布让我讲话。全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讲话很短。宣布了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号召他们赶紧迁移到新住地去。这时从前排站起一位白胡子长老对我说:
“在接受您的建议之前,请您回答我们,雷日科夫同志: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在40多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是他们的错吗?”
“不,”我回答。“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党已经有了相应的评价。”
又问:“在这次野蛮的大屠杀中,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错吗?”
“不,”我回答,“不过乌兹别克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错。40年前他们收留了你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你们。有罪的是那些挑起民族纷争,肆意打砸抢和凶杀的人。”
我当场下了保证,同时也在共和国的其他场合下了保证,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对那些匪徒和暴徒绝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其中包括幕后的黑手。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视察了难民营之后,我又同共和国以及中央机构的领导人商量了一些问题,听取了他们对局势以及刑事案件侦查情况的详细汇报,然后前往安吉让、纳曼冈等地,视察了一批国营农场和工厂,出席了多次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乌兹别克人的会见。
后来查明,参加暴行的甚至有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就使得事件具有了另外一种色彩。下面引用一段共和国报纸上的报道:
……据雷日科夫称: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各种情况。这需要时间。不过即使在今天,有一些情况也还是清楚地显现出来。比方说,卷入暴行的居然有个别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我要把那些向暴徒提供汽油、运输工具,用酒把青少年灌醉的人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要迫使他们对那些无辜的人们作出回答。我这一辈子见过的事情不算少,可是要跟昨天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难民营里的所见所闻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杀人犯和强奸犯可以按罪量刑,依照法律严惩不贷,可是那些玷污了党的威望、乌兹别克人民美好名声的共产党员呢?他们应该受到特别的惩罚!……
帮助暴徒作恶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是极个别分子。他们受到了最严厉无情的惩罚。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想办法制止这次野蛮的暴行。至于塔什拉克区那两位领导人的功绩,前面我已经提到。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骨干分子大会之前,我们请了一些几十年在一起比邻而居的人过来,事先对这次残酷至极的民族冲突作了一次“总结”。
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其中43具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2具为阿塞拜疆人,35具为乌兹别克人,5具为俄罗斯人。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有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这就是费尔干纳事件的可怕后果。
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其中1.6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
当我在民族仇恨野蛮暴行肆虐的几个区视察时,并没有急于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下结论。我的任务在于立即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制止互相残杀,深人研究事件的真正根源。这一立场可以从我在乌兹别克电视台答记者问中得到证实:
我们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目的是就地搞清近来此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是从视察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栖身的难民营开始的。那些梅斯赫蒂人丧失了自己的牺身之所、住宅,或者干脆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来到部队的打靶场避难。我们跟委员会的成员们谈了话,他们是人民选出来跟我们对话的。对话进行得很艰难。
现在看来还很难下最后的结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应该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应该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我们这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出这样的事?为什么突然之间.简直就是在几天之内,从5月23日到今天,在国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产生了如此悲惨的后果?的确是悲惨的后果,别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为什么对 45年来一直跟乌兹别克民族并肩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突然表现出如此的深仇大恨?
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尽管悲剧已经发生,尽管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精神压力很沉重,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但照我的观察,他们依然珍视乌兹别克人民长期以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至今依然在说,我们不责怪乌兹别克人民,他们不该负责任。这是,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起作用。我们请政府,请我们的党要彻底搞个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实际上对我们下狠手的是谁,搞得我们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对今天共和国国内局势,评价应该是这样的:它很紧张。尽管在费尔干纳州,以及在我们所处的科坎德,并没有出现6月7—8号那种事件,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还是存在。他们害怕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民族身上。
以我的看法,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不能没有互信。大家比邻而居数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对方:你是什么民族。我们跟人们谈心,到过两个工厂。那里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来不问谁是乌兹别克人,谁是俄罗斯人,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谁是土耳其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但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得出的结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把最优秀的检察人员派过来办案,他们已开始着手认真细致地调查分析每一个事件。
我们要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当然,对每个人都要按罪量刑。但最主要之点在于,这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对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一群半大小子,哪怕汇集起来的有好几百号人,但若要他们在好几个州都造成这种简直是恐怖的态势,那是不可能的。以我们的看法,问题恐怕还有更深的根。
我想,共产国的党组织,将要召开的骨干会议,最终将会对事件作出正确评价。我相信,共产党人一定能查出在乌兹别克斯坦造成这类事件的原因。我绝不会放过共和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定有深刻的根源,没有根出不了这样的事。
问:现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迁徙工作开始了。昨天我在报道中说,他们是热爱劳动的人。不论他们迁到哪里,他们都会把农业搞起来,把村庄建起来。我不敢说他们到了那边便就要定居。借此机会我想问一下,梅斯赫蒂人是不是临时迁居呢?请问,这个民族迁回格鲁吉亚故乡的事究竟将如何解决呢?
雷日科夫:情况是这样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要求迁回45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迁回格鲁吉亚的某些区。我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原因有很多.而且格鲁吉亚也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局势。因此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咱们把这些人迁回去吧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同格鲁吉亚领导人磋商。
最高苏维埃打算在民族院建立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由它同有关加盟共和国一道来负责开展这项工作。
当然,这就需要时间。我们绝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急不来的,但它会得到解决。
明摆着,把这1.5万人继续留在难民营,天气热得这么可怕,住帐篷,没有任何生活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局势的发展使得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互信遭到破坏。我还要再重复一遍,发生这样的事,不能责怪乌兹别克人民。
俄罗斯联邦有8个州同意接纳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但提出的申请是把他们分送三个州,同其他民族一道混居。现在把这些人送到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理解,迁徙到永久居住地的要求还会提出来,所以我们再次声明,不但在同委员会会见的时候,而且在会见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们都一再确认:这是个临时措施。只要问题一解决,人就迁走。眼前我们还看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孩子们应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委员会和全体人民的支持。
我还要重申:要深入分析发生的一切,要建立信任,要心平气和。乌兹别克斯坦有许多民族,可是今天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摩擦。走到这一步自觉不自觉都是由缺乏互信引起的。我看,这件事需要时间。只要有了巨大的信任,只要有了相互尊重,看来事情就会有前途。我们坚信这一条。
自然,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以及对各加盟共和国政治领导来说,首先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就是:这次野蛮的冲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回答。还有部分回答后来是靠补充分析才得出了结论。
总结了大量形形色色的说法,以及护法机关对事件侦察的结果后,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非常明显,费尔干纳事件绝不是什么部分居民搞起来的自发事件。领头闹事的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
自1988年秋季起,该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开始露头。费尔干纳政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大会上居然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俄语,那些外来户早就让我们腻歪死了。”对此竟然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有人专门散布谣言,说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把非穆斯林赶出去。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在许多城市,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口号:“把鞑靼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统统赶出乌兹别克斯坦”。
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突然有人举起了标语牌:“俄罗斯人滚回自己的俄罗斯去,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快滚回克里米亚去!”当时在安吉让还有人散发传单,上头有这样的话:“……不要对俄罗斯人让步……他们忘记了在困难年月跑到这边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不上…??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他们的地方!”1989年2月在塔什干,气势汹汹的流氓歹徒对电车上的乘客大打出手,嘴里喊:“杀死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让乌兹别克斯坦腻歪透了!应该把他们吊到电线杆子上!”
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挑起乌兹别克人同俄罗斯人的对立。不过正如俗话所说,“小曲离不开词儿”,而且,这也不是乌兹别克人民的看法。他们知道俄罗斯人并没有压迫他们,也没有搞殖民主义,相反却倾其所有来提高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
这就是对该共和国人民有计划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情况。再往后就是准备和发动各种事端了。早在198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迪罗连科在《塔什干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曾透露过一些令人发指的事实。根据他的材料,仅最后 3年,该共和国内务部门就破获了700个犯罪团伙,其人数几可组建一个整编师团。1988年,在马吉兰几乎是公开招募将来愿意参加骚乱的“志愿者”。12月份这些人又接到通知:“等待信号!”
在科坎德举行了宗教会议,参加的几乎有乌兹别克斯坦所有各州的人民代表。会上公开讨论了成立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在这个城市,武装群众亮出了口号:“掐死土耳其佬!掐死列宁的孝子贤孙俄国佬!伊斯兰旗帜、穆斯林信仰和先知霍梅尼万岁!”。
费尔干纳州从2月起就几乎已经是在公开制造武器——用钢筋打造长矛,还有自制炸弹,燃烧瓶。
难道共和国领导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吗?难以想象。
参与闹事的有许多年轻人,有大量刑满释放分子和无业人员。他们常常喝得醉眼迷蒙,或者是吸食了毒品。
不仅有人要问:“怎么会如残忍和暴虐呢?真是难以想象!这难道是乌兹别克人的民族特点吗?”不,不是的。全世界都了解,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化的民族。没有恶劣的人民,只有恶劣的个人。残忍的行动是隐藏在地下的指挥中心一手操办的。正是这个中心挑选了一批打手,在1989年6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
我和一些发言人在6月14日塔什干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所发生的一切作了评估和分析。许多问题都同现在说的这些有联系。我还试图把闹事同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局势联系起来。
最近5年来,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低,它落在了居民人口快速增长的后头。居民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大大低于全苏平均水平,而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又进展得非常不尽如人意。
生产发展落后,它向单一棉花作物的倾斜,造成每5个成年劳动力就有1人不能参加社会生产。正如所知,居民的其他就业形式当时还不存在。这样,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犯罪群体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资源。
对共和国领导层也进行了政治评估。
相当有意思的是国际上的反应。作为例子,我想引用BBC的消息。它对事件以及苏联政府当时的态度,作了比较全面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向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梅斯赫蒂人保证,对其想要回归历史故乡格鲁吉亚的要求将正式予以审议。二战期间被斯大林强行由格鲁吉亚撤迁的梅斯赫蒂人,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土著居民袭击的对象。然而把梅斯赫蒂人迁回格鲁吉亚之举是否可行呢?请看BBC驻俄记者的报道。
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强行迁徙的大部分民族,在50年代末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之后,又获准迁回故乡。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所有这些人又在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南方草原地区恢复了自己的自治区。
但在通例之中却有四个特例,那就是苏联远东的朝鲜人、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蒂人。这些民族虽随着时间推移摘掉了叛徒的帽子,但却未获准返回故乡。官方从来没有解释过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原因,而且,在勃列日涅夫年代,强迁少数民族的问题一直在禁止讨论之列。但实际上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被驱赶民族故土的地方当局坚决反对他们回归。因为经过这段时间,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已经变得人口稠密,而当地居民同被强迁的民族在宗教信仰和民族归属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如果把梅斯赫蒂人迁回原地区,最大的困难在于生存空间。梅斯赫蒂地区位于格鲁吉亚西南部,是一个高山深谷地区,耕地极少。战后大批格鲁吉亚人被强行迁入梅斯赫蒂地区。这样一来,在那里已繁衍了两代的农民,将竭力反对大批梅斯赫蒂人的归来。
然而也不排除另一种立场,就是从格鲁吉亚居民的整体来考虑民族归属问题。有些梅斯赫蒂人讲格鲁吉亚语,自称格鲁吉亚人。他们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于 18—19世纪占领梅斯赫蒂时期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
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宣称,可以把这批梅斯赫蒂人接受下来,让他们在格鲁吉亚人当中同化。格鲁吉亚当局大概是同意这种想法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梅斯赫蒂人讲土耳其语,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在70年代,其中一些领袖人物提出要求,如果不许他们回到梅斯赫蒂,就批准他们到土耳其侨居。今天他们希望能在格鲁吉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民族自治州。
这些操土耳其语的梅斯赫蒂人大批返回格鲁吉亚,以及可能在当地建立异族实体的前景,已经引起格鲁吉亚公众的惶恐不安。应该看到,当局对待这种情绪特别敏感,因为他们知道,对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任何潜在威胁都可能多么迅速地引发群众的不满。
去年在格鲁吉亚东部发生的骚乱,起因就是有消息说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在那边收购土地。4月在第比利斯发生过示威游行,后被军队驱散,最初的原因也是抗议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的要求。
格鲁吉亚人同时也会把梅斯赫蒂人迁回一事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许多回归格鲁吉亚的家庭已经遭到袭击。苏联政府最终恐怕还是会要求强迁出去的民族留在目前的居留地,以避免再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同时,在文化领域,将给这些民族以更大的自治权。
我做了保证: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要求将正式得到审议。说老实话,我的确是打算跟格鲁吉亚领导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是否有可能让部分梅斯赫蒂人回去。其中就包括那些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他们同化起来比较简单。但大部分梅斯赫蒂人讲的是土耳其语,他们是穆斯林,格鲁吉亚未必能同意“异体”民族进入本国。还记得那个口号吗?“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我还记得。我想向读者介绍我在那些日子收到的已封存在我个人档案里的格鲁吉亚来电:
尊敬的主席:
我知道您博学,也知道您善思。然而您于6月4日在电视台发表的谈话还是使我感到惊讶。难道您没有发现,把一个民族称之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不严肃么?为什么您也要跟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呢?您应该知道,有土耳其人,也有梅斯赫蒂人,亦即格鲁吉亚人。您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民族。还有:两个起源相近,有同一信仰的民族,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可为什么要把他们塞给我们呢?您难道不觉得您作出的让步,会推动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中亚地区的人和别的什么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把同样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也就是把我们这些加盟共和国土地上慷慨地住满了的外族人都驱赶出去吗?.
主席同志,您要小心!您点燃了民族之间的火焰,您将会召来风暴。顺致深深的敬意。
《阿扎尔日报》记者帕特伊什维利于巴统
近年来,当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格鲁吉亚北部的时候,这位记者不知又有何感觉?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不是还没有迁到那边去吗?
召来风暴的不是我们,我们是同风暴作斗争的人。为什么现在又要把俄罗斯的青年士兵请到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中间地带去设立边防哨所呢?南奥塞梯的情况又怎样了呢?我看,我就不必再提醒尊敬的记者先生,他的故乡阿扎尔出了哪些事吧?
那么,我还能对什么抱有希望呢?我想起我坐在难民营的木头长凳上聆听那些人倾诉的情景。他们是那样的疲惫,就连哭泣的力气也丧失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的那些格鲁吉亚同事们,他们不希望相信,但还是不得不相信!其实,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梅斯赫蒂人一迁回去,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他们看做对自身完整性的威胁。当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张嘴说希望分离出去的时候,不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吗?其实,已经出现过梅斯赫蒂人自发迁徙到格鲁吉亚去的事例,可是,唉,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格鲁吉亚人的表现,说得客气点,真没有一点好客的风度……这些我了解得都很清楚,所以才不敢坚决下保证。
上帝可以作证,后来,我曾多次为此作出努力……当我彻底明白,格鲁吉亚绝不会给予梅斯赫蒂人以栖身之地的时候,我曾向我国立法部门的领导提出过一个特别的妥协办法:希望我们能选举哪怕一名梅斯赫蒂人的代表当苏联人民代表,并参加最高苏维埃。最好是能选两名或三名。日耳曼人也应该选。不是有代表出缺了吗?例如阿巴尔金就当了我的副手,可以补他空出的名额。也可以补别人空出的名额。这些人进了最高苏维埃后,可以代表自己的同胞说话。
此外,我还建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政府下面正式设几个不具有区域自治权的民族的代表处。我要说,这实际不过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尔巴乔夫彬彬有礼地点头回答。但什么下文都没有。他没有到过费尔干纳的难民营。
现在梅斯赫蒂人在哪儿?有的回乌兹别克斯坦了。有的还生活在俄罗斯。
遇到重要节日,他们就到莫斯科聚会,到练马场站着。还是那个要求:还我故乡!他们的故乡在哪里?唉!太遥远了!现在,那个故乡格鲁吉亚可是没功夫理什么梅斯赫蒂人的事了。而且,格鲁吉亚自独立后就立刻开始迫害那些哪怕有一点点跟它意见不一致的人——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
现在那里的政权更迭了。不过,难道就比过去的强了吗?
“颜色革命”时过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找到民族和谐的道路,反而响起了武器的碰撞声,弥漫着沙文主义的焦臭,人们沉迷在无边的权力欲之中。同俄罗斯的关系遭到不遗余力的轻率破坏,原来的历史、原来的经济联系都被遗忘了,几十万格鲁吉亚人生活在我们国家,并养活故土家人的事实也被遗忘了……现在哪有闲心去管什么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事呢?
我经常会在国内旅行,特别是在中部的几个州。旅行中常遇到“高加索民族”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就是那些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黑色的1989年6月,由于我的提议而被军用运输机送到了俄罗斯腹地。现在跟邻居们相处得很正常。不过眼睛里却流露出忧郁……他们这可已经是在第三故乡了……”
这一章的内容血腥气太浓,有着太多的残酷和兽性。一切都实在是难以忘怀。似乎本该引以为鉴的东西,可是……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到一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报应终于来了,遗憾的是报得还不够狠。
第5章 巴库:谁是罪人?
我现在要讲的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事件,不应该看成是局部事件。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利用出民族牌和民族冲突来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已经好几年燃个不停的熊熊烈火,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注入了营养。在这股浪潮中,带有民族色彩的两地政治势力都力图夺取政权。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一句话,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在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斗争中,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命就几乎一钱不值了。
本章所述事件,主要发生在阿塞拜疆。当时有关的各种版本在媒体上相当多,不过各自的结论却完全不同。现有的材料强调的重点主要是:中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是反对肢解“帝国”,反对民族自决。然而暴行和破坏却被淡忘了——“小事一段”,何必大惊小怪!
有关当时的事件,出现了大量谣言和神话,它们逐渐掩盖了正式的说法。任何一个神话背后,总是能看出事实的影子,但同实情究竟有几分相似,那可就说不准了。凡是资料不足的地方,谣言和想象就会成为消息的来源。可是搞得不好,对历史的歪曲就会成为对未来的打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巴库的一月事件说个明白,这样做大有好处。我不想像准确的记录似的一件一件地去说细节,那是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的任务是把我国领导人当时的作为曝曝光,说出有关他们的真相。
1989年的岁末和1990年的年初,阿塞拜疆的局势开始越来越紧张。人们的互相指责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口舌之争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武装冲突,演变成为正式文件往来,有的还涉及阿塞拜疆的主权问题。纳戈尔内一卡拉巴赫的分裂主义运动加强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比官方的立场更为激进。土壤已经有了,行动很快也就会跟上。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公民有意抗法的行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显然,阿塞拜疆正酝酿着一系列严重的事件,人民阵线不会善罢甘休。
就在1989年的最后几天传来消息说,在同伊朗交界的国境上有一段大约200公里的工程建筑被毁。根据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报告,参加骚乱的数千人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这是那些不择手段要把和平居民推向同边防军人发生血腥冲突的势力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就蠢到家了。在边境担任防务的基本是俄罗斯小伙子,他们没有使用武器,这说明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可是为什么现在那些发表文章的人却羞羞答答,有意不提觊觎政权的人民阵线分子驱赶妇女儿童,给边境设施破坏分子打前阵呢?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绝不允许流血事件发生。要找出骚乱原因,严惩骚乱组织者。
可是组织边境暴行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在其后的三个星期中,首次出现的公民抗法行动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国家边界在人们意识中始终是守土卫国的象征,而 12月份对国境的破坏行动则是苏联存在数十年来的破天荒头一回,但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不断报道有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事件。数十名年轻的俄国士兵在那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正是那个时期的后遗症吗?当时,为了对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就容忍了对高加索地区国境的无理挑衅,这样一来,别的国家还会把我们的国境当回事吗?有些玩弄他人思想的人是多么善于迅速见机行事啊。他们当时居然说:“一个极权国家,还用得着跟它谈什么边境吗?就连帝国本身,对我们来说不也是无足轻重吗?”既然这样,那么这些冠有地缘政治概念模糊不清的“独联体”称呼的国家,还有什么可值得保卫的呢?让我们再回头来说说阿塞拜疆。1990年1月初,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比方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得到批准,巴库方面就立即作出了反应。所有这一切使得居民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乃至后来的反俄情绪逐步升级,并为反对该共和国官方政权的政治斗争所利用。集会时愤怒的人群发出号召,要找军人算账,要找亚美尼亚人以及别的民族的代表算账:“阿塞拜疆是阿塞拜疆人的阿塞拜疆!”
破坏局势稳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强行解散连科兰区和扎里拉巴德区的政权机关。武装暴徒力图制造混乱,赶走了那里的官员。虽说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可莫斯科还是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但第比利斯综合征、议会委员会主席、口若悬河的人民代表、律师索布恰克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人,我们军队的威信遭到媒体的肆意践踏。
在这些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又跑到国外什么地方去了。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民族土壤上的尖锐冲突,他一般总是会置身国外。当第比利斯事件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他是在英国。当人们在费尔干纳为民族屠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巴库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子,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麦德韦杰夫惹出来的人,就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那些人也常常陪他到国外去跑。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这样的事件岂是几天之内就能够组织得起来并实现得了的!它们都是前面的因种下的果,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更何况总书记以及后来的总统(部长会议主席也一样)每时每刻都是同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保持着联系的。
我把海军将军切尔纳文——一位阿塞拜疆的人民代表——派往政权失控地区,要他同当地共和国领导一道调查所有问题,并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同当地政府以及运动领导人的谈判,以及每晚所作的态度客观的报告,证实了局势的确十分严峻,整个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可以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事件和夺权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戈尔巴乔夫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也把情况向我汇报。当时在巴库和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重点还在于对两个共和国之间以及两国内部爆发的冲突实行政治调解。问题的焦点就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维吉罗夫始终坚持民族友好立场。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地方。毫无疑问,在那些日子里,如果能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采取根本性的果断措施,那将是唯一能使人清醒的行之有效的行动。但我们和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如身陷沼泽,越陷越深。话讲了一大堆,决议作了不老少,结果却是个零。
1月12日是星期五,维吉罗夫报告说,星期六巴库要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对这次集会感到忧心忡忡。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外地废除政权之风会刮到巴库来,会波及到共和国的中央机构。13号星期六上午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据克格勃和内务部收到的消息,群众大会召开了,但结果还不清楚。大约下午3点,维吉罗夫打电话向我报告,群众大会开完了,经过采取措施,人散了。心这才稍微放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这回可以从总体上仔细衡量,就稳定局势作出决定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小时,维吉罗夫的电话铃又响了。听声音他非常激动,紧张得不得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市里开始发生大规模打砸抢。主要针对亚美尼亚人,不过受害者也有其他民族。正在采取措施,但暴行正波及整个巴库。”
显然,反对势力决定采用极端手段了。
关于巴库的这次暴乱,存在着许多想象和猜测。有些媒体说,行动是刑事犯罪分子和逃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难民搞起来的。还有人说那是中央的刻意挑衅,似乎挑起卡拉巴赫冲突对它有利。
我能够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在刑事犯罪分子和由亚美尼亚逃出的阿塞拜疆难民背后,有共和国内部的某些力量在撑腰,正是他们导演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难民。根据当时的材料,巴库难民总数约为8万人,也就是整个从亚美尼亚逃出人数的l/3。这些人主要来自农村,很不容易适应一个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这还不是现成的破坏法制行动的温床吗!
从这一刻开始,对于这场撕裂共和国的斗争是否能以和平方式收场,是否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已经再也没有信心了。人倒下去了,巴库陷入了罕见的暴乱之中。每个小时都有消息传过来——传到内务部(巴卡京),传到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当然,那些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也都收到了要控制局面,要对加盟共和国护法部门给予最大支持的指示。接着,又传来了对居民残酷施暴情况的更为详尽的报告。有个正在往自己的集装箱里放东西的亚美尼亚人竟被关进集装箱活活烧死。一名男子当着他妻子的面,被从五楼的窗子里扔了出来,后来妻子也被扔了出来。这些事现在就连写起来也觉得沉重。越往后双方斗殴的惨景变得越是可怕。现在,请不要再把这些打砸抢分子说成是民族英雄了。不论披上什么外衣,这些人都是刑事犯。
显然,仅靠加盟共和国自己是难以平息暴乱的。我们还记得苏穆加伊特,那里也有30多人被残酷杀害。当时所有的人都指责中央政府,说它的行动晚了一昼夜。看来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在评估苏穆加伊特地方局势时,稍有犹豫不决,行动略一迟缓,便导致了无法无天制造新一轮杀人惨案的机会。护法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只有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才可能制止暴行。而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的决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作出。
正如以上所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外,必须等他回国。l月13日星期六晚间,全体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到机场迎接他。他已经接到巴库发生变故的报告.了解到血腥屠杀正越演越烈,需要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商讨这一问题。于是当场决定,星期一,即 1月 15日,召开主席团会议。此外,按照通常的做法,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直飞巴库。参加工作组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普里马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基连科。他们于 1月 16日抵达巴库。
然而那边的局势已经恶化。死亡人数已上升到数十人。受伤的人不多。全是因殴致死。暴徒的血腥行动发动后,立刻出现了逃亡,主要是亚美尼亚人。13日星期六有90人乘飞机离开,但暴徒们控制了机场和火车站,再没有允许一个人从这里撤走。人们在最严重的生死关头,在面对死神的时刻,作出了最不寻常的决定:第二天难民潮涌向渡船,仅当天渡过亚速海前往克拉斯诺沃德斯克的即达650人。
我星期天接到消息,得知大批难民开始逃亡,当晚找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副手多古日耶夫,委托他紧急飞往巴库,组织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撤离的人逃脱。从15日起,这股难民潮开始多少进入了一点有组织的轨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5日晚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团成员们得知了过去的两三周该加盟共和国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两昼夜发生的情况。有人提出意见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当局将完全无法控制局势,那时相比之下,苏穆加伊特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建议在巴库和该共和国其他几个地区实行非常状态。但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法罗娃对此坚决反对。然而当大家问她,共和国的领导能否保证公民安全,维护市内秩序时,她却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看来她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有关巴库事件的大量报道都特别强调,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全苏领导没有采纳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意见。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1990年l月15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请求苏联国防部、护法机构及其他执行机构按苏联宪法第81条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当天深夜,尽管卡法罗娃激烈反对,而戈尔巴乔夫又总是两面讨好,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是通过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不过不是在到处发生流血惨案的巴库,而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还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这回我们俄罗斯人的“说不定”又在起作用了。说不定会过去呢?说不定那些暴徒和背后挑唆的人会害怕了呢?可是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相反,坚信他们不会遭到惩罚。我很明白这个道理,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说得好听点是莫名其妙的决定的反感态度。讨论的是巴库问题,可通过的决议却是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我认为.如果主席团通过的是另外一个决议,那么就不会发生 1月 19日到1月20日夜晚的那场惨剧。和平居民就不会死,士兵们也不会死。参加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难道不明白,正是他们纵容了暴徒?纯粹的政治上的两面见光,压倒了在国家大事上的理智行事。重要的是谁说了些什么,而不是将会发生些什么。苏穆加伊特并没有能让人们得到教训。当权者又做了事件的尾巴。
通过这么个半吊子决定,可以想见对任何事件的发展都难以起遏止作用。打砸抢在继续,匪徒们组成一支支队伍,开始封锁道路、机场。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把共和国一步步拖向混乱。莫斯科派去的人——普里马科夫和基连科——连同阿塞拜疆的领导一道展开防暴工作,试图同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对话、和谐和耐心的召唤,变成了消逝在荒漠中的凄苦的呼喊。更有甚者,暴徒们开始袭击军人核武器仓库。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那些日子里,难民潮成了标示压力的压力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管这件事情的在巴库是多古日耶夫,在莫斯科是部长会议主席。后者的副手经常把此事置于监控之下。我保留了撤离人数记录。巴库的撤离是有组织的。我要强调“有组织”这个字眼。15日——1200人;16日——2100人;17日——500人;18日——1600人;19日、20日——各1500人。有多少人是靠自己从城里撤离的,这只能估计了……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用飞机撤离的有250人,用海军舰艇撤到马哈奇卡拉的有700人,用火车撤到罗斯托夫的大约有500人。抛弃家园的总人数大约为两万人。
从市里奔涌而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股难民潮。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做“民主派”的人,正一步步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我们这个时代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副面具。如果换到从前,这种人难道能被冠以如此高尚的头衔吗?在21世纪初叶的时候,这些家伙肯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们就是匪徒。
最近这些年来,无数的出版物把这些“民主分子”捧成了英雄,说他们是在为反抗可恨的集权制度而斗争,而对于难民的问题不是缄口不言,就是将其归罪于所谓的集权制度。苏联政府当时不得不直接插手拯救被扔进水里的人。为什么不说说许多人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故乡城市的事实真相呢?为了替所谓的“民主分子”辩解么?难道今天这些“辩护士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民主就是禁止和纵容之间所划的一道界线”的话,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岂不完全是纵容的结果吗?
只有那个世界闻名的象棋棋手、现在则在搞政治的卡斯帕罗夫,才能带着全家和他的亲戚舒舒服服飞离巴库,然而就是这个人却比别人更加起劲地朝拯救了他宝贵生命的当局大泼脏水。其他的人就只能穿着长袍、睡衣、背心和拖鞋逃离自己的家园了。大批难民聚集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没有食物、衣服,缺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那些高尚的“民主分子”们后来在两年之内却把共和国拖入内战,当人们一个个急得发疯的时候,他们却不许飞机和火车正常地把这些人运送出去。
许多分析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分析家,都把基调定在中央政权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完整而斗争。我们并不隐讳我们反对它的解体,但斗争首先是指向搞血腥屠杀的暴徒,指向他们身后的势力。
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为用飞机撤出居民做好了有组织的安排。局面之悲惨真是难以想象。大约有半数飞往亚美尼亚,1000余人则投亲靠友分散到我国各个城市。那些混合婚姻的家庭,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结婚的,结合时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现在都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他们离开了阿塞拜疆,可是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吧,对于夫妇中的一方实际上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民族仇恨的鸿沟不仅出现在不同民族之间,而且还波及到许多家庭。混合婚姻家庭主要都跑到了莫斯科。
15日以后的第二波难民潮是由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组成的,这都是些军人家属。又出现了一些听风就是雨的猜测,说他们都是部队领导强迫撤出加盟共和国的。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的人,要么是一点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军队有病态仇恨。有哪个军官希望把自己的妻儿老小从巴库的住宅里撤出来,送到某个军区小镇的兵营里去呢?
再来先说点后事。我还要说,第二波的难民潮(第一波是1988年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来的)造成的问题真是不计其数。在什么地方住?靠什么为生?莫斯科郊区的休假基地、寄宿学校、各部委办的少先队夏令营全被临时征用了。这一“临时决定”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苏联政府的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紧急制订了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到了1月末,终于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也被拉进了这档子事里来。应该说句公道话,它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成效,对人们的悲惨处境它也非常理解。努力把难民分散到俄罗斯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一切并不尽如人意,但当局的态度跟俄罗斯人的性格还是一致的。不过,后来也有一位俄国总统的顾问——斯坦凯维奇先生声称:“他们”什么事都办得不对劲。应该修建专门的城市。当然喽,这位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低级研究人员,是一位经过早期“民主”时代搞恶意宣传锻炼的人物,又在并非不知名的原莫斯科市统治者波波夫的副职上“学习”过,定是具有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的:他曾保证要把莫斯科的街道铺设得光光荡荡,平平坦坦,可在他当权的时代,却变得简直没有了街道的模样,只是还保持着一定的“走向”而已了……
就在巴库出事的那些日子,准确地说,就是l月18日、19日,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召开了全苏工农工程技术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口号是:“把事业的活力注入改革”。仿佛改革就不是事业似的!
不过,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原定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应该听听物质生产领域于部的意见,确保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所有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按照惯例,做报告的是总书记。当时他还不是国家总统,仅仅兼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笔者在本书中没有必要详述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我谈的是巴库问题,有关系的地方只在于时间的重合。
会议进行过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不断递条子,要求允许他们发言
谈谈两个共和国的复杂局势。于是决定18号会议结束后跟这两个代表团会面。
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留了下来参加会见。于是这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又纷纷
对全苏政权机构提出指责:“为什么破坏和屠杀发生在巴库,而非常状态却跑到
亚美尼亚的几个区去实行?为什么中央没有制止暴行?”回答冗长而空洞无物。
19日上午,在第二天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聚在主席团休息室里讨论昨晚收到的有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消息。局势仍然很复杂,但还存在着好转的希望。可是到了10点整,这种希望破灭了。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一分都不差地走向会议厅。这时,政府专用电话铃响了,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他,是普里马科夫从巴库打来的,请求跟他通话。
“要开会了,推迟开会不大好,”戈尔巴乔夫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跟他谈谈吧,间问他那边的情况,然后再告诉我。这不,我们正要开会嘛。”
大家都走了。电话听筒放在那里。普里马科夫还在等着说话。一听他说,我就明白了,巴库发生了悲剧——共和国的政权没有了。早晨,武装暴徒包围了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党中央大楼。情况非常危急,局势已无法控制。需要采取措施。
跟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普里马科夫的通话情况大体就是如此。我又核对了几个问题后对他说,现在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请他不要离开政府专线电话。然后走进大会主席团,非常简要地把谈话内容告知了总书记,请他立即与普里马科夫通话。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有人把我叫到主席团休息室,戈尔巴乔夫比较详细地把巴库发生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其中包括18日晚间人民阵线宣布当地实行非常状态。市内建起了街垒,老百姓的逃亡加剧了,暴行还在继续。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实际上已经不再能控制局势。戈还说,他已邀请了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巴卡京到这里来。就在他传达电话内容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应邀到来了。
戈尔巴乔夫向他们通报了巴库的情况,建议他们立即飞往该处。克留奇科夫当时就说,他没有必要去,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他的副主席。巴卡京则说,要想恢复市内秩序,就一定要通过实行非常状态的决议,也就是1月15日没有通过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场向助手们保证,要把他的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找来。两座楼都在克里姆林宫内,彼此离得很近,也就是过了十来分钟,卢基扬诺夫就到了。又向他说了一遍巴库的情况,并告知现在亚佐夫和巴卡京都要飞到那边去,以防止发生后果难以逆料的混乱和群众骚乱。戈尔巴乔夫委托卢基扬诺夫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下达命令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卢基扬诺夫对立即通过决议的可能表示质疑,结果得到了一句回答: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过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局势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再等了。”
至于一切到底是怎么办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主席团会议没有请我参加,一整天也没有人再跟我谈下令的问题。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下令的事终于还是通过了:从1月20日零时起,巴库进入非常状态。有一个问题一直对我是个谜,就是命令签署后,为什么没有交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电台电视台播出。问题在于媒体工作不是由政府领导,而是由党中央和它的某些部领导。我想,那些日子的事件中存在的这个空白,迟早总会曝光的。这难道是通过和签署命令的人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保持沉默?也许回答已包含在侦讯材料中。
深夜11时左右我驱车回到家里。不等进屋,政府专用电话的铃声就响了。打电话来的是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阿亚兹?穆塔利波夫。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原先他在共和国计委任主任,我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声嘶力竭叫喊说,部队正向市里开进,正在交火,他还请求停止派遣部队进入。我要他过半小时再打电话来,给我点时间了解真实情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需要从不同来源了解信息。我当即又用电话要了普里马科夫和亚佐夫。是亚佐夫接的电话。我向他转述了穆塔利波夫打来的电话,请他说说当前市里的情况。国防部长以军人的干脆利落告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命令,部队和内务部队正向市内开进,以便在宣布非常状态(1月20日零时)之前占据市内指定地点,维持社会秩序,制止群众性骚乱。他们是按计划行动的。但他报告说,在部队前进过程中,遇有卡车和公共汽车筑成的路障拦住道路。武装暴徒从墙脚和屋顶猛烈开火。部队已有伤亡。只有朝我们开火,我们才予以还击。
他报告以后过了不几分钟,穆塔利波夫又把电话打进来。我把亚佐夫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要他对人民阵线的头头及其国防军事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施加影响,要他们停止对部队开火,避免无谓的流血。在结束这次沉重的谈话时,我坚定不移地对穆塔利波夫说,考虑到共和国,特别是巴库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会停止派遣部队进驻市内。
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巴库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有关内容写得太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个事件免不了立场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装暴徒,还有无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国的大众传媒,还有中央的某些媒体,把俄罗斯士兵说成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具有兽性的人。人民阵线非常善于操纵大众的社会意识,他们自诩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处处都要与中央作对,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为敌。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政治煽动分子这回又捞到了一个打击军队的机会。他们所攻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东西:军队、军事工业部门、航天等。他们领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当回顾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不由会把那些事件拿来同后来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发生的一些情况相比。过了不久,城市和乡村又冒出了烈火浓烟,有那么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布纳哈切万为独立的共和国,说来也巧,首都还是选在连科兰。那位“合法总统”在他那山村故乡只是抖搂抖搂胡子,于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员、我的副手盖达尔?阿利耶夫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挽救局面。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无论事情发生在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还是俄罗斯人身上,又怎么能怪罪于人民,怪罪于普通百姓呢?如果这样,就实在是对所有那些1988年以来高加索冲突中所有死难者的一种侮辱和亵渎,其中也包括1990年1月的死难者。任何罪恶行径的阴影都不应该落到人民头上,不管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还是巴库。有头脑的人总是会把兽性的人群同总体的人民相区隔的。极端分子和坏蛋只是其中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
笔者在本书中谴责的,不是阿塞拜疆人民,而是阿人阵的那帮政客,是它的那些头头们。正是那些家伙,在那已经成为过去的1990年1月,把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深渊。在那次可怕的冲突中,他们,唯有他们才是罪人。他们为了攫取政权,难道还会考虑什么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吗?
有个民主派撰稿人,大名叫努伊金,他在1991年年末毕生头一次来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而且在那边的候机大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他在刊登于民主派报纸上的文章中,把这两个民族一个称为牺牲品,另一个称为刽子手。请问,这么一篇文章,能起什么作用呢?民族之间的纷争,无论是一次冲突,还是一场内战,总是会具有残酷和难以调和的特点。难道可以因此而归罪于某一个民族吗?被割掉的耳朵,当着亲人的面进行严刑拷打,号召俄罗斯同亚美尼亚人一起打一场反对阿塞拜疆人的战争——这些还远不是这位民主派撰稿人先生捏造出来的所有罪名。不过.难道他只是唯一曾经试图而且现在依然念念不忘想要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推向冲突的人吗?还有一些类似的政客,他们总是企图把民族悲剧中宪兵的角色强加到自己人民——俄罗斯人民头上,难道这不是对俄罗斯人民怀有病态的仇恨吗?
下面就是前不久一个当天到过巴库的记者在中央报纸上写的一则报道:
……也就是在事件发动前的几个小时,我得以访问了位于施密特中尉工厂文化宫的人民阵线国防委员会的参谋部。当汽车驶近大楼时,扑入眼帘的是无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一群群年轻人站在那里,奇怪的是他们都身穿苏军制服,好像是一些海员。一群彪形大汉,身穿保护色军上衣,臂戴阿塞拜疆人阵的臂章,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的队伍里有大约十多万民兵战士,”委员会参谋长努拉丁?阿卜杜拉耶夫滔滔不绝对我说,“他们有的在巴库,有的分散在共和国各居民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卫队从一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我们完全有能力予以反击,或者使用必要的手段……”
果然,可怕的“反击”很快就出现了: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天空飞舞着流星般的弹道。据亚佐夫报告,武装暴徒共有大约4万人。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手里拿的全是玩具枪炮不成?这样的“游戏”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玩,而受到这些千方百计只想夺权的坏蛋影响的,则是一批批跟政治根本不沾边的普通百姓。
国防部长把消息一告诉我我就明白,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是决不会住手的了。夜间传来的全面报告也证实了这种判断。疖子终于出头了。
沉重无比的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几个钟头里,我不断跟巴库的亚佐夫和普里马科夫以及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保持着联系。午夜时我又有两三次跟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他可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同他谈话使我得出结论,想要就当夜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他的准确指示或了解他的明确立场,那纯粹是徒劳。最后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叫什么话?是张皇失措呢,还是逃避做决定呢?正如在所有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老“原则”又占了上风:事不关己……
20日上午,经过多轮电话磋商,决定当日中午共和国领导人乘飞机到莫斯科来。下午在苏共中央大楼,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所在地,在会议厅举行了戈尔巴乔夫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局成员穆塔利波夫、加萨诺夫、马麦多夫以及已故的波利亚尼奇科的会见。莫斯科这方面除了戈尔巴乔夫,参加会见的还有 7人,其中也有我。会谈紧张复杂,情绪激烈。气氛也不可能轻松——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目前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共和国领导问题。我们问,如果部队撤出,他们是否能保证市内恢复秩序?回答是断然的:不能。这样,紧急状态在市内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8月,也就是一年半还多。
讨论还涉及巴库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为此将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宁飞往阿塞拜疆,而多古日耶夫则在莫斯科负责难民问题,就这个问题起草政府决定。至于第二个问题——共和国领导的问题,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应该离职,所以要作出决定,由谁来继任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家同意提名由穆利塔耶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一致同意推荐加萨诺夫担任。他在观点上与反对派相近,这样,共和国领导班子就能显示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民族和谐。晚上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就巴库问题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
嗣后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恢复局势的稳定,不过亚美尼亚人没有再返回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也没有再返回他们在亚美尼亚的家乡。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总共居住着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异族通婚的妇女。“
民族主义恶魔还在继续肆虐,制造牺牲品。难道不该想想这件事吗?应该。谁在脑袋里想着现在和未来,而在心里保存着现在和过去,谁就是智者。这段过往的恩怨主宰着两个民族已经超过15年之久,目前还看不出有化解之道。紧接着格鲁吉亚又开始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进行镇压,而“全民普选的”总统竟遭到了“民主派”的炮击。然而下一任总统,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民主之父”谢瓦尔德纳泽,竟非常可耻地被颜色革命掀下了他如此钟爱的权力宝座。
当我一次次分析全苏当局、共和国当局、许多苏联人民代表以及广大社会公众当时的所作所为时,我不由得会问自己: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认真地、老老实实地解决民族冲突,特别是外高加索的民族冲突的话,如果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等地的问题,阿塞拜疆各区的夺权问题,伊朗边境设施遭到破坏的问题没有被委员会里无数夸夸其谈的废话空话所淹没的话,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在这些问题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立刻着手解决它们——既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用行政手段。
至于说到公众,特别是外高加索的公众,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很冷淡,有的则显然支持武装暴徒。而且有的加盟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也并没有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例如,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于当年2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就1990年1月19日、20日巴库事件所作的调查发表过一个声明,现引一段如下:
……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样的局势,于1月13日在巴库策动打砸抢和骚乱,导致大批人员死亡,主要受害者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民和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对罪行加以愤怒谴责,要求对组织者和肇事者给予严惩。
然而巴库以及共和国全国出现的复杂局势,不应评估为强行夺权的图谋……
居然是这样看。没有强行夺权的图谋。那是什么?是朋友们气氛和谐的约会?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明白,那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废物,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者。意图夺取政权的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大发作的时候,同他们所仇恨的中央展开了斗争,因为阿塞拜疆的国家地位正是中央赋予的。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就会想起,老百姓说的话真是充满了智慧:发动战争的是肮脏的政客和残忍的冒险分子,遭罪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当笔者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俄罗斯电视上正在播放巴库事件。护法机关的强大队伍正在平息人群的愤怒。这是阿利耶夫总统在现实地行使他的权力,制止国内出现混乱和破坏法制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统治者都关怀他治下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完整。
我们为了认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外高加索的熊熊烈火不能不影响到国家整体上的稳定。多年冲突造成的裂痕。延伸到苏联所有的共和国。立志破坏国家的人们希望苏联衰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希望搞得它道德扫地。人们讲起充当宪兵角色的苏联军队和它的将军来,一个个义愤填膺,说一定要把军队非政治化,决不允许利用它来消除国内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所谓“激进民主分子”口号中的内容。他们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帮助下攫取了政权,然后又唱起了别的调调儿。在经过了第比利斯和巴库这两次事件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亚佐夫元帅和罗季奥诺夫将军剁成泥,而“民主派”的将军格拉乔夫呢,他在北高加索视察的那些部队,虽说已经换成了俄罗斯部队,可完成的不还是同样的任务吗?就在不久之前,车臣牺牲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改换颜色”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进入“民主”俄罗斯掌权后,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俄国军队起着“稳定国内局势的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宪兵”的概念又该怎么办呢?在一次俄联邦武装部队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叶利钦令人印象深刻地声称:
“今天的部队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它还具有保障稳定、保障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的天职。”
这些说过的话全忘了。这位“宪法保障”在他的讲话中,居然也公然号召要用军队来保障经济政治改革了。在人民和祖国最艰苦的那些年月,难道不正是他和自己的那伙人,在恶毒地诅咒苏联当局和军队领导的行动吗?
国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体。特别是在一个具有联邦体制的多民族国家,经常会出现各种特殊状态——翻起分裂主义的浊浪,出现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为了消除这种局面,当局有义务充分利用护法机关,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还可以动用军队。我们都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也这么做,为此,却遭到了一些人的疯狂攻击。可是,几年之后,这些人却让公众明白了:必须得这么干,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却是为了一己之利。所有这些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别的定义我实在找不到。
1990年悲剧过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已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来临,只是多亏盖达尔?阿利耶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人民又要求他出来工作。国家的管理走上了正轨,国家的前途又变得可以预料。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的才华和意志帮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
我非常了解阿利耶夫。我们是1982年11月的同一天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中央的经济工作书记。三年后,当我领导苏联部长会议时,他成了我的第一副主席。而且,工作非常出色。
现在阿利耶夫已经去世。但我们相信,他对阿塞拜疆的领导政策将由他的儿子继承下去。
本书叙述的1990年1月发生的巴库事件,只是其中的某些场景。我想,研究者一定会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全面真实地再现出来,并对其影响巴库的后果作出评估。而且,人民迟早会把一切恢复本来面目。无论人们怎么说,所有事件之间都是直接有联系的。不过,应该记住一位诗人的话:“时代对历史学家越是有趣,当代人就觉得它越是悲惨。”
(《环球视野》摘自《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