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海外扩张路：十年两重天

与2009年各行海外新据点竞相开张的热闹场景相比，中资金融机构2010年在海外特别是在欧洲的行动稍显沉寂。实际上，据了解，各中资金融机构并未止步不前，而是在紧锣密鼓筹备加快海外战略性布局的步伐。

中国工商银行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分行预计2011年1月就要开张，该行正准备利用卢森堡子行牌照这张“欧盟通行证”，在欧洲连设5家分支。

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来，中资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空间。即使欧洲仍深陷于一浪接一浪的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也削弱不了中资金融机构向外扩张的热情和提高自身全球化程度的渴望。

危机造就中资行拓展契机

在中国银行新办公楼宽敞气派的接待大厅里，有两个特殊的玻璃展示柜，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张上世纪四十年代中行购买大英帝国债券的契据，另一个则展示了一封由前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发的致中行伦敦机构的公函。

这两张发黄的文件源自1929年就在伦敦设立了经理处的中行，这是现代中国金融业在海外开设的第一家分支机构。1946年，经理处升格为分行；2007年，中行又成立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与分行并行；2009年，中行以上亿英镑买下了金融城内与英国央行隔街相望的新楼One Lothbury大厦，图谋更大发展。

中行见证了中国金融业81年海外历程的白云苍狗，而身为中国银行英国分行总经理兼中银（英国）执行总裁，葛奇博士则亲历了中国金融业在海外发展这十多年来的坎坷与飞跃。

葛奇1993年在美国加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2004年在纽约分行副总经理任上调至伦敦分行出任总经理。他清楚记得，当时伦敦中行的资产规模是20亿英镑，而这六年来，他所掌管的资产已飙升6倍至120亿英镑。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也有了质的飞跃。

伦敦中行过去以公司业务为主，零售业务为辅，葛奇到任以后，将战略调整为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并重。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葛奇说，“就是要做人家做不了的，其它银行无法做的——中英经济交往中的桥梁。”秉持这一原则，中行摆脱了过去有什么人才能做什么业务的被动，改为有什么业务需求就去招什么样的人。六年前有150个员工现在已发展到300名，而且员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中层管理团队清一色是国内派出，现在一半以上是当地招聘。

在葛奇看来，这十年，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也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当地做业务被认同的程度明显提高。

“那时候做业务很困难，”葛奇向本报记者回忆最初的情形时说，“绝大部分是中国业务，而且局限于一两家大客户。”

与当年一两家中国客户就占到业务总量的90%以上相比，现在，中行在英国的本地化业务和传统中国公司业务各占半壁江山，客户数量也大幅增加，而且在业务增长的同时，贷款不良率近乎为零。

能有如此业绩，葛奇认为，除了中英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加快和中国经济崛起这两大外部因素的推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也“功不可没”。

金融危机给中资行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不是挑战。当地银行因流动性削弱导致贷款能力下降，因信誉下跌导致存款客户流出，中资行在这种变化中成为受益者，以至客户盈门。这段时期以来，与当地银行相比，中资银行业务非但未萎缩，而且获得了迅猛增长。

中行在伦敦业务规模扩大的速度之快，以至一度都“来不及做”。

目前，欧洲主要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成为中行客户。由于中资银行受危机影响较少，加上对中国投资的兴趣以及风险分摊的内在需求，不少大公司愿意将中行作为处理企业各种融资需求的关系银行对待；而在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中资银行甚至很难被这些大公司列入考虑范畴。

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不单是中行，也包括其它在英国捷足先登的中资银行。工银（伦敦）总经理许金雷向本报记者透露，该行五年前总资产才不过2亿美元左右，今年已达25亿美元。另外，表外资产业务还有5亿-6亿美元；实现税前利润2500万美元，而去年只有几百万美元。

“今年是开业以来最好的一年。”许金雷说。另外，工银（伦敦）今年也用自有资金1650万英镑为工行在金融城购置了海外第一幢物业。

监管水平获得认可

除了业务顺风顺水，更让葛奇感到高兴的是，在本地监管大闸一再收紧的形势下，中行刚刚获得了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对其伦敦分行和子行的流动性豁免。得到这一优待的外资银行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中行在拓展业务时将比其它外资银行更少受资金拘束。

满足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要求是外资银行在英国发展的一大瓶颈。按FSA规定，原则上允许分行100%资金来源于母行，对子行资金来源则有严格规定：一必须多元化，二必须当地化，而且这个“多元化”是对资金在数量和期限上都有严格要求。

FSA规定外资子行单笔业务所涉金额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金的25%，这严重限制了很多外资行做大额单子的能力。

根据欧盟新监管条例规定，FSA对母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英国开设分行原则上不予批复，而是要求开设本地公司形式的子行，对于已有的外资分行，也趋向子行化监管，增加了对流动性等的要求。

因为设立较早而拥有分行、子行双牌照的中行，原本可以在两种身份之间灵活腾挪，相当于“鱼与熊掌兼得”，分行也是其主要利润来源，但随着监管要求增多，这种双重身份的利益空间优势已被压缩。此番拿到流动性豁免，对中行进一步做大会很有助益。

据葛奇介绍，FSA批复流动性豁免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本行经营管理、总行能提供足够信息、母国监管机构能提供所需之监管保障。

他称中国监管机构监管水平提高并与国际接轨，使得中资银行驻在国监管机构对其认可度也得到了提高。而中行之所以能在英国平行经营分行、子行，就取决于FSA对中国银监会（CBRC）的认可。

“正是金融危机令外界开始对中国监管机构刮目相看，”葛奇说，“他们这才发现，实际上中国的监管要求比国际通行的还严格，比如贷存比要求。”

至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标准，在中国监管机构看，根本不是问题，对中资行不会有什么影响。

而参与“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以及参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并担任副主席等举动，也推动了中国监管水平逐渐获得国外监管同行的承认。

中国银监会自去年起还发起召开全球监管机构联席会议，邀请全球二三十个主要国家的监管机构前往中国举行对话，促进中资行与海外驻在国监管机构间的相互认知与工作协调。去年首届会议由工行承办，今年9月的第二次会议由中行承办， 明年则是建行。

伦敦根据地与欧洲一盘棋

经历大半年筹备，投行中金在2010年底正式加入扎根伦敦的中资金融机构俱乐部。而据记者了解，招行、农行和交行的伦敦子行预计也将于明年先后获批挂牌。

加上早已在此的中行、工行，以及一年多前相继奔赴伦敦落户的建行、招行和银联的办事处，一时间，伦敦成了中资金融机构海外花开最盛之地，也被各行总部寄予厚望。

拥有在英国的子行牌照，就意味着获得了一张“欧盟通行证”：在欧盟范围内开设分支，只需报备当地监管机构，无需申请新牌照。

葛奇相信，由于监管的同质性，中资金融机构未来在欧盟市场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很大；而各行整合已有的欧洲业务资源实现集约发展，也将是必然趋势。

一直以来，中资银行在海外业务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内生性增长，而非靠兼并收购快速实现。

“客户走到哪里，我们提供的服务就要延伸到哪里，”建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姜国云解释，“在现有代理行网络能够满足客户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代理行延伸服务，当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建立我们自己的海外机构发展业务。”

11月底建行将澳大利亚办事处升级为分行。除了覆盖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行也计划在一些客户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机构，希望在2012年之内建成海外基本服务网络。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曾在伦敦向本报表示“一直在谨慎考察”海外并购项目，不过至今并无下文。面对海外并购的诱惑，中资金融机构普遍显得谨慎。

“我们并不排斥兼并收购，只是在这方面一向比较谨慎，”葛奇说，“须知买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他指出， 一是文化差异太大，二是管理水平不如人家，人力资源管理上差异尤其大，集团需要加强管理海外人力资源的能力。如果整个公司治理机制尚未达到标准，还是不要收购为好。他直言，中国金融机构海外收购“还没到时候”。

不过，在招商银行老总马蔚华看来，“巴塞尔协议Ⅲ”后欧美银行业“去杠杆化”的过程正是时机，因其必然要选择退出某些市场或主动收缩业务，这将为中资银行腾出一定的业务发展空间，银行业并购竞争的对手也会显著减少。“他们‘退’，我们就可以‘进’。”

不过马蔚华也强调，中国银行业必须适应国际化的趋势，但不能本末倒置，前提是要把国内业务发展好。“就是不走出去也要国际化。国际化不是专指到境外设机构，而是要从管理、服务到脑子都要国际化。”

后危机时代挑战多过机遇

下一个十年前景如何？葛奇并不乐观。他预计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将更多是挑战。

首先，全球性监管环境继续趋严，而这将大量反映在对资本金和流动性的要求上，并直接导致中资金融机构海外运营成本高企。

其次，中资银行纷纷到海外拓展，竞争不可避免。海外中资行的客户基本是同质的，即华人和中资企业。由于这样的目标市场容量有限，走出去的中资行是否应该更多考虑根据自身特点， 走出一条符合自身战略的国际化之路。

第三，随着当地其它金融机构走出危机，全面返回市场，必然会对海外中资行稳定客户源带来挑战。

“危机期间客户更多是考虑安全性，”葛奇分析，“危机结束后，更多考虑会是在定价、管理上的差异，中资行并不具备优势。”

葛奇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能一窝蜂地、不加选择地一起向外扩张，对于那些已经具有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并且以国际化为战略目标的银行，应该鼓励它们加大对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支持；对于那些在海外基本没有业务的银行，考虑到从头开始的高昂运营成本和不必要的内部竞争，则可考虑有针对性地向一些特色国家和地区扩张，而不必都扎堆欧美，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区域结构优化的效果。

“我来提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合适，” 葛奇说，“但每一家机构都只会考虑自身的发展，因此政府必须有更大的战略和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