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谭嗣同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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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居士(西元1866～1898年)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父名继洵，字敬甫，咸丰九年已未科进士，在京师任郎曹十余年，故嗣同幼年在北京出生成长。母徐太夫人，讳五缘，浏阳国子监生韶春之女。嗣同述《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称：
先夫人性慧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苔+木)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光禄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鸡鸣兴，氾扫浣涤，纫绩至夜分不得息。
读此，可知嗣同之成为近代重要人物，得之母教者深远。嗣同有二兄、二姊，友爱甚笃。光绪二年(一九一三年)，北京发生大瘟疫，嗣同时年十二，死三日而复苏，因此他父亲字他曰“复生”。而他的母亲和伯兄嗣贻、仲姊嗣淑，先后五天内在这次瘟疫中丧命，这是他幼年受刺激最重要的一件事。
母亲死后，他“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之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焉。”(见梁任公《谭嗣同传》)。后来他在《仁学》一书中，对中国伦常观念有不少过激的想法，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关。
嗣同五岁启蒙，聪颖异于常儿，十岁从名师欧阳中鹄读(中鹄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官至广西按察使)，学业大进。十二岁后博览群书，鄙视八股文。从武师大刀王五(名王正谊、字子彬)、通臂猿胡七(名胡致廷)学击技剑术，他之喜言任侠自此始。
十三岁时，他的父亲继洵公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后来升甘肃布政使)，他随父返乡修墓，留乡数月，结识了同年岁的唐才常，两人志趣相投，结为“刎颈交”。
光绪四年，嗣同十四岁，随父赴甘肃任所。此后十数年，他不时往来于湖南与西北各省之间。光绪十六年，继洵公升任湖北巡抚，他更漫游长江各省，考察各地风土人情。在致友人沈小沂书中，谈到他的漫游生活。
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深阻，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裈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
由此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后来能成仁取义，与这种任侠性格当也有关。
他曾赴过乡试，但不曾中举——当然与他鄙视八股文有关。但他的诗和古文辞却造诣甚深。光绪十二、三年间，曾到新疆游历，谒新疆巡抚刘锦棠，刘一见惊为奇才，便把他留在幕中一段时间。
嗣同十九岁结婚，夫人李闰，是长沙李篁仙之女。二十五岁时，他的二兄嗣襄在台湾病故。两兄先后早死，使他十分伤心。
光绪二十年，中国败于甲午之战，对嗣同刺激颇深。这时他正在湖南，因愤于中国的积弱不振，非变法无以图存。他忧国如焚的心情，在他致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然事已糜烂至此，岂补苴所能了？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痛钜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来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远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对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洋之策。
这段时间，他与唐才常等志同道合之士，在浏阳组织学会，以联络同志；创办“算艺学堂”、“算学馆”以培养人才。这时北京改革的风气更加热烈。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康、梁和文廷式等又组织了“强学会”。嗣同乃于是年秋间前往北京，想去和康有为见面。嗣同抵京，康有为因“强学会”遭受压迫，受了沈增植的劝告，先一月到上海去了。
嗣同在北京会见了梁启超。启超小嗣同五岁，二人由此订交。他和启超多次晤谈，对于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由启超的介绍，更认识了佛学家吴雁舟、史学家夏曾佑。夏亦研究佛学。因此嗣同与梁、吴、夏常在一起讨论佛学。并且在京中也认识了文廷式、陈炽、熊希龄、张元济、黄遵宪、严复等一班人，这些人多半是强学会的成员。
光绪二十二年，嗣同二次入京，这次是和他父亲一同去的。他父子由武汉乘轮东下，经南京、上海，抵达天津。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报告他在天津参观了李鸿章所创办的事业：
到天津，见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他如唐山之煤矿、漠河之金矿，无一不规模弘远，至精至当。此在他人，能举其一功即不细，合肥兼综其长，夫亦人杰，惜晚节不终，弥增悼叹。
其中“晚节不终”四字，是指李签订马关条约。
在京中，嗣同奉父命捐了一个知府，要到江苏去候补。他觉得到了南京，可以在长江下游一带活动。于是在是年六月，动身南下。离京之前，他去见父执翁同和，谈当时的热门话题——“洋务”。同和在是日日记中记以：
谭嗣同，号复生，江苏府班，敬甫同年继洵子。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中桀傲者也。
次年三月，谭继洵去看他的老同年翁同和，翁的日记中却写著：
谭敬甫中丞来，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从前不知，而有此子何也？
其实，翁同和也是礼法之士，所以他把“高视阔步”、生龙活虎般的谭嗣同，看作是“桀傲”。
嗣同到南京，他本志不在做官，尤其是当时官场上黑暗的情形，与他的性格自然是格格不入。但他不能不姑从俗例，偶而到衙门参谒，除此之外，他多半是闭户读书，少与官场人士往还。
到南京不久，他认识了佛学大师杨文会。杨文会早年曾佐曾国藩幕，后来在杭州为曾公办军粮。同治三年，曾国荃破太平天国军，攻克金陵，次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檄调杨文会到南京督办江宁工程局事务。光绪初年，曾以随员身分随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使欧洲。他由欧回国时，曾购买了一批自然科学仪器，带回国内进行实验。
杨文会二十六岁开始信佛，三十四岁在南京创设了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弘传佛法。嗣同到南京时，文会已五十岁。嗣同性任侠，好剑术，涉猎群书，且倾心于西方自然科学，新近在研究佛学；而文会青年时也是好读奇书，善驰射击技，有自然科学知识，又是佛学大师。二人习性相近，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嗣同在南京候补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住在南京花牌楼杨文会寓中。
嗣同在花牌楼杨寓从杨仁山学佛，主要是学唯识宗和华严宗的教义。尤其是对于华严宗更有深入的研究。欧阳竟无尝谓：“谭嗣同善华严。”梁启超说他：“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均可谓评价精当。嗣同在南京期间，还常到上海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二人交往密切，互相研究学问，梁启超撰〈仁学序〉称：
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仁学》是嗣同在杨文会寓所撰写的，梁启超〈三十自述〉一文称：
时，谭复生官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迭相商榷。
嗣同住在杨文会家中，想像中此书受到杨文会的影响，也是极其自然的事。他由于从杨文会学佛，故而在上海也与一些学佛的人士相往还。如夏曾佑、汪康年、吴雁舟、胡中选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他还与梁启超、汪康年、张通典、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他名义上是在候补做官，实际上仍在做他社会改革的事业。
是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其子伯俨(三立)与地方人士熊希龄、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等都协助他推行新政，使湖南新事业次第出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嗣同应陈宝箴之约，回湖南协助赞画改革事业。同时，梁启超也到了湖南，任“时务学务”总教习。于是他们创办了“南学会”，目的是“联合南方诸省志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主张“废料举以育人才，开议院以达下情。”同时他们又创办了《湘报》，以讨论时局为主，希望以《湘报》作为南学社的喉舌，以传播南学社的改革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嗣同三十四岁，康有为等在京师推行维新变法运动，嗣同在徐致靖的奏保下，九月七日抵北京，晋见光绪帝，特授四品衔的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未几，变法失败，九月二十五日被捕，二十八日成仁。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记嗣同被捕之经过云：
时，余(启超自称)方访君(指嗣同)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而救先生焉(指康有为)。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余与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
与嗣同同死者，有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嗣同学佛，为时甚暂，始于光绪二十二年在京师结识吴雁舟时，雁舟并以畅演佛教宗风相嘱托。梁启超著《谭嗣同传》称：
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义，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
及至他到南京，从杨仁山学佛，则“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见金陵听说法诗序〉)
他的佛学思想，表达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仁学》意在融合儒、释、老及西洋哲学于一炉。其《仁学?自序》曰：
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大矣。
梁启超序《仁学》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又谓：“《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
《仁学》凡五十篇，分上、下两卷，约五万余言。因书中有许多讥刺清廷的话，因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以清廷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于日本，因借台人以抒其慨愤也。“书成(嗣同)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仁学》思想，受康有为《大同书》之影响实多，《大同书》欲破除九界：即破除国界、破除级界、破除种界、破除形界、破除家界、破除业界；以至于破除乱界、类界、苦界。而《仁学》自述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者，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也就是说，冲决一切名闻利养、伦常、君臣、一切学说、一切宗教、乃至佛法。这种冲决，要以佛经中说得最为彻底。经云：“若有佛可成，即为谤佛。”
嗣同之佛学，得自杨仁山居士实多。他的遗诗中有〈金陵听说法〉一章，诗曰：
尔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
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感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按：喀私德。指印度古代之阶级种性；巴利门，指英国议会，均取其音译。
戊戌年，嗣同北上京师时，有〈留别内子〉诗一首，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谛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后还题了几句话：“视荣华如够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这似乎有点遗书的味道，果然他此次出门，有去无回，真是一语成谶了。
嗣同成仁后，他幼年的生死刎颈之交唐才常得到消息，恸哭辞家，欲北上京师为嗣同收葬。抵上海，嗣同遗骸已南下，因不果往，才常有联挽嗣同曰：
我与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咽呜；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剑，剑气摩空。
(于凌波著)
谭嗣同就义 老百姓为何拿菜帮子扔他(图)
摘自《马骏·晚清军事揭秘》
谭嗣同像
(一) “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死了，上刑场时，老百姓却拿大菜帮子往他脸上扔……
谭嗣同是慷慨就义的。但是菜市口斩“六君子”可不是像后来电影拍的那样老百姓对之报以同情，而是拿大菜梆子往谭嗣同脸上扔啊，鸡蛋是舍不得，大菜帮子有的是。恨死他了，改革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张口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可是不行。开中国风气的这几个人真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容易，包括李鸿章。这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一步步走？曾国藩也是，但是他的“中庸之道”搞得好，镇压完太平军之后他辞官不干了，他想:弄不好什么都没有了。
曾国藩这个人他有几个字啊，其中第三个字“早”，早点起来。第四个字“扫”，是扫地。他不能用别人给打水，他自己倒水，这就是夹着尾巴做人。我不让别人找着破绽，明哲保身啊。他真是懂得宦海浮沉、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但是后来大清国越来越衰败了。后面说如果李鸿章自己能否独支危局？不行。为什么？因为国家的生命力不行了，国家生命力就是近几年西方的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国家的生命力像一个曲线走一个S型，一开始发展很快。到后来慢慢的慢了下来。这是国家的生命力不行，国家的制度已经不行了。李鸿章难以力挽狂澜，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又战败了。甲午战争1895年1月12号那是一个历史的刻度。这个历史的刻度标志中国开始走向了封建帝制的尽头。
为什么？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不干了。公车上书嘛，要变法、自强、练兵、迁都。提出了这八个字。这不就是100年前戊戌变法吗？
(二) “戊戌变法”康、梁、谭最大的失策就是直接挑战西太后的核心利益，本来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人，还有那么多的背景，他们最后决策的时候孤注一掷，寄全部希望于袁世凯身上确实是失策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出身都是秀才，他们没有更多的政治经验。戊戌变法我个人认为康、梁、谭这些人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当时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如果西太后不支持变法能有那个6月18号的变法吗？西太后是何许人也，她不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她一直控制着政权呢。那个时候要是拥戴西太后做为变法的主将就好了。我说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一定不能挑战当时那个霸权国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他马上就打压你，因为你的羽翼还没有丰满呢。第一个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元的强势地位。所以前几年中国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将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美国表态一旦台海有战事，美国将介入。作为对美国的反制，中国的一些学者说要大量抛出美元，因为我们买了很多美国的外债。大量抛售，让美元贬值。马上小布什就发表谈话，说:“中国有一些人建议抛售美元来反击美国对台海的干预，这个说法很不明智。”第二个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海洋，所以谈发展航母的问题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发展航母是否会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的问题。在国家实力还处于弱势的时候，我们应该韬光养晦，中国有句俗话“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咬人的狗不露齿”。
我们回到戊戌变法，袁世凯是知道戊戌变法的隐情的，要不怎么说袁世凯聪明呢？他1859年生人，后来一直在官场上混着呢，官场上的这些东西他熟悉啊。绝对不能挑战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核心利益。你可以改良嘛，你哪能把他们一下子全架空呀？他们确实是变法的阻力，但消除阻力得慢慢来。兵法讲究迂直、虚实、奇正，把兵法用到现实当中的官场上，是很有味道的。你可好，恨不得像牟其中一样一下子把喜玛拉雅山炸出一个五十公里的大口子，让印度洋暖风吹来。那么青藏高原是好了，东南五省就成泽国了。
戊戌变法的那几个文人秀才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满族官僚的核心利益。很多人把这事的失败归结为荣禄和袁世凯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不只是他们两个，就算是换了别人也会倒向西太后。这事说明什么呢，就是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统治的核心利益你不要捅，不要挑战他，你可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去做方方面面的改革。你比如成立京师大学堂、编练新军、迁都、变法维新等等，这都可以，但你别挑战核心利益。光绪是翁同龢的学生嘛，从宫廷长大的，他的统治经验也不丰富。变法的时候不是把六部堂官一下都给撤了，一撤之后他自己没办法善后。康、梁、谭那些人更没有政治经验，是他们找的袁世凯。为什么找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军权。我们假设历史往回走，如果不挑战核心利益的话，袁世凯还是会支持变法的，因为袁世凯是变法的直接获益者。但是你挑战核心利益了，袁世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一定是站在西太后那边而不站在康、梁、谭这一边。戊戌变法的失败本身就是戊戌变法的推动者策略的失误。
谭嗣同传
梁启超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专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为学堂教习，召口口口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
“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
‘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劄记》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壹壷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乃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与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生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稜稜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复生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论；论其所学。自唐宋以后呫毕小儒，徇其一孔之论，以谤佛毁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数百年来，宗门之人，耽乐小乘，堕断常见，龙象之才，罕有闻者。以为佛法皆清净而已，寂灭而已。岂知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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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与佛教：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自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卒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少康有为七岁，长梁启超八岁。其于三十一岁往北京访康有为，不遇，只见到梁启超，二人由此定交。中年罹难不得展其才学，实为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大损失。他所著「仁学」，意在融合儒释老及西洋哲学于一炉。嗣同仁学自叙曰：「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太矣。」梁启超序仁学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但其立论的宗旨；在于冲决罗网，实言之过火，且有摧毁中国固有文化之嫌。唯其学术思想，虽多受佛学思想影响，但其思想实多近于康有为，试观其自叙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者，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注六）
这是仁学思想的大概。可谓冲决一切名闻利养、伦常、君臣，一切学说，一切宗教，乃至佛法。这种冲决的思想要以佛说得最为彻底与明了，例如经中说：「若有佛可成，即为谤佛。」
谭氏早年从杨仁山居士研究佛学，故其立论实多近于小乘佛学思想。谭氏所著「仁学」，实无异于「大同书」。其冲决网罗，即大同书之破除九界、去国界、去级界，即无君臣关系。去形界，即无夫妇关系，更无父子兄弟矣。九界既尽去，那有人禽的区别，更谈不到三网五常伦理的关系。仁学与大同书互相策应，一个要破除九界，一个要冲决一切网罗。康谭二氏之思想接近小乘佛学，但未能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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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无我，即人无我亦未能契入，所以终于陷入人世的悲哀中！
梁启超曾为复生作传，谓其少年曾有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三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与余（梁氏自谓）初见，极推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理，则大服。三十二岁，于南京师事杨仁山居士，研究佛学，有金陵听说法诗：「因得徧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注七）。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法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复生终于融儒释耶三教，通中外古今为闻见杂持之学。
梁启超评嗣同曰：「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能真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殊未易一二见焉。」（清代学术概论）又曰：「晚清思想界有一慧星，曰浏阳谭嗣同。」梁氏戊戌六君子传，谓复生被逮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曾劝其东游。彼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所以复生之死，导致辛亥革命，亦即「仁学」所谓冲决君臣网罗，亦即君臣一伦终于毁灭，自由平等之声浪日呼日高，亦即仁学精义演出之一端而已！由此可知佛学思想，足以砥砺民族气节，陶铸国民伟大之思想。（中国佛教近代史）
谭 嗣 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祖居浏阳县城北正街大夫第（今北正南路）。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二日（1865年3月10日）在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出生。5岁启蒙，10岁受教于名儒欧阳中鹄。12岁结识大刀王五等，学剑习武。13岁回浏阳，再师欧阳，与唐才常相友契。后二年，又师涂启先深究诗文。嗣同鄙弃八股文，而父命难违，不得不勉强应付，因此，常有“一生才力尽消磨”之叹。
光绪三年（1877），其父谭继洵外任甘肃秦巩阶道。四年夏，嗣同与兄、侄同去兰州，常议论今古，比试武艺。此年隆冬，嗣同驰马7昼夜，行程1700多里，粮尽则“斧冰作糜”。
20岁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刘惊奇才，拟奏荐，未果。仍返兰州，潜研经史，24岁遵父命与次兄同赴京考，不中。师刘人熙，专攻《船山遗书》。
光绪十五年春，谭继洵升湖北巡抚。谭嗣同随去武昌，时与唐才常、刘松芙等相聚，交流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一年，与唐、刘等共议后，在浏阳县城奎文阁办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河。
以后漫游陕、甘、苏、皖等十多省，接触下层社会，目睹各地饥民惨状，立志救民于水火。中日甲午战后，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之《马关条例》。谭嗣同忧愤交加，变法之志更坚。
光绪二十二年，其父为之捐官同知，促往南京候缺。谭嗣同无意谋官，惟广交朋友，研究维新之道，编辑出版《时务报》，参与组织妇女解放自立活动，创立“南京测量会”。还撰写名著《仁学》，提出冲决“利禄，君主，仁论”罗网，宣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此时并研究佛学。
光绪二十四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回湘参与新政，办《湘报》，办“时务学堂”，成立图书室，捐献藏书101种，557册。创立南学会，自任会长，宣扬“爱国之理、救亡之道”。曾发表《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虽屡遭顽固派攻击而不动摇，自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同年六月，光绪帝推行新政，征召谭嗣同进京。谭深知变法之风险甚大，行前瞩妻李闰：“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顺其自然。”又谓时务学堂师生：“我不病，谁当病者？”九月十五日，被授以四品军机章京行走，遂积极推行新政。慈禧太后怒，欲废光绪帝，取消新政。谭嗣同即于十八日夜访新军头领袁世凯，劝围颐和园保帝。袁佯许，旋即告密。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新党。梁启超力劝谭嗣同一同出走。谭嗣同谢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大刀王五及日本友人复劝其逃。谭嗣同又谢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谭嗣同被捕。二十八日，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当时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尸入棺。次年由其亲属运棺回浏，葬于原牛石乡翟水村石山下（现荷花街道办事处所辖）。
民国2年（1913）在县城建谭烈士专祠，后又以嗣同为县城路名。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复修谭祠、谭墓，并建谭嗣同纪念馆，对外开放。
所著大部收入《谭嗣同全集》出版，其哲学思想已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课题。
谭 嗣 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祖居浏阳县城北正街大夫第（今北正南路）。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二日（1865年3月10日）在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出生。5岁启蒙，10岁受教于名儒欧阳中鹄。12岁结识大刀王五等，学剑习武。13岁回浏阳，再师欧阳，与唐才常相友契。后二年，又师涂启先深究诗文。嗣同鄙弃八股文，而父命难违，不得不勉强应付，因此，常有“一生才力尽消磨”之叹。
光绪三年（1877），其父谭继洵外任甘肃秦巩阶道。四年夏，嗣同与兄、侄同去兰州，常议论今古，比试武艺。此年隆冬，嗣同驰马7昼夜，行程1700多里，粮尽则“斧冰作糜”。
20岁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刘惊奇才，拟奏荐，未果。仍返兰州，潜研经史，24岁遵父命与次兄同赴京考，不中。师刘人熙，专攻《船山遗书》。
光绪十五年春，谭继洵升湖北巡抚。谭嗣同随去武昌，时与唐才常、刘松芙等相聚，交流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一年，与唐、刘等共议后，在浏阳县城奎文阁办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河。
以后漫游陕、甘、苏、皖等十多省，接触下层社会，目睹各地饥民惨状，立志救民于水火。中日甲午战后，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之《马关条例》。谭嗣同忧愤交加，变法之志更坚。
光绪二十二年，其父为之捐官同知，促往南京候缺。谭嗣同无意谋官，惟广交朋友，研究维新之道，编辑出版《时务报》，参与组织妇女解放自立活动，创立“南京测量会”。还撰写名著《仁学》，提出冲决“利禄，君主，仁论”罗网，宣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此时并研究佛学。
光绪二十四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回湘参与新政，办《湘报》，办“时务学堂”，成立图书室，捐献藏书101种，557册。创立南学会，自任会长，宣扬“爱国之理、救亡之道”。曾发表《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虽屡遭顽固派攻击而不动摇，自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同年六月，光绪帝推行新政，征召谭嗣同进京。谭深知变法之风险甚大，行前瞩妻李闰：“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顺其自然。”又谓时务学堂师生：“我不病，谁当病者？”九月十五日，被授以四品军机章京行走，遂积极推行新政。慈禧太后怒，欲废光绪帝，取消新政。谭嗣同即于十八日夜访新军头领袁世凯，劝围颐和园保帝。袁佯许，旋即告密。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新党。梁启超力劝谭嗣同一同出走。谭嗣同谢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大刀王五及日本友人复劝其逃。谭嗣同又谢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谭嗣同被捕。二十八日，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当时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尸入棺。次年由其亲属运棺回浏，葬于原牛石乡翟水村石山下（现荷花街道办事处所辖）。
民国2年（1913）在县城建谭烈士专祠，后又以嗣同为县城路名。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复修谭祠、谭墓，并建谭嗣同纪念馆，对外开放。
所著大部收入《谭嗣同全集》出版，其哲学思想已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