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舰事件”后东亚战略形势与中国选择（四）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辩证法大师，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138]我们上述研究的开展并不只是在罗列美国外交的失误，而是为了证明这种失误必然要产生的，同样也是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东亚力量均势将必然要出现的新变动的不可避免性。

　　人类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和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的统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仅仅靠客观必然性的出现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呼应。也就是说，处于在历史的转折关口的民族国家，要有非凡的勇气扼住命运的咽喉，促成历史的转变。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与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历史进程有十分近似的特点，因此，在这方面，早期的美国人是今天中国人的先生。

　　19世纪末的美国正值欧洲完成了从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转变，欧洲列强在殖民地争夺中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这时的美国已是一个经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统一的民族市场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至世界第一位。生产量约为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煤、铁和钢的产量的增加尤为显着。1860～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三倍，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23%。[139]1900年，美国人口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其中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及与此相关的人均工业化水平、能源消耗等仅次于英国，均居第二位；而钢铁产量、总的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40]美国已实现了工业品替代原材料出口。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拥有巨大的工业能力的美国却没有相应的海外市场。直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而英国则占26%。[141]这就促使大财团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海外市场。1860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美国的机器和钢铁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了英国的恐慌。

　　经济的崛起又加大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和地位。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弥补逆差。尽管从欧洲向西流出的黄金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等服务行业部分回收，但欧洲黄金外流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备黄金的政策[142]而使这种形势更为严重，以致美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断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143]。

　　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提高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需要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在其着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144]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5]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46]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麦金莱总统利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的机会，一举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等，并由此获得了太平洋的制海权。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47]今天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海上力量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就是昨天早期美国走向世界的某些片段的回放，时间也正好处在新旧世纪之交。列宁是曾在俄罗斯历史上紧扼民族命运的咽喉并由此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政治家，他总结说；

　　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148]

　　19世纪末，英国人陷在南非战争中不能自拔，美国的政治家们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赢得了后来的历史；1950年美国人来到黄海并启动了朝鲜战争，毛泽东抓住历史链条上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为新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机遇。1962年底，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古巴导弹危机”，在“高天滚滚寒流急”[149]的恶劣的周边环境中从西南方向出手在那里打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那么，今天的中国再次在黄海遇到由美国送来的“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我们当然也不能让这个“战略机遇”从我们手中白白溜走。列宁说：“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 [150]列宁的这个思想，对今天中国人理解当前的东亚形势也是有帮助的。

　　21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已经到了由量的积累到从东亚开始局部质变的“关节点”，而美国来到黄海、日本在钓鱼岛高调寻衅也同时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突破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海上封锁，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反者道之动，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

　　（二）战略框架及战略边界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时空，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与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险象环生”的形势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日益表现出“东急西重”[151]的特点。

　　东急，主要急于围绕台湾问题产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政治形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推进，进入21世纪后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已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军事层面。国家经济重心之所在便是国家防务重心之所在：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但这一地带却与包括“台独”在内的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比如中国上海、浙江、苏州等经济重心以及刚刚建成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台海统一，处于中国实际控制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152]我们这些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因此，台海统一就成了中国21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中时不我待的近期目标；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在中国同期海洋安全战略中便合乎逻辑地成了中远期目标。前者即台海统一反映的是中国核心利益，因而完成海峡两岸的国家统一也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环节。这个时限与邓小平提出的“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153]的战略目标及其时限相吻合。具体说，与“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同步的制海权，对中国来说，主要集中于“第一岛链”东西两侧。

　　具体说来，决定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在东部海域长期强加给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日本南经台湾岛、菲律宾、巽他群岛、终至马六甲海峡的所谓“第一岛链”。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链条”，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由于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扩展也有其先定的政治底线和极限。我们知道，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底线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奠定的。在这个体系中，台湾——当然还有“满洲”“澎湖群岛”等——在法律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归中国，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利益一致并获美国外交承认，而与日本利益不一致，并没有获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认。这就是说，在第一岛链内有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海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中美间的矛盾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即雅尔塔法权体制中的冷战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中美关系在雅尔塔体制中是伙伴关系，而在冷战体制中则是对手关系。日本则不同，日本是受到雅尔塔体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输的战败国。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表层看是冷战矛盾，本质上看则是体制（雅尔塔体制）性的矛盾。在冷战中，日本与美国是伙伴，与中国是敌手，但在雅尔塔体制中，日本与美国、中国都是敌手。鉴于此，在日本没有明确表示不仅“尊重和理解”而且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关乎生死，而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岛链”内，于情于理，中国都必须为完成台海统一而打碎“第一岛链”并将“第二链条”以西的海区变为真正的和平之海。鉴于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强化了其遏制中国海外发展的冷战政策，可以说，在打碎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是主要矛盾——这是由于美国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日本不仅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认真反悔，而且还企图颠覆雅尔塔和平体制。

　　中国打碎“第一岛链”并不突破雅尔塔体制，而只是恢复本已在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利益，因此，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除日本外，中国此举并不触动亚洲其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利益，因而日本阻碍中国实现台湾及钓鱼列岛回归祖国的政策不会在东亚国家中得到支持，日本与中国在此方面的冲突也不会在东亚找到铁杆盟友。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从冲绳和宫古间穿越“第一岛链”的海上军事演习，引起日本的震惊，但日本的“抗议”在东亚国家中没有任何呼应。

　　更有甚者，2010年10月12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前一天（11日），日本防长北泽在河内陆续会晤了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及新加坡5国防长，表示“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来说，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各国防长均未对此表示完全赞同，纷纷要求日本谨慎对待。报道引述印尼外长的话表示“希望能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此事”。北泽在会晤各国防长时还谈到了中国“日趋活跃的海洋活动”，同时称，“各国应加强合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方希望与各国密切交换意见”。但据随行人员透露，各国防长都只对“广泛意义上的合作”表示赞成，发言中并未点名提及中国。[154]东盟国家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如此，那在台湾问题上，它们也会让日本面临失道寡助的尴尬。

　　但在第一岛链中的南海方向则是另一番情形。这里是第三世界国家集中的地区，其中许多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与中国还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因此，这里不存在关乎雅尔塔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关于南海主权争执属于在雅尔塔法权体制内部调整的范畴。相反，它们与中国一起和日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鉴于日本迄今仍未对当年侵略亚洲的行为认真悔罪，东南亚人民明白，一旦日本再取台湾，那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再取南海。中国台海统一可断绝日本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台湾归属中国自然也符合东南亚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正因此，中国在台湾以南和台湾以北的海域即黄海和南海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在南中国海的矛盾当以调整协商为主线，在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域当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主线；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55]，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赢得的并为雅尔塔法权体系认可的成果，可60多年来，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只能看到而不能享受到1945年就得到的胜利成果，这对中国是极不公平的，这种状况也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156]现在中国已进入21世纪，而要实现台海统一，就必须打碎美国强加于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

　　但在第二链条中，中国面临的对象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区域东部海域的美国及其海上基地，尽管有冷战的性质，但还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安排，触动它就意味着触动中美俄等国用鲜血赢得的雅尔塔和平体制。如果中美两国要在冷战层面发生生死冲突，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利的，而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说句极端的话，即使有那么一天中国在这一海域赶走了美国，那这些“成果”也因中国无力消化而终为日本或其他大国攫取，这与当年日本占领南洋却因无法消化这里的“战果”而不得不丢给美国人的后果一样。所以在这一海域，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前提下的协调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

　　（三）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必须知道，20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合作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中美合作才平息了日本在这里的搅局，20世纪下半叶又是中美合作平息了苏联在这里的搅局。那么在21世纪，中美不管哪一方如果为对方所打倒，那结果对谁有利呢？那只有对日本这样不服从雅尔塔体制的国家有利，其代价就是受惠于雅尔塔法权体制的亚洲国家间再经历一次更为残酷的“太平洋战争”。

　　中美在太平洋上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深厚的历史前提。中国和美国一样，均是拥有广大版图的世界性的大国，双方之间横隔太平洋近两万千米的广阔海面决定了依中美各自的国力及由此决定的各自的扩张能力不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国力根基，两败则俱损，两和则俱荣，因此，和平对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太平洋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的前提是中、俄、美三国均未脱离雅尔塔体制。当时苏美间的冷战，只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利益调整和巩固，而不是打破雅尔塔体制重新展开的利益分配。同理，未来太平洋的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美国和俄国间——在中南太平洋区域更多的是中国和美国间——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合作。只要这种合作及其雅尔塔体制前提不被破坏，那么中美之间的雅尔塔利益就能得到保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的战犯只有日本一家，因此，维护雅尔塔体制，也就保证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雅尔塔法权利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和平。

　　但是，雅尔塔框架内的中美合作应当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能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做出巨大牺牲并为雅尔塔体制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的雅尔塔法权权益有过分挤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时如果还将中国压迫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浅海海域，既不可能，也不公平，更不能为中国接受。事实上，“第一岛链”的防务已成了让美国感到巨大压力的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守住“第一岛链”。既如此，为了美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大国地位，美国何不借鉴19世纪60年代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看到美国南北统一后美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便建议沙皇迅速放弃阿拉斯加于美国的智慧——正是这份智慧保证沙俄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并为后来的苏联打下了可以守得住的国基——向中国放开包括台湾在内“第一岛链”呢？

　　目前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中国走出“第一岛链”必然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但这种认识并不具有可信度。[157]1972年毛泽东同志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158]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的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而当时中国的左派则不知中国的国力边界在哪。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了，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哲学。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其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那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既如此，上文中做出中国一旦突破其外围海域，“就将前往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并借此东进，它的首要重点将是获得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基地”的结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又是什么呢？

　　今天美国战略思维似乎又回到当年凯南的遏制思路，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无异于二次灾难。令凯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将美国逼送上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的不归路，结果是，在打倒苏联并在欧洲推倒了雅尔塔体制后欧盟大获其利，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倒欧洲世界霸权的国家则先后崩溃和衰落。科索沃战争后，欧洲版图在美国老布什到小布什总统们的帮助下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接下的局面便是曾经的战略清道夫美国同其美元被逐出欧洲。普京看到并提醒美国人注意这种危机，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指出：

　　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

　　“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159]

　　普京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小布什并不知道普京在讲什么，他竟不靠谱地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并无知地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160]。 2008年2月22日，普京在会见独联体国家领导人时说，科索沃独立是一个可怕的先例，打破了数世纪以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必将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些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终有一天将自食其果，遭到报应。[161]普京说的这个“国际关系体系”更多的是指美苏共建的雅尔塔体系。但这时的美国领导人已没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他们不知道目前的世界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大国地位是怎么奠定的，他们更不清楚“埋葬了雅尔塔体系”也就“埋葬”了美国自己。

　　2010年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并向美国再次表达共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期盼并善意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制留下相当的余地，声明表示：

　　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扞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162]

　　目前那些不明白雅尔塔体制形成历史的美国领导人已在欧洲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现在美国人又要“重返亚洲”，难道美国还要帮着日本在东亚“埋葬雅尔塔体系”吗？如果美国人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那结果只能是见了“棺材”才落泪了。鉴于此，笔者再次呼吁中美共同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这对于两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明白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均基于“雅尔塔体制”的共性，也就明白了中美在太平洋利益冲突时不能突破的基本框架和底线——我们不妨称之为“雅尔塔底线”。明白了这个底线也就明白了在第一和第二“链条”之间的海域并不是中国绝对排他性的制权目标，而是中国相对即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共享的制权目标。至于中国与美国在此海域的权力转换，将随中美两国国力兴衰而进退，正如当年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制权进退关系一样。但这样做的绝对前提是，居于主导力量的任何一方，都不要绝对挤压另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利益，这一点是当今中国人和美国人应当事先明了的。也正因此，本文只将“均势变动”的形势限于“东亚”而不是“亚太”，只将中美关系的变量函数放在雅尔塔体制内来描述，认为中美即使冲突应属于雅尔塔框架内的利益调整，而不是对雅尔塔体制的突破：将战略目标制定在“零和”的结果上，不管是谁，都是政治幼稚病的表现。

　　当然，在维护对双方都有利的远东雅尔塔体制问题上，需要中美之间的共识，共识的前提是双方对历史具有同样的深刻洞察：希特勒和张伯伦因其对历史没有共同的理解而在维护有利于欧洲的凡尔赛体制上没有达成共识，这使欧洲失去了由它主导世界历史的时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雅尔塔共识及由他们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创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美国从老布什到小布什对雅尔塔体制之于美国的意义已失去起码的认知，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曾招致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尼克松时期开始的美国中兴及苏联解体事件的“遏制战略”的鼻祖凯南先生的激烈批评，他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163]今天不知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的战争失败的美国政治家，能否在共同维护雅尔塔和平体制问题上与中国形成共识呢？凡事都有两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如果当前的美国领导人仍要在小布什“埋葬雅尔塔体系”的路线上滑行，那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任将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欧盟的肩上，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难以主导的大国利益的重新调整。

　　100多年前，恩格斯告诫我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处罚的……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164]恩格斯的话对于理解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是有益的。今天的美国确实需要尼克松那样的政治家及其战略哲学。正是尼克松——与19世纪中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向美国让出阿拉斯加、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动向中国交还香港的意图一样——向中国让渡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的政策，美国才出现了中兴；那么，为了今天美国的复兴，政治家们是否考虑过向中国让出第一岛链呢？

　　尽管我们找到了中国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的绝对目标和相对目标，但我们也不排除美国与中国“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可能，为此，我们还要考到较坏和最坏结果，并着手做好准备。

　　较坏的结果是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清醒的政治家，这些人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底谷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比如1998年6月份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乔治·布什总统就于7月和12月两次派他的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将军访华；2010年9月，就在美韩在黄海演习的当口，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先后访华，以保持沟通，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邓小平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邓小平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20世纪30年代欧洲英法绥靖外交的沉痛教训说明：为合作而合作的外交，与为和平而和平的外交一样，其结果都将是事与愿违。

　　最坏的结果就是目前美国政治已为大财团所“绑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这些财团利益相分离，美国以自毁的方式拖垮中国，拖垮维系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和平。研究表明，每次经济危机时期都是美国外交的战争发动时期，鉴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目前看奥巴马被大财团拖入小布什的战争路线，似乎难以避免。对此，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的强烈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着，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65]

　　从“9?11事件”后，尤其从“天安舰事件”后的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看，确有这样一种将世界拖入战争的趋势。2010年10月5日，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曾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华盛顿的政治瘫痪使政府仅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只有诸如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样的有强烈影响的外因震动——有点类似于克鲁格曼所称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闻名的协调的财政扩张”——可能足以打破循环。“我不认为我们即将对任何人发动一场战争，”费尔德斯坦说，“但是保罗是正确的。那是把我们从能与这次衰退相比的上一次衰退即大萧条解救出来的财政手段”。[166]　当然，战争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最坏的结果。应对最坏的结果当然需要做最坏的准备，这就是不得已而进行的军事斗争的准备。

　　（四）军事运用原则与战略力量配置

　　1.军事运用及其原则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167]如果我们将中国在西太平洋上制海权看作一个连续的链条的话，那么，拉起这个链条的关键环节就是台湾岛。台湾岛尽管目前没有回归祖国，但两岸关系已有很大的改善，况且今天的台海两岸已不是1949年时的长江两岸，台湾岛与中国大陆力量对比处于严重不对称态势，因此，爱护和保护台湾同胞[168]，用与台湾同胞长期“心交”的方式达到两岸最终“交心”以实现和平统一，当为最理想中国台海两岸的政治选择。

　　治国者当以正为本，以奇为用。台湾问题的主要责任不在台湾同胞，而在于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主要盟国干涉和少数“台独”分子的破坏。这样，解决台湾问题，如果没有极端的台独事件或外来势力直接干涉的出现，就不应该有“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当年康熙和后来的毛泽东，都没有采用这种思路。因为他们对台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将台湾打跑而是为了将台湾拉回。

　　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原则只限于中国内部，对于外部干涉，当不受此原则的限制；保证台湾问题不受他国干涉，从而保证台海和平统一的主要方式还在于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尤其是强大的海上国防力量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截断“台独”势力与其资助国家的联系，而截断这种联系则是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目前看来，这种外来力量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美国只是干涉台湾事务，并不承认台湾所谓“主权”，而日本则对台湾有强烈的觊觎之心。因此，在从日本、经台湾到新加坡的整个“第一岛链”中，对中国来说，台湾岛以北的海区，是最关键同时又是最脆弱的环节。

　　说关键，是说这里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突破口，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之心在东亚失道寡助，在此问题上没有结交盟国的人文环境。从地理环境上说，台湾岛与日本本土——与台海两岸的相比——相距过于遥远，[169]战时后勤补给条件远远不及中国大陆。距离台湾约有180多公里的钓鱼列岛总面积仅6平方公里，无法作为实际作战资源补给平台，它只是“台独”与日本右翼两股势力的“接榫”地带，是日本接近并最终介入台湾的最佳跳板，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因此，从这里切断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联系也最容易。而截断了日本右翼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物理联系，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多半。日本也看到这一点并加紧采取相应步骤：2010年7月日本政府准备修改防卫构想，逐步把本国军事力量集中到钓鱼岛附近。8月有报道说日本当局决定在2011年3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25个离岛“国有化”，以作为“划定大陆架面积和确保海底资源的据点”[170]。钓鱼岛之争，不管对日本还是对中国来说，本质上就是台湾岛之争。钓鱼岛回归中国就基本上打断了日本右翼与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的物理联系，是对台湾岛内部的“台独”势力的致命打击，更是对岛内主张统一的爱国力量的最有力的支持。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台湾一半已回归祖国。

　　说脆弱，这是由于日本对台湾不可遏制的野心和其拥有技术优势的海上力量。台湾关乎中国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退让的底线。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台湾的国家，都先取黄海；反之，获得黄海制海权的国家，也必得台湾。1895年中国失去台湾是始于甲午黄海海战，1950年中国台海两岸分离始于美国进入黄海并由此启动了朝鲜战争。这两次历史教训留下的经验是，得黄海者必得台湾，得台湾者必得东亚。台湾是东亚变局的关键，当然也是中国打开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枢纽。

　　同样，台海两岸分离不仅仅是对中国主权完整性的破坏，而且是对中国海权质量的破坏。如前所述，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显示其优势。目前中国尽管拥有广阔的海域和相当规模的海洋战略武器，但中国缺少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千米以下深水的港口，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海军战略武器效能及其运用。因此，鉴于台湾东海岸拥有相对于中国大陆东岸更有利于海上战略武器运用的深水港口，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国主权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海权及以此为前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问题。

　　2.海防力量配置及其运用策略

　　鉴于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因此，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配置的重点应当是台湾南北两翼即黄海和南海方向的战略力量的配置；又鉴于在中国台海统一问题上，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乃至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立场，因此，在日本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之前，黄海则是中国海洋力量配置的重心所在。比较而言，黄海的海上力量应当是积极和具有强大攻势的，而在南海的海上力量则应采取具有巨大威慑力的防御政策，其作用仅在于侧应北面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以保证中国台海统一在尽可能和平的条件下完成。

　　但是，近代史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近而资源供给总量几乎无限，因此，与日本、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日本、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关于此，2010年8月，日本《中文导报》刊出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美国南海动作没那么大威胁》一文说得明白：“美国确实比中国强大，但美国也确实无力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尤其在中国家门口，更是如此。”[171]据当年12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首任国家情报总监、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表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将越来越强大，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如果误判形势，制定错误的外交政策，那将糟糕至极。他说：“我们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必将崛起，我想我们对此必须现实些。”[172]

　　目前关于中日美之间的军事力量比较，更多地以技术和吨位为参照，对中国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评价。[173]其实，国家军事力量比较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技术运用的环境；而技术运用环境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静态即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即冲突双方各自的战略家们谋划的结果。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曾大显威风的英国洋枪，却在中国乡野三元里大雨中百无一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东南平原一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重装备在西南山区反成国民党部队的包袱。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战前的中国，那时的黄海对中国而言就是远海。远海作战，当然技术占先。现代信息和导弹技术已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这时的黄海就成了中国的近海。外来的航空母舰，不管它技术装备如何先进，在这片水域，对中国大陆而言，无异于儿童游戏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国海上力量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确切地说，就是在“第一岛链”以西水域，中国海军则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因为它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供给——这恰恰又是美日海军远不及中国的地方。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从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在美国家门口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2008年8月美国海军在俄罗斯家门口声援格鲁吉亚那高调而来蒙羞而归的结果得到反复证明。

　　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对近中期海上战事的策略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74]近战可久，远战当速，就近而舍远。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以黄海为重心的台湾以北海域的制海权是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力量的加强为前提的。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大陆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175]，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大陆国防力量是保障中国黄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台海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3.推进中俄战略合作，深化中朝传统友谊

　　东北亚历来都是大国关系重组的发轫之地。1895年中日冲突后，中俄第一次结盟并迫使日本退兵还辽；1950年朝鲜战争使中俄再次结盟并迫使美国退回三八线；今天美国又来到黄海发飙，这将强化中俄、中朝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样，中国东北的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良好的东北亚国际合作。其间，中朝友谊是关键。今天的中朝友谊的战略意义已超出中国东北边防的意义，它同样对日本以觊觎中国台湾为目标的军事南下战略造成了极大的牵制，因而它对中国实现台海统一，突破“第一岛链”对中国的遏制，有着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战略意义。面临美国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咄咄逼势，中国和俄国有了更多的共同的利益诉求。“天安舰事件”后作为对美韩在东北亚海上军事演习的反制，俄国和中国分别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这意味着与朝鲜均有传统友谊的中国和俄国在维护东北亚稳定方面的诉求更为接近，而加深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则对中国突破东部海域的“第一岛链”以及对俄国抵御已逼近家门口的北约东扩均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北极航道解冻速度加快及由此导致俄罗斯传统的无北顾之忧安全环境的改变，中俄未来的安全合作空间将大幅提高。[176]

　　4.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中国海军突破西太海上封锁保驾护航，为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

　　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而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5.树立中国安全“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在应对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带的挑战时，笔者必须提及的是，为配合本国的重大战略行动，利用情报部门在对手国家策划内乱以扰乱对手国家的战略方向，是美国和日本外交的传统手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一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

　　灾，家中火。在对手家中点火，是国际斗争中最狠的阴招。张国焘曾回忆说，1931年他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177]1905年前后发生在俄国的政治动荡，背后也有日本情报机关的影子。当时日本情报部门明石机关与俄国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都有联系亦提供资助。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国宣战，2月27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国的对日军事行动”[178]；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五天。会议做出了‘各党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的决议”[179]。随后俄国境内便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读史至此，笔者联想到2009年发生在中国新疆的具有严重暴力犯罪性质的“7?5事件”，事件发生不久，日本外务省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主张“疆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头目热比娅于当年7月28日访问日本。[180]据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181]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182]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的 “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岛”[183] 军事力量调整计划联系考虑，这其间的政治关联及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1905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放弃了自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对达赖分裂势力支持的计划。但苏联解体后，美国逐渐将冷战的矛头指向中国并再次将藏、疆、台及其他分裂中国的势力豢养起来以作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棋子。进入新世纪后，美国提高了对这些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和级别。2010年上半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下半年就在中国东部海区全面开始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与此同时美国日益公开支持分裂中国的各种势力。9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林务局为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山区赫尔营的“西藏自由斗士荣誉纪念碑匾”举行揭幕仪式，以“纪念”从1958年至1964年由中情局培训的“西藏自由斗士”及其美国教官。达赖集团在当地的组织、前中情局特工、曾受训的藏人和少数美国议员、林务局官员等参加了活动。匾牌文字吹捧当年受训者“是最棒和最勇敢的一代”，到场美国会参议员声称“匾牌是美国和西藏人民共同努力的一个象征，同时可以使我们永久的纪念西藏自由斗士和他们的教官”[184]。美国的这些举动使人仿佛又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东亚，那时美国贯用 “声西击东”方式牵制中国战略中心目标的策略。为了减轻某一战略方向的压力而在其相反方向人为制造事件以转移、阻止，至少牵制中国对其战略中心目标的关注和实施。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贯用的“声西击东”的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在目前中国海军建设加快，台海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紧紧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实现中国近中期战略目标而持之以恒地努力。

　　2010年9月1日一艘中国渔船被韩国货轮撞沉，船员全部失踪；[185]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那国”号船尾附近和在现场海域作业的中国拖网渔船船头附近发生碰撞，[186]10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莫雷尔表示，日美两国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举行美军与日本自卫队“联合岛屿防卫演习”。[187]据悉，日美的这次联合军演的重点放在模拟展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作战行动”上，以向国际社会凸显巩固的日美同盟关系，并牵制中国在东海频繁活动。[188]10月6日，韩国国防部称，韩国于13日将在釜山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两天的防扩散联合演习。此次演习由韩国军队主导，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也会参加。其中，韩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将参与海上拦截演习。韩军将出动驱逐舰、两艘登陆舰等舰艇。美国宙斯盾驱逐舰、日本4000吨级驱逐舰、澳大利亚P-3C巡逻机等将参演。[189]10月8日，由西方操控的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予中国所谓“异见人士”[190]。如果将这一系列环环紧密相扣的事件与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7月下旬在河内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意愿的发言和随后借“天安舰事件”与韩国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确实使人有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