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内政（1）

思想文化方面

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就主张与之适应的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趁机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新王改制”，改正朔，易服色，顺应天命。一个新王朝建立后要改变历法和衣服车马的颜色。解决了汉朝建立的合法性的问题。刘邦那几年忙着灭秦灭项羽，没工夫也没那文化水平来思考这么高深的问题。董仲舒认为王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别人再有三心二意的想法那就是不合法的，是谋逆。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成为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主要摘自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词条）

二是对我国迷信文化的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

汉武帝希望长生不老，不断派方士到处寻找神仙来帮助他们。

武帝最先迷信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李少君因为懂得祠灶（祭祀请灶神）的方术而被武帝接见，于是他趁机大吹大擂，说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了，自己机缘巧合下在海上的蓬莱岛上见到过传说中的活神仙安期生，而安期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的，要投缘；安期生传授给他了一些炼金术和长生疏：祭祀灶神能获得某种奇物，用这些东西就可把丹砂炼成黄金。这就是炼金术。然后再用这种黄金制成饮器和食具，用来吃饭就能长生不老。这便是长生术。武帝听候很高兴，派方士炼金，入海求仙。

不过没多久，炼金还没成功，李少君就病死了，但是武帝认为这是他化为神仙走了，就让人继续研究他的秘方，访求蓬莱岛的神仙。方士大受重用。

李少君死后，武帝又信任齐地的方士——少翁。武帝很四年早死的王夫人。元狩四年（前119年），少翁说他能让武帝见见王夫人的魂魄。一天晚上他用幕布围成一圈，自己在里面把事先剪好的王夫人的纸像在灯前东舞西晃的，而武帝就在外面看“皮影戏”，只见王夫人的魂魄在那里如泣如诉，遂大受感动，封少翁为文成将军。武帝还想见见神仙，但是少翁用了很多方法，还专门奏请兴建甘泉宫（今西安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淳化县），内有祭祀鬼神的一切用具，也没请来神仙。少翁害怕自己的把戏穿帮，就请人在一张帛上乱画一通，然后悄悄用这帛书喂牛。有一天他故作神秘地对武帝说，这牛很奇怪，它肚子里一定有奇物。武帝令杀牛，取出帛书来看。也是少翁命中注定吧，很不巧，武帝认识这人的笔迹，就把这笔迹的主人找来盘问，果然是伪书。武帝很生气，这家伙居然敢欺骗老子，就诛杀了少翁，但又怕别人讥笑，就吩咐众人不要说出去。

少翁被杀后，他的师弟栾大又被宠幸。汉武帝有点后悔那那么早就杀了少翁，因为他还没把长生和成仙的方术贡献出来。元鼎四年（前113年），乐成侯丁义对武帝说少翁的师弟的栾大有这本事。于是，武帝就找来了栾大。据说这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也很会吹牛：我曾经在海上见过安期生和羡门这两神仙，但是他们认为我地位卑贱不能传授炼金术和长生术，所以皇帝你要得到这些仙术，首先要给使者封官爵。武帝害怕又被骗不好下台，要测验他，让他斗棋，他果然能使棋子相互撞击（是不是用磁石啊）。武帝于是非常相信栾大，短短两个月风了他五个爵位：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五利将军、乐通侯，赐予住宅，并把卫皇后生的卫长公主嫁给他，不久又封他做“天道将军”，贵宠天下。栾大成了“方士界”的榜样，天下方士纷纷夸耀自己有秘方能求得神仙。那时候，你经常能看见街上有些神神道道的人，穿着道袍，口中念念有词。

栾大已经贵极天下，武帝派他东行入海。栾大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些把戏全是糊弄人的，不敢入海，就请到泰山祭祀请神，也没什么灵验，就骗武帝说秘方已经用尽。武帝对他的信任一步步消耗殆尽，终于发现栾大也在骗他，骗得更惨，怒不可遏，不但腰斩了栾大，还杀了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

对此，王夫之评价极高。他说：“丁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不敢尝试也。义诛，而公孙卿之宠不复如文成、五利之显赫。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无有从谀之者也。故刑赏明而奸人收敛，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

栾大死后，武帝又相信公孙卿等，继续求仙，但是终于不像对少翁和栾大那样宠幸，求仙活动到死也没有成功。

汉武帝临死的前两年（征和四年，前89年），接受大鸿胪田千秋的奏议，“悉罢诸方士”，并对群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他或许是感到自己大限将至。

三是鼓吹君权神授。与之相应的支撑措施是鼓吹“天人感应”、置年号、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花样很多，很会来事。

方士们不但自吹能成仙，还和儒家、阴阳家一起鼓吹“天人感应”。最重要的儒生就是董仲舒。当时人们认为地震、火灾、日食、月食、彗星、陨石等自然现象的发生，都是上天对人间的一种警示或预示。其实这样的社会现象在汉朝之前就有了，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这种思想最早在《周易》一书得到体现。《周易》建立了一个自然观与社会统一论的体系。在每一卦里，先揭示卦所表示的天地自然之道，及该卦在自然之道中所处的时势。然后把这个道与时势，作为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大的制约，从而决定人们应当怎样去行动。中国古代典籍把这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统一性，称作是天人感应。司马迁写《史记》也自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朝这些人在武帝的安排下大肆宣扬，基本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比如后世的史书讲到某帝王出世的时候一般都有奇异的自然现象发生，比如什么黑气入腹，红光满天（朱元璋），青龙入腹，异香满室（赵匡胤）等等，这是人类救星下凡的预示。在当朝中，有好的预示，比如突然出土得到什么古印啊鼎啊，出现黄龙、麒麟啊等等，这时上天对你治国功绩的肯定和赞赏；而不好的如地震、蝗灾就是对皇帝昏庸的警示，你这皇帝要是再不注意的，老天就要换教了，不支持你了。也就是说，“天人感应说”一方面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

如果有祥瑞的话，皇帝会考虑改年号。武帝之前的皇帝是没有年号的，以顺序纪年，如高祖元年，二年，三年等。

前122年，武帝在雍郊祭祀先祖，归来顺便狩猎，得一兽，白色，牛尾，马足，独角，有司奏曰，此为麒麟，乃祥兽。过了几年（前114年），主管纪年的官员向武帝建议：前几年的祥瑞是上天对陛下功绩的肯定，纪年可根据祥瑞来命名年号，以感激上天。武帝就是喜欢夸耀自己的功绩，准奏。在前两年，汾阴出土了一个大铜鼎。鼎是王权的象征，就以出鼎之年为“元鼎元年”，再向前，从即位的前140年开始，追加年号，之前帝王无年号，前140年是初建年号，故称“建元”。又，当时汉朝还没改制，仍奉秦制，从水德，水德之数为六，六数满则重复，周而复始，故建元六年后又要改年号。恰巧建元六年的时候东方出现彗星，故第二年就改元“元光”。后来的元朔、元狩、元鼎都是六年。从前104年开始改正朔，当年始称“太初”，自此皆以四年为周期。

武帝始创年号，以后历代皇帝皆效法。明朝以前，大多皇帝经常更改年号，比如，唐高宗李治用了十四个年号，整得很复杂。明清两代皇帝，每人一个年号，所以常以年号代称皇帝，如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故又称他为弘治皇帝。直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帝爱新觉罗·溥仪年号“宣统”（1909～1911），帝王年号共延续了2052年。

刘彻希望用“天人感应”来神化皇帝，表明自己受命于天，为此还经常搞些祭祀天帝、泰山封禅、巡狩天下的活动，观光旅游了天下很多名山大川。

与之相应还有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

武帝在元封元年春三月泰山封禅后，开始办这些事了。

明堂是古代天子朝见诸侯、正尊卑、宣政教的地方。据《礼记·明堂位》记载，天子、三公、诸侯、蛮夷之君、九州之牧的位置如下：

此图是根据济南人公五（音速）带呈献的古黄帝明堂图制作的。图上有一座殿堂，四面无壁，顶上覆茅草，四周通水，围绕宫墙，沿宫墙修建夹层通道，上面有楼，天子自西南方入，谓之昆仑道，直至殿堂。

改正朔与易服色是联系在一起的。

古时候改朝换代，新王朝必须要改定正朔，主要是颁行新的历法，同时改易服色，就是更换车马、服饰的颜色。

正朔就是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开始的那一瞬间。夏朝历法以一月为“正”，以“平旦”（现在凌晨3点到5点）为 “朔”；周代历法以十一月为“正”，夜半（晚11点到1点）为“朔”；汉承秦制，用秦历。秦朝行《颛顼历》，以十月为“正”，即新年的第一个月为十月，最后一月为九月。到汉武帝时，《颛顼历》已推行一百多年，误差积累，历法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如朔（初一）晦（三十）日本来只能看到上弦月和下弦月，实际看见的却是满月；望日（十五）应该看到满月，看到的却是缺月。古时历法是人民安排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据，历法错乱严重影响了人们。

鉴于这种情况，元封六年（前105年），武帝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讨论编制新历法，招募20多通晓历法的中下层士民，如治历官邓平。经过一年的工作，他们制成历法若干部，其中以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最为先进合理。武帝便于公元前104年颁行邓平的历法，以一月为“正”，以夜半为“朔”。因当年为新历颁行之年，故改年号为“太初”，历法叫做“太初历”。

秦汉及之前，改朝换代都是要更换正式服装颜色的。

汉承秦制，以水为德，服色尚黑。

朝德和服色源于“五德终始说”，乃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他将“阴阳说”和“五行说”糅合，借以说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五德始终说”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到阴阳五行运行的影响。“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五德相生相克，终而复始，相因循环。人间每个王朝都应验五德中的一德，一个王朝衰落之后。肯定被另一克胜此德的新王朝取代。这时上天会显示符应，这个新王朝就要根据五德的性质，制定本朝的各种制度。

《吕氏春秋·应同》篇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作了完整的叙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

就是说，黄帝得土德，服色尚黄。禹得木德，服色尚青，木胜土，故夏代黄帝。商得金德，服色尚白，金胜木，故商代夏。周为火德，服色尚赤，火胜金，故周代商。秦为水德，服色尚黑，水胜火，故秦代周。那么汉代秦，而土胜水，故汉为土德。

武帝之前，已经有贾谊、公孙臣等推论出汉为土德的结论，倡导改正朔、易服色，准备了舆论基础。武帝在改正朔的同时，又据土德易服色，易秦尚黑之色为土德之黄色，衣服、旌旗、车马皆以黄为尊。

文学：

武帝对文学的重视纯粹是因为个人的爱好。武帝酷爱“辞赋”，这种被称为“赋”的问题是在古时和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他也特别器重辞赋大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等。

武帝不只喜欢阳春白雪的大赋，也喜欢下里巴人的民歌，专门设乐府，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并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到集中乐府来。这些民歌及当时文人创作的宗庙祭祀的颂歌，配上乐府的谱曲，称为乐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