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大陆与台湾让人感慨万千, 民主民权民生不是吹出来而是做出来的.
原文地址：“最可爱官员”折射出民众的水深火热
作者：william
这种情形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延绵不断。不同的是，过去的年代里，皇权天授，官权皇授，官员在法理上属于“父母官”，孩子遇到麻烦找父母，为人父母的拽一点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宪法都说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官员在法理上属于人民的“公仆”，是大家公共的仆人。怪异的是，主人有事找奴才，奴才却可以围在高墙内坚决不见，让主人长跪不起甚至还将他们绳之以“法”。61年零两个月了，连找个说法的地方都没门，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您如果认为第一幅图的那种情景是几千年的传统必然导致的，那就大错特错。还好，老天的眷顾，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间接地让一个与我们同宗同源的美丽岛屿没被“解放”，给我们留下一个所谓“必然”是狗屁的活教材。对岸这座日据时期的总督府，如今是台澎金马地区的权力中枢。从1994年岛内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有条件地对民众开放以后，这里便不再神秘，也不可能有人在这里长跪不起。如今，即便是大陆的上访户，也可以在里面通行。
这个活教材不只完整地留住了中国的这一套，而且很好地学习了西方那一套。谁说它们水火不容？
西方的那一套是选票堆出来的，人民没有投票权，一切口号都是纸老虎。
在没被“解放”的对岸，因为各级首长和议员都依法经一人一票产生，因而，公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少有发生。即便发生了，民众也不会直接找政府或者找“上级”，（政府首长不是上级任命的，因而负责对象就只有选民和同级议会，县长管不了乡长，“总统”也管不了县长，各司其职，各自自治，由民产生，对民负责）而是找立委和议员。
每个立法委员、议员都有服务处，民众有问题找他们。所以，台湾不存在“信访局”这样的机构，更不可能存在“越级上访”的情形，“总统府”无需面对“钉子户”，围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代议制的优势在此凸显。
台湾的政府机关，都没有围墙没有门卫可以自由进出而不会有什么麻烦，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也都相当精简。像台北这样人均GDP是上海5倍、福州10倍的大城市，市领导也只有一名市长一名副市长，如果算上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总共也就四个（上海和福州的市领导都在40个左右），每个部门设置也相当简单，整个市政府就在一栋破房子内，而不像内地每个局都要建一栋大楼。谁的效率高，只要脑袋不长在屁股上，或者智商不低于毛太孙子，都应该清楚。
所谓效率，不是体现在限摩限电限制民众出行上。台北，这个有260万常住人口的国际大都会，登记在册的汽车有73万辆，而摩托车却达到104万辆。按照每户四人计算，台北的每个家庭平均拥有1.12部汽车，1.6部摩托车。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摩托车合法停放的位置，公民普遍遵守规则，街头巷尾的摩托车也便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摩托车不仅没有制造交通问题，反而让台北这个人口和汽车都最密集的国际大都会基本不会出现严重的交通阻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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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89岁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伟军杨维骏用公车带农民上访，被网友称为“最可爱的官员”。可爱的背后，折射的是民众伸冤无门的“水深火热”。以下是这位最可爱官员与新京报的对话。
新京报：为什么你要亲自带着他们去，你觉得你带着和他们自己去有什么区别？
杨维骏：农民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我毕竟是有级别的，我的配车可以畅通带着他们进去，能引起一些领导的重视，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
新京报：你领着农民到省政协后又发生了什么？
杨维骏：农民开着两辆面包车，坐着12个农民，跟着我的专车，门卫都认识我的专车，所以没人拦。到省政协，先找分管老干部处的一个副秘书长说要到信访处反映这群农民的问题，这个副秘书长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我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就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是周五上午，这很不正常。11点半，我让农民回家，我就直接去了省国土资源厅递交了反映材料。
新京报：国土厅有什么回应？
杨维骏：一个副厅长说会派巡视组去了解情况，如果他们推托不办，我就连国土厅一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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