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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舞 缘 （下）

默认分类 2010-05-22 15:18:41 阅读201 评论3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刚到学校宣传队，我只是一个小字辈，经常围着师哥师姐们转，听他们讲宣传队过去的事，因而知道了每年部队都会到宣传队来选拨文艺骨干的情况。只要成分好、功夫好、形象好，是共青团员就有可能被部队挑选上。去当文艺兵！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于是我暗暗的定下了个人奋斗目标——到部队当文艺兵。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提倡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每个学期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上文化课。学校宣传队的队员是学生里面的佼佼者，同时也是学校的特权阶层。早上队员们可以不上早读课，下午可以不上体育课，只要校广播室的喇叭一响——通知队员们集中，就连班主任都无权干涉我们的行动。我抓住机会刻苦练功。这一时期，我得到了在花灯剧团做舞美的表哥的辅导，舞蹈的基本功增长得很快，悟性也提高很多。在舞蹈的平转、抬腿大跳基本功上，我很快就超过了队里的“一哥”。七六年下半年市革委给学校下达了一项政治任务：赶排“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节目。学校选排了舞蹈《军民鱼水情》。剧情讲的是一支部队拉练到了一个小山村，并帮助村里贫下中农们的事儿。为了感谢亲人解放军，村里的一位老大娘在月光下为小战士赶做军鞋，小战士为了感谢老大娘，也在月光下给老大娘做扁担的感人故事。“一哥”扮演剧中的“小战士”。可“一哥”在排练时，也犯了找不到感觉、入不了戏的毛病。几天下来拖延整个节目排练的进度。情急之下工宣队长作出决定：用我代替“一哥”出演“小战士”。“小战士”的独舞就占了剧情舞蹈40%，更别说还有“小战士”参与表演的双人舞和集体舞了。我第一次做了“主角”，才真正地感到“主角”的滋味不好受。为了当好这个“主角”，那段时间我是废宿忘食，早上练功比同学早到，白天排练一个个地把动作记下来，哪个动作做得不到位，晚上回到家吃过晚饭后，就悄悄地跑到父亲的办公大楼去练习。有时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上十几次，每天累得腰酸背疼，晚上难以入睡，人瘦了一大圈。用我母亲的话讲：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朝霞一出遍地金，染透群山果树林，果满篮呀歌满天，欢迎子弟兵进山村 ；星夜等候洒银光，军民谱写新篇章，一条扁担系红心，一双军鞋情谊长，军爱民呀民拥军 军民情谊比海深…..。”——《军民鱼水情》，好歌好剧情。在那一年的全区农业学大寨文艺汇演上《军民鱼水情》一炮打响，后来就成了当时市委、市革命委员会慰问部队、工厂、农村，学校的首选节目。随着演出活动的增多，我逐渐成为了学校的“名人”。市花灯剧团的导演也出面找学校，借我到花灯剧团参加进京汇演。反映农业学大寨题材的地方戏《打秧青》，我扮演剧中活泼可爱农村娃。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节目被取消了。

高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我们宣传队又排练了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舞蹈《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反映牧民儿童保护集体财产的舞蹈《草原儿女》、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军民情意的舞蹈《沂蒙颂》等一批优秀剧目。1976年的下半年，学校把我和宣传队的5名同学送到省歌舞团学习，接受了正规的舞蹈基本功训练。学习期间我们引进了两个农村题材的歌舞剧。

我们在省歌舞团学习结束后回到了学校。一天下午，我们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汇报演出。在表演中，我看到了第一排工宣队长和校长陪着几位解放军在观看我们演出，其中还有两位女的解放军。当时我心里很紧张。演出结束后教导处的老师把我留下来，叫我去校长办公室一趟。当我叩开校长办公室的门，看到了观看我们演出的那几位解放军。他们亲切地叫我坐下，其中一位年长一点，穿四个袋军装的解放军问了我很多问题。主要问：我父母亲工作的单位？老家是哪里的？想不想当兵？怕不怕吃苦…..。晚上我回到家里，把下午碰到的事情告诉我的父母亲，接着我就看到父母亲开始忙碌起来了。

一天晚上，那两位女解放军到我们家来做家访了。解放军主要是跟我的父母亲交谈，问我的父母亲愿意不愿意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到部队当兵？并给我父母亲介绍了部队的一些情况…… 。当时的社会提倡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退伍回家后国家还要安排工作。我父母亲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部队需要愿意把送我到部队锻炼。部队家访以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与父母难以割舍的感情，同时对家人又增加了很深的眷恋。

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人人都面临上山下乡。只有到农村接受过锻炼的知识青年才有资格就业，能到部队当兵实际上就解决了自己就业的问题，而从学校直接当兵就好像今天的大学生考上了公务员一样。所以学生兵竞争是很大的。我父母只是地方上的一般干部，没有任何的特殊关系，也就是没有什么“后台”。我们高二年级的应届毕业生有400多人，符合条件报名应征的就有300多人。部队在我们学校只招收10名男兵、5名女兵。父母亲常常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去不了部队，就和同学一样到农村去锻炼，接受再教育也是好事。

1977年元旦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和爸爸要好的几位叔叔都到了我家。他们出出进进的，有时还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家里的气氛显得很紧张。我记得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外面下着小雪，家里多生了一盆炭火，供大家取暖。我的祖母在厨房里忙前忙后为大家煮夜霄……。第二天清早5点多钟，我的母亲轻轻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父亲把一张盖有红色大印的《入伍通知书》递到了我的手上。《入伍通知书》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我的名字，落款时间是1977年1月4日。父亲、母亲、祖母和几位叔叔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生活的小城市就传出了许多的谣言。大多是关于前一天晚上定兵时的事情：有谁家的地主成分被部队查出来了；谁家的远房叔伯原来是历史反命分子，解放前被政府镇压了；谁的父亲是造反派等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们学校招收的10名男兵和5名女兵中，大都是市、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武装部长、街道办事处书记的儿女，当时统称他们是“高干子女”。还听说有些家长早就为孩子当兵请了客，喝了送行酒，就是在定兵的那天晚上出了问题，没能当上兵。后来听那晚参加定兵的一位常委亲戚讲：定兵时会场外不断有人往会场里送纸条告状，由于外界的干扰很大，定兵的难度也很大，就连研究定兵的地点都换了好几处，最后只得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定兵。定兵前的第一榜名单我的名字排到第17位，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按父亲的话讲是死马当活马医，力争吧！就是在定兵的环节上，我的名字上升到了第六位，直接的原因是接兵部队的首长坚持要把我作为优秀文艺的苗子挑选到部队培养。问题就这么简单，到了无可争议的地步，我就在这一轮脱颖而出，改变了我的命运。有好几个父母亲在市里的物资、烟酒糖、食品公司当领导的同学就是在这一轮被刷下来的。为了以防万一，市武装部通知新兵在接到通知后于上午八半钟到市兵站集中换装，午钣后步行到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部队。我就这样当上了学生兵，也就是说我不用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可以就业了。如果在部队发展得好，还可以争取入党和提干，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

到部队后，我被分到医院当卫生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与舞台无缘了。写到这里，我的日志也该结尾了，“铁梅”这一声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对不起”，给了我学生时代一个完整的回忆，舞蹈曾经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表哥、工宣队长和接兵部队的首长为我创造机会，他们是我终身值得珍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