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宁:驯服强权的基点在民间社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3 02:57:47

王秀宁:驯服强权的基点在民间社会

2010年5月26日,在富士康香港办公室门前,数百名当地公民正在焚烧纸造的“iPhone”,并打出了“反对富士康无良企业”的标语以示抗议。几乎在同一时间,富士康集团的江东父老们也爆发了规模不小的抗议浪潮,不少台湾民众手持百合和哀悼横幅聚集在富士康总部,高喊诸如“无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等口号。此外,在欧美的很多苹果产品销售点,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声音。显然,这一系列抗议所针对的正是稍早前发生于富士康中国大陆厂区十数名员工连续跳楼的事件。

照一般逻辑,在富士康跳楼的员工都是中国大陆人,前往富士康工厂或者产品销售点抗议的应该是中国大陆人,至少应以大陆人为主。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悲剧发生得鸦雀无声,而离富士康深圳厂区不远的香港以及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乃至包括万里之外的欧美各国,倒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引人注目的抗议行动。整个抗议行动中,成员除了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还包括诸如“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这样名字看似奇怪的社会团体。不过,类似的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团体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欧美的很多国家都极为普及。据统计,近年来,美国的NGO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家,台湾的NGO数量至少也在2万家以上,香港则有长达80多年的NGO创立历史。这些NGO大抵分布在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扶贫、环保、弱势群体保护等方面,并以基金会、研究所、商会、学会、公司、教会等形式存在。

这些社会组织构成了当地公民社会的主体,它们的创立和运行都服从于“维护公民利益”此一目标。所以,一旦有其他的力量侵犯到公民的正当利益,这些机构便会挺身而出。当然,全球化时代的信息、资本、商品和人口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迅捷流动状态。鉴此,这些公民组织除了维护本地公民的正当利益,往往也会爆发异地抗议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他们所维护的是“社会正义”这一宏大目标。也基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富士康悲剧发生后,香港、台湾等非本地的民众会组织抗议异地无良企业的活动。

这些旨在保护公民自由、扩展公民权利的公民组织,通过日常的行动本身,也塑造了公民组织乃至公民社会良性发展的轨道。在行动中,公民的公共精神、行动能力才得以逐步培育,公民社会的信任、网络、规范等社会资本才得以积累。更重要的是,行动本身会将“制衡强权”的观念深植公民的内心。所以,面对富士康、苹果、微软、谷歌这些强大的跨国公司,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所做的第一反应就在于监督他们的不法行动,限制他们过强的实力。

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世界上有那么多民众在抗议谷歌公司,才明白为何西方民众要抵制外观与质量俱佳的苹果手机,以及1999年的西雅图为何会爆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强权必须受到限制的观念深入人心的西方社会,很多鼓吹经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被认为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罪魁祸首,为了阻止跨国公司统治世界时代的到来,每个公民所要做的显然不是依附,而是团结起来共同限制它的强大。

当然,这种观念所作用的对象不仅仅是跨国公司这样的经济力量,对于政治力量这头猛兽,公民社会从来就不可能熟视无睹。公民制衡公权力的形式可以多样,既有依照政府所设置的渠道,比如向政府提出建议或者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也有通过社会运动、舆论监督和大众传媒的曝光来实现。一般而言,在政府设定的渠道无法满足公民的要求之后,公民便会转向后者。在今天的发达社会,之所以政府官员普遍较为清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官员一旦有不洁行径,他的丑行往往会很快被媒体曝光。

德国当代哲人哈贝马斯曾有“公共领域”一说,指的便是政府、市场之外属于公民所掌控的公民社会。晚近以来,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国度相继发生了社会运动,从18、19世纪几度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到印象深刻的妇女平等运动,以及最近几十年来让人应接不暇的和平、环境、性平等、文化保护等类型多样的运动。通过社会运动,今天的很多国家终于呈现了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方权力体—公民社会。立足于该领域,“权力制衡”的理念得以深植人心,公民的行动得以展开。同样,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公民所掌握的海量信息得以汇集,个体公民微弱的力量得以集结,最终,驯服强权的愿景也才有了实现的基点。

作者系中山大学在读研究生